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贵

2012年是我国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承上启下的一年，也是党的“十八大”召开的一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为了完成2012年的各项任务，关键在于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按照中央的这一方针，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把预期增长速度定为7.5%，我认为主要有四点考虑：一是与“十二五”规划年均增长7%的目标逐步衔接。“十二五”规划确定的7%的增长速度，是在各个方面经过认真研究、协调的基础上确定的，是比较科学和符合实际的。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2%，已经为今后几年的发展打好基础，今后四年保持在7.5%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完全能实现并超过“十二五”确定的发展目标。二是考虑了近期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的实际情况。201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逐季回落，今年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国内经济面临许多矛盾和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要超过上年客观上有很大难度。三是为实际工作留点余地。7.5%只是一个预期指标，定得低一点有利于给各地、各方面减压，实际执行结果有可能超过。四是宏观政策的一种导向，这是最重要的。为的是要引导各地、各方面不要盲目追求增长速度，切实把工作着力点放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关注民生上来，以利于实现我国经济平稳、协调、持续发展。

转变发展方式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改革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下面就这个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 投资驱动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对外贸易总额也上升到第二位。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这是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面临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等深层次问题。

就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看，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它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从“十一五”期间GDP的构成看，投资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上升，2006年占50.9%，2010年上升到69.3%；资本形成率2006年为41.8%，2010年上升到48.6%；从投资增长速度看，“十一五”期间投资年均实际增长21.9%，远高于GDP年均11.2%的增速；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2006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3.9%，2010年达到54.0%，其中2009年甚至高达91.3%（见表1）。

表1 “十一五”期间投资占GDP的比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由于投资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使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来看，“十一五”期间，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仅为41.4%，2006年为40.0%，2010年下降到36.8%，下降了3.2个百分点（见表2）。

2011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2%，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1.6%，从数字上看比2010年提高了14.8个百分点，但这并不能说明投资与消费结构有了很大改善，这与出口对经济的拉动是负数有一定关系。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看，2011年只增长17.1%，如果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只增长11.6%，比2010年还降低了3.2个百分点，比平常年份增长13%左右的速度也要低。

表2 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正因为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增长贡献起主要作用，而且较大一部分投资来源于各级政府的直接和间接投资、来源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投资，所以政府往往把投资作为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使用。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就想办法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当经济增长过快时，就想办法压缩投资，抑制经济增长。投资似乎成了政府调节经济增长的一种灵丹妙药。

2012年，由于受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乏力、对进口需求减少和贸易保护主义趋向增强等因素的影响，还很难改变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负贡献的格局。如果消费需求不能增强，经济增长幅度下降过大，政府有关部门很可能会放松对投资的控制，甚至出台鼓励投资的政策，从而继续沿着以投资驱动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老路子走下去。由此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失衡，经济发展质量的进一步下降。这是我们必须十分警惕和防止出现的一种结果。

二 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在经济基础薄弱时，加大投资，为经济发展打好基础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长期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既使经济结构畸形，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又不可持续。

第一，它使投资和消费的比重严重失衡。“十一五”期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值逐步增高，2006年为50.9%，2007年升高到51.7%，2008年升高到55.0%，2009年升高到65.9%，2010年又攀升到69.3%，比2006年提高了18.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4个百分点以上。从资本形成率看，“十一五”期间，只有前两年在42%以下，后三年也快速上升，2008年达到43.9%，2009年达到47.5%，2010年达到48.6%。与此相反，居民消费率在逐步下降。2006年，居民消费率为36.9%，2007年之后就下降到36%之下，2010只有33.8%（见表3）。

表3 “十一五”支出法GDP构成

从深层次看，投资和消费结构的严重失调，挤压了居民收入，使居民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降低。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向资本倾斜，居民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见表4）。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居民消费是居民收入的函数。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连年下降的势头，进而形成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

