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松教授生于公元1899年（即农历己亥年）十月初七亥时，原名豹，字敦伟。乳名阳春。中学时期名叔孙，后改字友松，遂以字行。其原籍湖北京山县北乡宋河镇东北二十里外群山之中的城隍冲奔龙坡陈家嘴。解放前陈教授曾加入国民党，解放后，于1956年加入民盟。其父铭初，考秀才时于场房中因污染考卷被斥不中。以“布衣”终其身。常读董仲舒“士不遇赋”以自慰，其母丁樾英，为前清优贡丁大樾先生之女，幼受庭训，称贤乡里。陈夫人朱良菊，其父为朱树馨（字木君）先生。他是湖北省工业界之拓荒者，历任湖北省高工校长、科学技术馆馆长、建设厅技正，又曾参加瑞金苏区机械弹药制造工作，有功于无产阶级革命。朱良菊毕业于西南联大，民盟中央妇女委员，在劳动人事部任职，生有二男一女。

陈友松家贫，然年幼即有大志为学，八九岁后遭饥馑，被迫辍学，在家放牛、砍柴、干农活；复染疟疾，拖病三年，幸遇姓卢的牧师至宋河福音堂布道，见其清癯聪慧，甚奇之，因惠予奎宁丸数粒，服之病止。卢又至陈家劝说其父送子到武昌教会学校继续学习。遂于1915年入英国教会循道会在武昌千家街所办的修善小学。是年冬，循道会举行鄂湘皖赣四省教会小学会考，陈以第一名而得入武昌“博文书院”，学膳两费全免。该书院实为具有初高两级的英制中等学校。修业年限为六年。陈复以其天资敏慧、勤奋过人，四年修毕全部课程。正当其快要毕业之际，适遇澳大利亚的英国教会牧师贾溥明，慨然予允资助至菲律宾留学，因而得入菲律宾马尼拉师范学校。至1922年毕业回国。先任广东省广州市立师范学校教员，后又任武昌华中师范学校教员，1924年赴沪任暨南大学附设高中部师范科训育主任，略具积蓄。即于1925年再度赴菲进菲律宾大学教育学院至1926年回国。在此期间曾有机会结识赴菲律宾考察教育的我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江苏）、雷宾南（广西，即雷沛鸿）、马鸣鸾（山西）诸先生，共同致力于教育救国之探讨。回国后，曾任广西教育厅视导员。又曾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及浙江省立西湖图书馆西文部任职（主任）。陈以其奋发精神，不仅博览了大量的英文书籍，对西方哲学、文化、教育有了更为广泛、深入的理解，而且对王云五先生所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之检字方法，多有重大创见。1928年底，得有机会参与湖北省官费留学考试，名列前茅，轰动了家乡。族人纷纷敦其回乡，锣鼓喧天，郊迎30里。因为以一放牛娃，离乡仅十余年，有幸考取官费留美，实为难得。

陈友松教授以胸怀禹稷，教育救国之宏愿，于1929年初赴美，先后在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就读，兼任华侨《中西日报》主笔。于是年9月赴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历时五年获得三级学位：学士、硕士、博士。在此期间曾深得当时伟大的教育家社威的亲自指导，深得其学说之要旨；并师事教育家孟禄、坎得尔、施菊野诸大师，得其心传。但根据当时中国教育之现实，除了注重比较教育的研究，复潜心于教育经济之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就题为《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The Financing of Public Education in China）（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著名经济学家，后来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先生的高度赞赏，并为之作序。在序言中称其“在教育学与经济学之边缘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工作”。50年来，陈之研究工作虽旁及其他重要领域，但对此项研究迄未终止过。

陈友松教授于1935年学成归国之后，曾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任系主任，在厦门大学、广州勷勤大学、贵州惠水乡政学院任实验教育主任。在西南联大教育系以及北京大学前教育学系任教授。1952年后又任北京师大教育系副系主任，现任北京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

