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在中国优质服务评估的回忆中，我发现自己竟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这是一次多么特殊的机会！我能与一群敬业、勤奋的中国同事共事，分享朱迪斯·布鲁斯的优质服务理念，并把它应用到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的评估中。我的一位南亚学生和一些写过印度相关论文的研究者常说，中国与印度差别很大，中国一直是一个迷人的地方。这次评估，我到过中国不同的省份，访问了许多计划生育基层官员和服务人员，走访农村家庭，同村民们谈论日常生活和计划生育，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特殊的机遇。

当我听说国家计生委的高级官员张二力要学习国际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理念，并用它来评估正在开展的优质服务试点工作，我很感动。他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方案必须改革。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他们所付出的艰辛不会被人们完全理解，虽然当时提出的诸如优质服务原则、知情选择等新概念在今天已经被广泛接受了。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优质服务问题，并建设性地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与当地官员、服务人员和服务对象正式访谈时，我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提出问题，我当然没有隐瞒我所要问的问题。第二，晚上在结束访谈后，关于优质服务的交流仍在继续，我们广泛地交流各自不同的观点。我尤其记得与张二力就优质服务有关问题的争论，我们都在捍卫自己的观点。当我在为知情选择的自主和知情的原则辩护时，张二力开玩笑地说我是“troublemaker”（捣乱者），我知道这是基于热诚和友谊的精神，而不是批评指责。

我不仅可以自由地提问，而且得到了很有礼貌的尊重和照顾，以至于发生了相当滑稽的事件。一天，我们访问一个相对偏僻的山村，当时，张二力（团队的中方领队可能是张二力，但我不完全确定是否是他）必须回到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他对队员们说在他开会期间希望一般情况下不要打电话去打扰他（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乡村要打一个长途电话也确实不容易——译者注）。他离开评估小组回北京后，我们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进行实地调研。中午时，我正在拜访一个贫困家庭，村民邀请我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吃饭。我接受了邀请，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后来我了解到，团队成员非常担心我在农民家吃饭，认为这不合时宜，因此决定打个电话到北京，询问张二力：“露丝和村里的一家人吃午饭，可以吗？”由于被打扰张二力显得有点不高兴，于是，他回答道：“如果她饿了，她应该吃东西，对吧？！”

在当时中国生育政策的背景下，知情选择的原则显然不适用于一位妇女或一个家庭对生育子女数量的决定。但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启示，因为我知道，即使选择了一种常用的避孕方法，也具有巨大的价值。举个例子，我记得有位妇女知道她可以选择使用某一种类型的宫内节育器时，她很欣慰，并且很高兴能有这样的选择机会。

总的来说，我很钦佩这个团队，因为他们在很多方面采用了新的定性评估方法，并且在中国计划生育领域一些极具挑战性的项目中应用了优质服务的原则和适宜程序。这个团队在实地调研时非常努力，我很高兴地知道“准时”对他们来说和对我来说是一样重要——这不像我在其他项目中所经历的。

在评估完成后，我们在密歇根大学参与了协助中国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美国的两项活动，这要感谢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和支持。印度的访问对中国同事来说很重要，因为印度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模式让人们接受公共卫生部门开展的计划生育服务。我永远不会忘记张二力在访问印度拉贾斯坦邦诊所时的反应。他完全没有想到26位妇女分两排躺在诊所的地上等待做绝育手术。他不得不退出诊所，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第一站来到密歇根大学，这个团队提出的要求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他们说：“我们想访问美国农村，与当地农户进行交流，就像你访问中国时总是想与农村家庭交谈一样。”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请求，我从来没有和密歇根的村民交流过，因此不得不调动我的关系网，让朋友们联系并安排了一些美国农户，这些访问最终成为每个人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