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办教育一直以不同形态存在，随社会结构变化而改变。公民办教育格局的天平多次摇摆，而每次天平易位，往往也是教育财政转变的历史节点。在“后4%”时代，对民办教育的超额需求已居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差异化需求成为主流。地方政府采取了“理性”的态度对待不同社会群体的教育需求，形成了“沙漏型”“纺锤型”“高端独大型”等区域民办教育格局。在系列政策组合拳的影响下，民办学校发展空间收窄，课外补习机构仍被资本市场看好。随着优势家庭回流，公办学校均衡面临的挑战加大。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公共财政能够投入多少改造现有的公办基础教育系统，以及公办系统自我改造的效率有多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民办教育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