陈友松教授是我国电影教育理论的拓荒者。早在30年代，在上海大夏大学开设的电影教育课程，就深受学者欢迎，南国农主编的《电化教育学》一书中写道：“1935年上海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开设教育电影课，这是我国最早在大学开设的电化教育课。”“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友松著述的《有声教育电影》，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电教专著。”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在抗日时期，由当时湖北教育厅长张伯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同学，专攻师范教育）的亲自邀请，代理其所创办之湖北教育学院的院长1901457，并主持一切开创事宜。陈于1942年夏回到当时湖北省政府所在之恩施地区。以“筚路蓝褛”的精神，在五峰山下，披荆斩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筹建工作即初告底成，建立起教育、史地、英文、国文、音乐、数学、哲学、体育等八个科系。并延揽名家担任各系领导及教学工作，使寂静的山区顿时弦歌四起，正气浩荡，从其所建立于五峰山口之牌坊上所书之作为校训的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不仅可以窥其创建湖北教育学院的苦心孤诣，而且振奋了民族意识。在开学之日，陈教授更是慷慨激切，勉励学子奋立大志。引古人之言曰：“士何事？曰尚志，志何在？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忧天下之忧，‘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是我们时代的脉搏和命运！”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个介绍苏联教育理论，于1944年出版了《苏联的教育》（重庆：商务印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陈友松教授面对着新的使命，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学习俄语，在翻译苏联教育论著方面做了重要的贡献。即使在被划为右派以后，仍孜孜不倦地译作。其所译外国教育资料达数百万字，这种著书立说之精神至晚年而不稍衰。从其回国之日起至目前为止，其所出版之主要著译有：《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教育财政学原论》、《有声教育电影》、《实验中学教育》、《苏联的教育》、《凯洛夫教育学》（合译）、《苏联教育史》（合译）、《人民民主国家的教育》（独译）、《学校管理》（合译）、《班主任》（合译）、《杜威批判》（合译）、《杜威教育哲学》（独译）、《高等学校讲课方法》（合译）、《教育研究的内容与方法》（独译）、《当代西方教育哲学》（主编，1982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又为湖北广播电视大学主编《教育学》（198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友松教授曾积极从事国际教育交流活动，1933年由孟禄博士推荐担任世界教育联合会扫盲组干事。1934年被选为全美教育学名誉联谊会会员（必须具有博士资格）。1946年被选为中国教育学会理事兼北平分会负责人，1947年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中国代表。又曾任电影教育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70年代末任中国比较教育学会顾问。80年代任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顾问，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顾问。

陈友松教授虽在晚年历尽22年坎坷，双目失明，却壮心未已。常以诗词言志。自1976年以来先后写了长短诗几十首。引其《自励诗》一首，尽以概见其抱负，“欣逢科技春风暖，喜沐江山化雨新。五衷感戴英明党，八旬愧作闲盲人。思为四化添砖瓦，欲效六盲事耕耘1901459。……好景不只黄昏好，明朝更比夕照明”。不仅此也，而其学术思想、道德文章，愈老而愈见其炉火纯青，其所作“外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两副对联，即可证之。“苏格拉底、杜威、洛克、桑代克、赫巴特、科南特合理取内核；夸美纽斯、卢梭、皮奈、斯宾塞、凯洛夫、赞可夫辩证为中用”。“孔曰学习，博文约礼，周游列国，寻师问老，因材善诱，过勿惮改，爱众成仁，毋厌，毋倦，毋愠，铎音宛在；孟乐教育，专心尚志，私淑诸人，称尧道舜，知言好辩，书不尽信，贵民取义，不淫，不屈，不移，浩气凛然”。由此可见，其学由博及约，由精湛而达于纯正。由经世致用而期于完善。其所主张五全观之教育1901461，即其长期涵咏淬历所得之者，此种教育观尤其得到当代美国教育家马克拉斯基之赞许。

陈友松教授毕生尽瘁于教育，不仅其个人声溢中外，国外著名教育家来访者时而有之，国外著名的教育研究组织及学者邀请其出国讲学者，亦有之。而其门生驰名中外者颇不乏人，如昆明师范学院院长卢濬，陕西教育学院院长田家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钟启禄等是也。

1986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