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作为近代中国教育事业中的一环，其发生发展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渊源。“求富求强”“复兴中华”，近代中国不同政府的政治文化变革指向颇为一致，社会教育也随之被纳入“再造民众”“再造国家”的政治框架，赋予了改造国民、改造社会的双重使命。民国肇基，教育部首设社会教育司，为社会教育全国性发展酝酿与铺垫了政治和社会舆论，提供了行政力保障，社会教育得以发展为席卷全国的变革运动。但因被涂抹上国家角度和政府偏好的色彩，社会教育发展的规模和程度主要依赖于政府行政力度，而非取决于民众需要和社会基础，此外，普通民众难以理解和体会到制度设计者的“愿景”，也导致其参与热情和动力不足。政府、知识精英的制度设计和社会教育实际绩效之间普遍存在张力，在近代中国的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松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