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我被选调到江苏省徐州市丰县计生委担任刚组建后的第一任主任。1985年5月，徐州市计生委的老主任们多次向组织部门推荐，调我到市计生委去接班。徐州地处江苏省的最北部，是江苏省经济欠发达地区，也是计划生育工作最困难的地方。记得在徐州市工作期间最怕也最想的就是去省里开会。怕去是因为工作排位总在全省末位抬不起头来，汇报工作也没有底气；想去是因为能听到其他各市汇报的情况，他们介绍的如何制作各种类型的宣传品、如何发放避孕药具、如何坚持孕前管理、如何组织基层干部培训等经验和做法对我启发很大。回去以后我把这些好的做法结合本地实际做了一些尝试，也很有收获。

1990年我调入江苏省计生委工作。当时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刚结束，数据表明江苏省人口出生率处于全国的平均值，这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贯彻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精神。实行党政一把手总负责，全面推行人口目标管理责任制，并将人口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县（市、区）列入重点管理。记得实行重点管理时，南京五县也成为重点管理单位，这是南京市委、市政府不能接受的。南京市委分管领导胡序建书记亲自上门找到陈惠仁主任和我，责问我们为什么仅仅以人口出生率划线将南京五县列入重点管理。这件事对我们的触动很大。我们认真进行了反思，各地市的人口结构不同，城区中流动人口多、年轻人比例高，仅仅以人口出生率来判断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的好坏是不恰当的。经过慎重研究，我们在目标管理责任制指标设立上，取消了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指标，突出了计划生育率，增设了节育措施落实率、及时率、有效率等反映工作质量的指标。

1993年，国家计生委提出了“计划生育工作既要抓紧又要抓好”的指导方针，这给我们指明了工作方向。我们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贯彻好抓紧抓好指导方针，计划生育工作上水平”的大讨论。同年11月，我们召开了“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上新水平”的研讨会，会上提出了“全面贯彻落实抓紧抓好的指导方针，在坚持‘三为主’的基础上，确立一个大人口观念，建立一个大服务体系，努力实现优质服务、群众参与、社区发展三方面突破，把计划生育工作推上新水平”的要求，并就如何上新水平的思路、内容、方法、机制、手段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但是优质服务从哪里入手？育龄妇女的需求是什么？这是我们当时亟须了解的问题。1993年年底，我们组织了对苏南、苏中6个乡镇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的现状、意愿、需求等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89.2%的已婚育龄妇女采取了各类避孕措施，97.26%的已婚育龄妇女对目前使用的避孕方法感到满意。但可悲的是，有95.6%的已婚育龄妇女对目前使用的避孕方法的类型、可能出现的副反应及其解决的方法全然不知。由于措施落实不及时或服药不按要求，哺乳期以及带环、脱环造成的意外妊娠的比例较高。调查结果提示我们的工作还仅仅停留在落实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措施，但对落实何种措施、落实后情况怎样却很少过问。仅以上环为例，该妇女究竟上了什么型号的环、何时上的环、上环后有何反应、这种环在体内放了多少年、有效期超过了没有、需不需要更换其他措施等都不清楚，从生孩子后到度过育龄期近3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或没有系统地进行管理和服务。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综合管理的主管部门是计生委，我们不仅没有全面履行好国家赋予的职责，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广大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

同年年底，时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蒋正华和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亲自主持，由我牵头，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派员参与研制开发的“县级育龄妇女信息管理系统”在江苏省太仓市试运行成功并通过鉴定，准备在面上推广。这使我们想到，收集育龄妇女完整的婚、孕、产、避孕信息难道仅仅是为了加强管理吗？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对以往为育龄妇女提供生育、节育服务过程中的一些不规范不科学的行为加以改进，避免盲目性，增强科学性？我找来规划处处长孙靖华和科技处处长董光华，与她们商议。经过多次沟通协调，我们把育龄妇女婚、孕、产、避孕各个时点的服务要求整理出来，量身定制了一套规范服务的程序，提示基层按时间和规范为育龄妇女开展服务，让管理和服务合拍运作，真正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上，提出了“以人为本”和“生殖健康”的新概念，更坚定了我们围绕育龄妇女开展科学规范的生育保健和避孕节育服务的信心。我们在当年年底召开的全省计划生育服务工作会议上，下发了《关于做好避孕节育全程医学监护和生育保健服务的实施意见》和流程图，推动面上工作的全面开展。

