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活动空间分布不均衡的常态，是产业优化升级与空间布局发展历程中的必经阶段。有关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时期，马歇尔最早于1920年指出，产业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逻辑在于集聚所产生的外部性，主要涉及地方化的劳动力池效应、专业化的中间投入品共享以及技术溢出效应。此后，在马歇尔提出的集聚外部性的基础上，针对产业集聚增长效应的研究也呈现如火如荼的研究态势，像罗默（1986）、克鲁格曼（1991）、格莱泽（1992）、波特（2000）等学者均对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过研究与阐述，其中尤其以克鲁格曼为核心建立的新经济地理学派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新经济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从空间经济活动的角度研究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问题，认为产业集聚主要存在三方面原因：需求、外部经济与循环累积的自我实现机制。具备较大市场需求的地理区域能够吸引大量相同或不同的企业集聚，进而形成规模经济促进经济增长；产业集聚在某些地域形成本身可能只是历史的偶然，但是一旦产业集聚格局形成，在缪尔达尔循环累积因果链的作用下，便会产生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加强集聚，偶然的历史因素会形成必然的集聚结果；而外部经济主要来源于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性理论，不再赘述。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打破了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关于增长的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条件，强调市场需求、运输成本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更加贴近现实。

随着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逐步深化，这一理论也受到来自现实经济发展的挑战。在对外开放逐渐深化与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全球经济发展越来越呈现一体化发展态势，区域界限逐渐弱化。尤其是伴随着以高速铁路为核心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低成本或近乎无成本的远程、瞬时交流成为现实，技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实现更加自由的转移。当然，事物的发展受外因影响，但内因才是决定因素，所以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限制的最重要原因还在于集聚自身。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取决于向心力与离心力，在产业集聚发展初期，运输成本降低、规模报酬递增和紧密的产业关联等作为主导力量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产业集聚呈现不断加深的态势。但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上升，会逐渐引发要素价格上涨、资源匮乏、竞争加剧等拥挤效应，当集聚效应不足以抵消拥挤效应时，产业集聚就会越过转折点，此时离心力大于向心力，产业集聚度相应减弱，趋于分散。所以，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呈现倒“U”形发展状态，不同阶段的作用效果具备异质性。

目前，以工业或制造业为主的产业集聚历经长时间的集聚发展态势，在发达地区集聚所导致的拥挤效应逐步显现。以我国东部地区为例，改革开放后，我国东部地区一直是经济集聚发展的前沿阵地，但是随着劳动力要素价格上涨、东南亚国家竞争加剧等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东部地区产业逐渐向具备要素优势的内陆地区和东南亚地区转移扩散。然而，在产业转移扩散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产业集聚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已经减弱甚至逐渐消失，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在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过程中，产业集聚与扩散呈现生命周期性的动态变化，产业集聚与扩散过程并不能完全区分清楚，而是相互弥补、互相融合、共同存在的。在集聚效应大于拥挤效应前，产业集聚为主导；在拥挤效应强于集聚效应后，产业扩散就更为常见。但是，在产业扩散过程中，无论是产业转移区域还是承接区域，均在动态调整过程中挖掘新的具有增长潜力的产业，进行新一轮的主导产业选择，进而形成新一轮的产业集聚，即产业再集聚。所以，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会因为产业扩散而减弱或消失，而是会以产业再集聚的模式继续发挥作用，即产业空间布局调整是导致经济增长长盛不衰的因素。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产业再集聚的发展在特大城市和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更具代表性，因为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特大城市为代表的城市群在经济发展初期，已经充分释放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集聚的增长动能，产业扩散、结构升级与城市转型成为这些城市群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在这个阶段如何更好地实现新兴产业的再集聚发展，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因此，考察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产业再集聚发展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是对产业集聚与扩散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在特大城市结构升级、产业转移扩散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更具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