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后反殖民地运动中成立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按照其“宗主国”的模式实现工业化，都或明或暗、或深或浅地跌入“发展陷阱”，仅有少数几个国家（如日本、韩国）因为战后地缘战略重构的政治因素幸免于此。据温铁军统计，在“原住民”人数超过1亿的发展中国家2500761中，只有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产业规模扩张和产业结构调整阶段2500762。如果以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为界标，那么在这之后中国经济面临着由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全新阶段的竞争；而在这之前，中国发展的路径很好地吻合了产业资本“原始积累、产业扩张和结构调整逐步推进”的一般发展规律。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在完全不具备内部和外部条件的情况下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工业化之初，以农业为主的经济高度分散、在总体上资本绝对稀缺是两个最主要的经济特征，与那些主要依靠对外殖民扩张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这种制约必然导致中国有别于先发国家的对内和对外经济政策，否则无法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事实上，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所有经济体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可能保持稳定、连续的经济增长，存在常态性、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即使那些依靠剥削殖民地经济剩余而成功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也不能例外。如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阐明的，16世纪兴起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世界经济、国际体系和地缘政治）将世界上许多不发达国家整合到由核心国家主导的“核心-半外围-外围”结构中来，后发的落后国家就是在这种“核心国家地位强化-边缘国家地位弱化”的大环境中谋求发展，其经济波动不仅反映了其经济内部各种力量的失衡，而且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大环境的不平衡。只有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是个例外，其经济发展的轨迹及模式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