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出标志着执政理念的更新升级。从传统的统治理念走向治理的理念，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当代中国最大的一个转型是从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可以看到，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更多的是国家行动的目标，而较少成为影响国家的思想和动机的源泉……社会的某些组成部分可能反抗国家，但总体框架一直是，社会看不到它与国家的区别，或有任何办法向国家提出重大要求。”2651871在传统社会里，社会是屈从于国家的。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要打破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改革还创造了一个极其活跃而不同的社会。”2651872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调整，户籍制度的改革，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的权力在不断地退却，社会成为国家的补充力量在今天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成为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社会在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中所蕴含的治理功能是不可替代的。一个国家要实现长治久安，首先就要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

首先，我国正经历着从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这个转型是全方位的、整体的，当然也是分阶段的。公正社会正是在社会转型期这一个背景下提出的。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就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解决把蛋糕做大的问题，我们采取的方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可以说，这是当时时代的要求，定位非常准确，也为改革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我们发现，蛋糕是做大了做好了，但是如何分好蛋糕成为问题。快速的发展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也产生了阶层、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如何让大家共同富裕起来，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其核心就是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因此，建立公平正义社会成为当前以及未来社会治理的首要问题。其次，从具体层面，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带来的是社会结构的大转型，传统上所依存的社会结构不复存在，导致心理上的和观念上的巨大落差。传统的乡村民约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制度在新的时代中，已经失效，无法发挥作用，迫切需要建立健全新的体制机制，这也为公正社会的提出提供了制度支撑。再次，在技术形态上，互联网的出现，信息的公开透明，随之而来的公民权利的自觉自省，人们不仅需要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同时还需要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最后，当前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流动弱化、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如何破解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这也是社会治理需要思考的问题。

公正社会正是在社会结构的剧烈转型、施政目标的转变、社会价值诉求的变化中提出的，它符合时代变化、适应社会转型升级的需要，体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是对小康社会内涵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如何能够实现社会公正是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之一。首先，要解放思想、转变思维。社会治理不同于社会管理，它强调的是关系双方的互动、调和、统一。因此，必须转变传统理念，不是谁统治谁的问题，而是实现利益最大化。一个社会如果只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这个社会便失去了最为基本的公正意义。其次，要约束公权力，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边界。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2651873的总体格局下运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具体来说，要向实现“公正社会”，就必须约束权力，这是实现公正社会的最直接路径。“权力不受制约”直接危害着公正社会，因此必须以法治来约束权力。如果不对公权力进行约束，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不可能得到相应的保障。最后，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自治的实现基于参与者的自愿和组织者的非强制性权威，具有公共部门不可比拟的亲和力，更容易采用“润物细无声”的温和方式实现社会和谐的治理目标，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关于公众参与的问题，当前存在参与渠道不通畅、参与程序不规范、主体意识不强、社会组织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在政府的帮助下，鼓励社会各界广泛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比如各种社团、慈善组织等，这不仅能够完善社会治理，使得社会参与有序、科学。政府和公众成为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共同进行社会管理，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提高社会管理效率，还可以促使政府自身的社会管理模式进行革新，从控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当然，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受各种约束条件的影响，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各种过渡性制度的安排，包括政府制度的制度来培育市场，扶助社会。但是，必须清醒的是，政府为主导是过渡时期的政策，放权让利，让利于民，用法治来约束政府的权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和社会的活力，也必然是未来改革的方向。

中国实现富民强国的内在逻辑指向：关键取决于制度的内在合理调整及其供求能否处于新的均衡状态，从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具体来说就是，能否实现从发展型的全能政府向服务型的有限政府的转型，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