冷战结束后美国军事战略调整主要针对新的安全形势，欧洲的安全形势因为冷战结束而出现结构性变化，而亚洲安全形势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呈现根本性的变局。美国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至少在“9·11”事件发生之前主要针对欧洲和亚太地区，其核心目标是防止两个地区出现可以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大国，同时要应对地区主要国家引发的局部战争。如国防部前部长佩里在其著作《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中所言，“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战略始终围着这些乙类（波斯湾和朝鲜半岛的两处‘重大地区性潜在危机’）和丙类（如科索沃、波黑、索马里、卢旺达、海地等，这些重要地区的潜在危机对美国的安全有间接的影响，但并不直接威胁美国的利益）的威胁打转转，其原因在于目前存在的这种美国不面临任何甲类（其性质和规模相当于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生存构成的威胁）的不寻常的可喜局面。”在这个安全威胁光谱中无法看到俄罗斯和中国的位置，至少在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将俄罗斯和中国的未来发展视为“不确定”，但美国可以通过预防性防务加以“影响”甚至“塑造”，防止俄罗斯和中国成为“甲类威胁”。因此，美国军事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的调整也因应了美国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变化和认识变化。总的来看，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涉华内容表现出在“遏制”和“接触”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