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随着《狱中札记》等遗著的整理与出版，葛兰西思想内核蕴藏的理论魅力和实践启迪逐渐散播开来。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领导权理论逐渐走出意大利，开始了它的“环球旅行”。作为“境外来客”，由于葛兰西思想的开放性、包容性、独特性和生命力、解释力，“葛兰西”所到之处几乎毫无例外地会掀起一股“葛兰西热”。走近葛兰西的人常常被其思想中散落在地而又俯首可得的闪亮晶片吸引，进而萌生一种走进葛兰西思想世界的好奇。随着“涌入”其中的“参观者”越来越多，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研究进入“黄金期”的同时，也随即进入了瓶颈期。如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研究的空间，成为研究者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对此，笔者试从文本使用的角度做一些粗浅的思考。

其一，加强对葛兰西本人著作的使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研究之所以“内存”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我们对于其现有文本没有充分加以利用。我们知道，葛兰西著作以零散性、不完整性和艰涩性著称，很多时候使得人们难以持续地深入和系统地贯通，从而认为在这些文本中涉及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少之又少。其实，葛兰西也曾遇到过相类似的情况。1929年4月22日，葛兰西在给塔尼娅的信中写道，“许多囚徒对监狱图书馆的作用低估。的确，一般来说，监狱图书馆的图书支离破碎，书籍都是偶然收集的，有的是慈善机构的捐赠，有的是出狱囚徒留下的。主要是些祈祷书及三流小说。但我相信一位政治犯可以从萝卜中榨出血来。一切取决于确定阅读的目的和善于做笔记（如果允许的话）”。他结合自己在监狱中读书学习的切身体会继续写道：“我觉得这足以证明可以从萝卜中榨出血来，因为在此种情况下，甚至不存在萝卜。每一本书，尤其是历史书，都可用来阅读。在任何一本小书中，都可发现某些有用的东西。”2479307因此，对于葛兰西研究而言，我们需要做的首先是将葛兰西的现有文本的使用达到最大化。

其二，加强对共产国际相关文献的使用。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研究中，葛兰西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被重视得还不够。一方面，这与意大利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不相符合。当时，像很多国家一样，作为共产国际的意大利支部，意大利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在列宁与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实现的。此后，共产国际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分析和政策的制定等方面都对意大利共产党产生了直接的指导。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葛兰西也自然会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其中，在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之初，葛兰西就明确要求意共从共产国际的学说和策略中发掘未来的行动纲领。2479308他还曾向意共中央执委会提议编辑一种篇幅在600页或700页的工人阶级年鉴，并且在其中专门开辟出部分章节，用来撰写关于共产国际的学说和策略的概述，以此说明这些学说和策略是如何在历次代表大会、执委会扩大会议和执委会最重大的活动中实现不断发展的。2479309

另一方面，这与葛兰西本人的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多少有些不相符合。作为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强调葛兰西在莫斯科期间大量地学习列宁著作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葛兰西对于共产国际内部的争论以及分裂所持的态度。当葛兰西转移至维也纳后，苏共内部的争论也开始表现出来。对于苏联共产党内部发生的这种分裂，葛兰西曾在与季诺维也夫等人的信中表达过他的态度。在这种关注中，葛兰西也初步地思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与前景问题。即便在离开莫斯科转往维也纳继续工作期间，葛兰西仍然没有忘记对共产国际相关材料的收集、研究与再利用。在其有关通信中，葛兰西就曾联系仍然留在莫斯科的革命同志，委托他们将寄存在该处的六月执委会扩大会议公报、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邮寄给他，以便能够立即使用。可以说，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这段经历，葛兰西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以及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思考才变得更加深刻和成熟。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葛兰西的思想变化中还存在来自共产国际的影响因素的痕迹。这些共同构成了葛兰西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基本要素。因此，应当加强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现有文献中与意大利相关部分的研究。

其三，加强对托洛茨基相关著作的使用。托洛茨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位很有争议性的人物。葛兰西作为意大利的职业革命家与托洛茨基之间是彼此熟识的。对于两者关系的问题，日本学者片桐薰和汤川顺夫早在1999年就曾通过编辑出版《葛兰西和托洛茨基》一书做过专门的探讨。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学者也是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其实，早在狱前时期，托洛茨基曾就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专门致信葛兰西，询问葛兰西的看法。1924年春天，托洛茨基还曾出面协调，帮助意大利共产党彼得格勒国际学校的意共党员到托马谢夫政治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专门学习。而意共的这所境外党校正是在葛兰西的倡议和推动下建立的。2479310而两人更多的交集则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问题。

1924年2月，葛兰西在对苏联的党内分歧进行分析时指出：“在党内论战中所谓左派2479311继续表现出只把革命词句挂在嘴边，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认识客观力量的现实关系。其实，在整个俄国史中，在政治上托洛茨基显然比布尔什维克还要左。”2479313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明确为阵地战策略。这种策略得以确定，与葛兰西对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批判是分不开的。他在否定托洛茨基及其不断革命论的同时，肯定和称赞了列宁关于阵地战策略的正确性和预见性。托洛茨基认为，俄国作为落后国家即便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一国胜利，也必然会陷入困境。因此，必须将革命的烈火引向欧洲其他先进国家，进而获得资本主义世界的援助。在葛兰西看来，托洛茨基这种不断革命论在根本上是错误的，他只是从俄国革命形势出发，缺乏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细致考察。而列宁则不同，他很早就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2479314

正是认识到了两者之间存在的此种反差，葛兰西才称列宁是“真正的欧洲主义者”，而托洛茨基则不是。在葛兰西看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不过是对运动战的一种过激的反映。令葛兰西备感遗憾的是，列宁1924年便离开人世，没能来得及将阵地战策略加以理论化。显然，在革命战略问题上，葛兰西选择站在列宁的一边。而要真正全面地认识这种立场，就需要我们系统地研究托洛茨基关于革命道路问题的思考，加强对托洛茨基相关著作及理论的使用。

此外，在葛兰西的文本中经常出现的思想家还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布哈林、克罗齐、卢卡奇、科尔施等。其中，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布哈林等人的著作，既是葛兰西狱前革命时期从事理论宣传活动的重要文献，也是葛兰西狱中从事理论研究的重要文本。关于卢卡奇，葛兰西曾在《狱中札记》中有所提及。2479315并且在1924年，葛兰西还曾在借道维也纳返回意大利之际，可能与卢卡奇进行过一次秘密会面。关于科尔施，葛兰西曾在1924年策划意共的宣传出版工作时，将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1922年版）一文作为首批50本普及性的小册子之一。对于这些思想家同样应得到相应的关注。

总之，“文本是思想的诞生地”。2479316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研究的空间能否得到有效拓展，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对思想文本的深度挖掘和开发。当然，于个人而言，这种初步设想的方案在这里也是一种“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