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现代哲学和现代美学一道，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见证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争论、动荡与激变，反映出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思想文化轨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它经历一个诞生、发展、成熟和走向深化的过程，同时也经历了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记取的教训。20世纪下半叶，当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也走向了它的第一个高峰，在激烈的学术争论与交流中，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科形态——实践美学。因此，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风雨历程进行全面的回顾和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过程和意义进行全面分析，就成为新世纪美学走向深入的一个前提和基础。

该成果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全面考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从诞生、发展到全面展开、创立自己的学说的过程，并对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哲学和美学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成果大体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和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诞生、发展的过程、其历史使命与历史局限性等问题，同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做了分析考察，以资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参照与借鉴。该成果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问题联系起来，讨论了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现代性启蒙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曾经起过的作用，分析了作为新功利主义美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作为超功利主义美学的中国现代美学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阐述了实践美学的产生过程和发展阶段，论述了实践美学在克服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狭隘功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指出，在实践美学中个体与群体、感性与理性、历史必然性与个体偶然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和矛盾。

第二部分分别论述了蔡仪、李泽厚、朱光潜、蒋孔阳、刘纲纪等人的美学学说，客观地分析了他们的学说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以及不足之处。蔡仪作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创始人，在批判资产阶级美学的各种唯心主义学说和坚持唯物主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也是第一个完整系统地建立起美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蔡仪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是他把美学建基于认识论学科，缺乏价值论维度，因而对于美的本质等问题的论述有诸多缺陷，同时也为后人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留下了学术空间。李泽厚作为中国实践美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了康德的先验唯心论，同时，创造性地吸收和融合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容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以及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说，把马克思主义美学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实性、实践性、理想性与人文性，对20世纪后期中国的现代性思想启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泽厚实践美学的一系列概念，如“主体性”、“积淀”、“文化—心理结构”等都超越了美学范围而进入中国当代社会的公共话语层面，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的学术表达。但是，在思维方式和学科建构方式上，李泽厚始终有一种二元论倾向，在他的学说中存在着诸多二元对立的概念或范畴，如感性与理性、工具本体与心理本体、历史总体与感性个体、外在自然人化与内在自然人化等等。一方面，他试图以辨证论方式把它们统一起来，使他的美学显示出一种思想和逻辑的深刻性；另一方面，这些矛盾对立的存在，又使得他的学说有时候呈现出内在的矛盾性。朱光潜在新中国成立后真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对自己过去的美学观点进行认真的批判和清理，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如“艺术活动是一种生产劳动”，“美是一种意识形态”，实践不仅包括物质生产，还包括像艺术创作、审美欣赏这类精神性活动。这使他虽然和李泽厚相互争论，实际上却在一定程度上和意义上构成了相互补充。蒋孔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博采西方古典和现代美学众家之说，特别是注意吸收现代西方哲学美学的新学说，创立了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学说，把美看做是多层累的创造，是对积淀说的一种合理补充，开启了实践美学的另一种思路；刘纲纪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实践批判的存在论美学，同样也构成了实践美学的一个维度。正是这些学者多角度、多侧面地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与阐释，才构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美学的繁荣和多元发展的局面。

第三部分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围绕着实践美学所展开的争论作了一个概要地回顾，并对90年代以来实践美学的一些新的发展动向做了简要地描述。既包括20世纪80年代即已参加过实践美学争论、并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如杨恩寰、李丕显等在90年代以来的发展状况，也有一些更为年轻的学者对实践美学的继承、发展，如朱立元提出“实践存在论美学”，张玉能“重树实践美学的话语威信”，等等。对于后实践美学在批判实践美学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生存”、“实践”、“异化”、“自由”等；基本命题如“人化就异化”、“实践就是异化劳动”、自由只存在于非现实的“超越领域”等，进行了深入而客观地分析。通过分析，成果认为后实践美学对这些概念的使用上多有不当之处，这些命题基本上无法成立。

第四部分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基本观点出发，回答“21世纪美学何为”的问题，提出如何从美学角度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部分也是作者在批判继承各位前辈学者学说的基础上对新世纪美学理论建构与社会作用等问题提出的自己的思考与见解。自马克思开始，哲学的重心便已从认识论转向了实践论，马克思以后，又转向了个体生存论。哲学在今日世界的作用不在于像古代或近代哲学一样探讨世界的本源或本体——因为这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可以由科学去回答——而在探讨人生和命运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日所要探讨的就是人类的生存状况，人类的命运，是从“人活着”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向“人为什么活”，“活得怎样”延伸。物质生产的工具本体解决的是“人活着”的问题，而“为什么活”、“活得怎样”则应该属于心理本体所要解决的问题。从人类发展来说，工具本体走到今天，其唯一的本体地位已经发生了动摇，精神问题、心理问题从历史的背后走到了前台。这样，历史与逻辑走到了一起。哲学的追问最后走向了美学，而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走向了美学。发掘工具本体的诗情画意、实现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自由而诗意地生存成为历史向今天和未来的人类提出的任务。换言之，在工具本体所造成的物质力量之外，建设一种价值论、意义论的人生本体，已成为当务之急。

该成果认为，这种人生本体，在宗教神学的信仰崩塌、道德形而上学同样归于失败的当今之世，只能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理解和爱护的情感。情感一方面联结着生命的本能欲望，是心理功能的升华，另一方面包含着后天的道德修养，是一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世界的爱与责任担当。它以中国传统的血缘亲子之情为基础而又超越狭义的亲情，同时它借鉴了西方启蒙学者的自由、平等、博爱学说的精神内涵。这种爱，小而言之，是一种同情之心，即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广而言之，它是一种胸怀天下、“仁民爱物”的博大深层的普遍之爱。这种爱，在对待自然的关系上，是对自然的尊敬、欣赏、感恩与敬畏之情。这便是实践美学在实践论基础之上所提出来的情本体理论。

情本体的建构也是和谐社会的内涵之一。该成果对如何从美学角度建构和谐社会提出了理论上的解释，认为和谐社会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主要应该对生态美的建设，从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上说，主要应该提倡“人的自然化”、追求在工业化现代化基础上新型的天人合一的自由审美境界；从人的心理建构上说便是“情本体”的建构。

该成果史论结合，能够更为深刻地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与历史局限性；点面结合，既有对整个实践美学的总体理论考察与评价，又有对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此外，还对围绕着实践美学所展开的美学争论作出了描述与分析；对从美学上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的大胆假说，提出了“生态美”概念，并联系“自然美”和“社会美”的传统美学概念对生态美的内涵进行了独到的阐发；本书还提出，在中国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社会形态混合杂糅的状况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应该以“生态美”作为美的最高形态和建设的最终目标；在人类走向都市化生存方式的现代化条件下，应该以“自然化”作为人与环境建设的审美理念，这些都是富于创见性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