表4 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

第二，它使产业结构失衡。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除三次产业不协调外，各个产业的内部结构也十分不合理。以工业为例，这种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使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工业化程度低，人们日常需要的日用工业品十分短缺。这是我们长期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发展而造成的。当时调整产业结构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调整轻重工业的结构。经过多年的努力，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43%，上升到1985年的47.4%，之后的10多年，轻重工业的比重均在50%左右波动，基本上保持了协调发展的态势。到20世纪末，我国的工业结构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重化工业发展趋势，在1999～2008年的10年间，轻工业产值比重由41.9%下降到28.9%，重工业由58.1%上升到71.1%。重工业的比重比改革开放前还要高。这种变化既与我们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有关，也与我们形成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直接关系，大规模、快速增长的投资对钢铁、水泥、石化、船舶、能源等重工业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了它们的发展，有些行业产能已经严重过剩，比如钢铁行业由于产能过剩，竞争激烈，钢铁主业已经全行业亏损。而旺盛的需求把不少技术落后、原材料消耗高、浪费严重、管理水平低、经营不善的企业也保护了下来，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很难进行。

第三，它使资源与环境不堪重负。由于投资是拉动经济的重要动力，消耗的资源越来越多，不得不依靠进口，我国的石油、铁矿石、铜、铝等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0%，而且还在继续攀升，不仅造成输入性通胀，而且使经济的安全性受到很大影响。

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源的大规模消耗和环境损害的低成本，使空气、水资源、土地等的污染和破坏越来越严重。有关资料显示，全国七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的断面为劣Ⅴ类水质，全国约1/2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现象；大气的污染十分严重，我国的碳排放量已居世界第一位，2010年全国17.2%的城市空气质量未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公共场所室内空气质量达标率不足50%；土地污染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初步统计全国受污染的土地约有1.2亿亩。尽管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来治理，但是收效并不明显。

第四，它使投资效益下降。投资效果系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新增加的GDP，等于GDP增加额除以固定资产投资额。它是衡量经济效果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投资效果系数不仅大幅度地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而且在波动中下滑的趋势十分明显（见表5）。

表5 历年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

到2009年，投资效果系数为12.0%，处于有历史数据的最低水平，即每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GDP只增加0.12亿元，比1996年减少了3320万元。说明在投资规模增大的同时，资本投入的生产效率却在降低，高投入、低效益的问题较为突出，部分资金投入后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运用，投资资金的低水平运作，严重影响了投资效益和质量的提高。

三 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以上分析说明，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方式带来了许多问题，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必须深化改革，转变这种发展方式，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增强消费、投资、出口对我国经济的协调拉动力，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协调和持续发展。

首先，要改变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

要增强政府预算的全面性、严肃性和权威性，提高政府预算的公开透明度。要加快修改完善预算法。政府预算必须覆盖政府收支的各个方面和各种项目，要由现在形式上的全覆盖预算管理尽快过渡到实质上的全覆盖预算管理；必须要有法定的赤字规模和全部债务余额规模管理目标，不经人大通过不能突破；当年的财政结余的使用必须经过人大批准，除可以用于冲减赤字、转入预算风险调节基金和弥补社保基金不足外，原则上不能用于增加预算拨款；政府和人大绝不能为任何经营单位提供债务担保。预算经人大批准后，政府和财政主管部门必须认真执行，未经批准不能调整变动；人大应该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加强对预算的审批和监督；要提高预决算的透明度，主动接受公民和新闻媒体对预决算的监督。

国家要加强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预算管理。要把国有企业的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并提高利润上缴的比重；要严格控制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严禁国有企业把资金投向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非主营业务领域，特别是非实体经济领域。近些年来，软预算约束的问题正在向事业单位蔓延。全国高校已经借债数千亿元，不少连利息都难以支付，更不要说归还本金。

其实，许多单位借债时就压根儿没想过要还这部分借款。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它们把还款的责任完全转嫁到政府身上。政府如果不想办法替它们还，就会形成银行的呆坏账，形成潜在的金融风险。医院等事业单位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国家必须举办的非营利性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应该实行全额财政拨款；有收入的单位，要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这些单位要量入而出，不要追求规模扩张，盲目发展。

其次，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加快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政策，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

在控制政府投资规模的同时，要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进入铁路、石油、通信、电力、城市公用事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形成公平有序的竞争格局，提高投资效益，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

再次，要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

为了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必须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尽快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要使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逐步增加中等收入者人群的规模。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减轻居民的后顾之忧。优化消费环境，增加和完善鼓励和引导城乡居民合理消费的政策。

2012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