1995年国家计生委正式提出了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这为我们的工作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为推动“两个转变”的实施，国家计生委启动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记得当时选择试点区县的时候，我曾向主持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办公室工作的张二力司长请示，能不能让江苏全省参加试点。张二力司长对我们说：“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你们自己先干着，选一个县参加试点就可以。”我们经过认真研究，推荐了盐都县，盐都县地处苏北，是全省计划生育重点管理县之一。盐都县党政领导十分重视，更重要的是有一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县计生委主任刘高英。如果盐都县工作能跟上全国优质服务的步伐，全省优质服务工作的推行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按照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办公室的要求，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全省范围内将准生证改为服务证。长期以来，育龄群众要备孕生育必须先领准生证，否则视为计划外怀孕。生孩子去医院要凭准生证接生，生完孩子去派出所也要凭准生证申报户口。对此育龄群众很不满意，群众来信来访反映此类问题很多。但是，准生证又是当时我们管理和控制育龄群众生育行为的一个重要手段，要取消它必然引起基层干部的顾虑。记得我们当时召开座谈会征求基层意见时，会上一片反对声，参会的同志反对把准生证改为服务证。我们反复做基层的工作，强调将准生证改为服务证不仅仅是名称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转变；不仅仅是为了掌握育龄群众孕产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思考围绕育龄群众的孕产信息如何开展适宜的服务，真正在思想上把育龄群众从管理对象转变为服务对象，让育龄群众真正成为计划生育的主人，让育龄群众更加自觉地参与计划生育的各项活动。在经过上上下下几轮反复征求意见统一思想后，我们下发了《关于在江苏全省范围内将准生证改为服务证的通知》。

接着我们又对目标管理责任制做了相应的改进。首先，对市级的目标管理责任制期限由1年改为5年，更着重考察工作稳定性，同时考虑各市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计划生育水平不同，在指标值的设定上对各市体现实事求是的差异性原则，从而调动各市工作的积极性。其次，省里不对市级工作排名，不对县级工作考核，把县级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管理权交给市里，一级管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省计生委在县级开展以5年为周期的计划生育合格县、先进县、示范县创建活动，让市、县不是忙于应付考核，而是腾出精力来抓基层基础工作。最后，我们在指标设立上增设了知识普及率、知情选择率、随访服务率、群众满意率，以体现指标的导向作用，让基层在抓好稳定低生育率工作的同时，下力气抓好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的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改进，对调动和释放基层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办公室的指导下，我们紧紧围绕“以人为本、优质服务”的指导方针，“九五”期间开展了“避孕节育全程服务”，“十五”期间实施了“避孕节育服务和生殖健康促进系列工程”，“十一五”期间推出了“避孕节育、生殖健康、家庭保健”行动计划，全省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回想起来，我从1983年调入计划生育部门到2013年退休离开，整整30年光景。30年间我在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曾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南京人口国际培训中心主任）不同层面、不同职级上工作过，亲身经历了计划生育部门从卫生系统划出成立计生委到与卫生系统合并组建卫生计生委的机构演变过程，亲身经历了从鼓励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调整过程，亲身经历了从对育龄群众生育行为的严格管理到为育龄群众全方位提供优质服务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转变过程。我与计划生育工作真有缘。很多人都问过我，靠什么精神在这个不起眼的部门坚守着。扪心自问，我也认为计划生育部门工作性质单一、接触面窄，但我们那一代人，党叫干啥就干啥，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干一行就要钻研一行，干一行就要干好这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