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交大，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交流，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全面总结了过去十年尤其是近五年以来工作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尤其是未来十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了全面的部署。今天我想结合十八大报告的精神，谈谈我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基本看法。

党的十八大报告是一个规划未来的报告，那么是站在什么样的起点上规划未来和制定未来目标呢？我们先简要看一看中国2011年的情况。

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为47.3万亿元，年末总人口为13.4735亿，中国人均GDP为3.5万元。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长期保持人口低增长，最近很多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大体上在5‰，所以中国人均GDP也呈现大幅度提高的趋势。要把中国的经济总量、人均水平做国际比较的话，就需要把它换算成美元，这涉及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我采用2011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1：6.4588折算，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为7.3万亿美元。全球经济总量大体上为70万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达到10.5%。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只有9.4%，在过去一年中，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提高了1.1个百分点。由于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是5.9万亿美元，2011年中，我们用美元计算的中国经济增量达到1.4万亿美元，经济增量占全球的份额达到21%，即全球21%的经济增长来自中国。中国日益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了10%，另一方面全球1/5以上的经济增长来自中国，所以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

如果我们用人民币剔除价格因素以后计算，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是9.3%。如果用现价美元计算增长呢？达到了24%，它包含两个部分：一是GDP的名义增长率，一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升值。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2011年以现价美元计算的增长达到24%。24%的增长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用三年多时间，中国经济总量就可以翻一番。2011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大概是15万亿美元，中国还不到它的一半，但是如果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使中国经济总量翻一番的话，显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中国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同样，用2011年全年的平均汇率折算，中国的人均GDP达到5432美元。跟2010年相比，2011年，人均GDP提高了1000多美元，呈大幅上升的趋势。为了便于大家对经济现状有更多的了解，我给大家看以下三张表。第一张表为2011年中国地区人均GDP的比较（见表1）。大家看到左侧这一栏是中国人均GDP最高的6个省市区，右侧这一栏是中国人均GDP最低的6个省区的排名，我估计在座的各位会感到震惊，天津的人均GDP排在第一位，2010年，天津的人均GDP在上海、北京之后，排在第三位。由于近几年来，天津保持了全国最高速度的增长，所以它的人均GDP在2011年超越北京、上海，排在全国第一位。如果我们用2011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折算的话，天津、上海、北京人均GDP都超过了12000美元。12000美元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达到发达国家起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外国人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参观完了以后发现，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典型的发达国家。什么原因呢？无论是这些大城市的基础设施，还是人均GDP都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起点，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不仅仅有东部这些发达的城市，而且还有广大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2011年中国人均GDP最低的贵州，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多一点，人均GDP只相当于天津的20%，所以，这张表说明的问题是，中国是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很显然，没有广大农村、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步实现小康，就不可能实现到202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表1 地区人均GDP（2011年）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支持这些地区加快改革开放、增强发展能力、改善人民生活。十八大报告抓住了重点，唯有加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发展力度，只有这些地区加快发展，才能同步实现小康。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为改革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给发达地区提出的任务。因为中国是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实际上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分别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东部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后将会是中西部地区面临的问题。如果东部地区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能够探索出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很显然，可以为下一步中西部地区解决这些问题积累宝贵的经验，所以十八大报告要求东部地区，一方面要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面，另一方面要在改革和发展中为全国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张表。

第二张表，全球经济总量排在前12位的国家，见表2。2011年全球经济总量为69.66万亿美元，接近70万亿美元。通常情况下，会排前10名，我为什么要排前12名？因为排前12名，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被称为“金砖四国”或者被叫做“四大新兴经济体”国家，他们的经济总量都排在全球的前12位。表2反映的问题是全球经济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所谓全球经济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是说，国际金融危机、美欧债务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低迷或者衰退。我们把经济的低增长叫做经济低迷，把经济持续的负增长叫做经济衰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低迷或者衰退，他们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排位、占全球的比重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正在大幅度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由于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它们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排位、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正在大幅度上升。党的十八大报告说，我们正处在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表2可以看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力量整体上大幅度上升，这为中国提供了扩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的有利时机，加大在全球经济金融规则形成当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从而为中国未来中长期的稳定发展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表2 GDP前12位（2011年69.66万亿美元）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不仅新兴市场国家，而且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伴随美欧经济衰退，它们的实力大幅度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

第三张表，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分成四类：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分类标准每年都会进行调整，怎样调整呢？根据美国、英国、日本物价上涨的情况提高分类标准。比如2009年时，低收入国家高限是995美元，2010年提高了10美元，到1005美元。用表3衡量，中国大体是怎样的情况呢？21世纪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低收入国家，200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跨越低收入国家的门槛，进入到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里待了十年，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开始跨越下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今天中国是世界上的何种国家呢？我们通常说，我们是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这话也是对的，但是不准确。准确地说，中国是世界上的上中等收入国家。由于我们是世界上的上中等收入国家，就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说，我们面临着两大挑战。第一我们面临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在经济起飞阶段，凭借低成本的优势和后发优势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到达中等收入水平这个阶段以后，伴随着成本的上升，低成本的优势不断削弱，如果没有培育起新的竞争优势，则往往会出现经济的长期衰退。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很显然，我们仍然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阶段上，因此我们面临着第一个重大挑战，即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表3 世界银行分类标准（人均GNI）

由于我们是上中等收入国家，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如何翻越高收入之墙，从而把中国建设成为高收入国家。因为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历来看，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社会，往往需要在体制、战略、政策上做出一系列重大的调整。所以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也就是翻越高收入之墙的问题。两年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经出版了一本书《跨越陷阱和翻越高墙》。所谓跨越陷阱讲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谓翻越高墙那就是如何翻越高收入之墙。早期为十八大做前期研究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出用高收入社会的目标替代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呢？是因为中国到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是什么样的社会呢？我们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呢？老实说，中国人很难说清楚，外国人很难理解。小康社会老实说是一个过度中国化的目标。我们再用十年的时间，使中国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来替代小康的目标。到今天为止，我仍然坚信我们这个建议是合理化的，但是没有被十八大报告所采纳。

十八大报告指出，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的目标究竟能否实现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此专门做过研究，我们先看未来十年是什么样的情况。

十八大报告说，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实际上，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时候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十八大报告对于未来十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讲了多个方面的目标，但是就经济方面来说，就说了这么一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隐含的意思是说，必须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才有可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的进展，这也是经济学家讨论比较多的问题。“十二五”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很多人说，两年都过去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完成吗？实际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一个短期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的进展，我们也没有说完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在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是目前社会上讨论比较多的问题。在说到这个目标之前，先回顾一下十六大报告怎么说的。十六大报告说，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这是十六大报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给出的目标。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新的要求。十七大报告说，到2020年的时候，人均GDP要比2000年的时候翻两番。很显然，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强调了人口的增长，使人均GDP翻两番，这个目标比十六大报告的目标要求更高。

十八大报告站在新的起点上强调了两个方面的目标，第一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如果是十年翻一番的话，我们要保持年均7.2%的经济增长，我们才能十年翻一番。由于2011年的经济增长率是9.3%，这为实现翻番的目标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站在这样的基础上，未来九年我们只需要保持年均7%的增长，就能够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我们认为在未来9年中，中国完全有可能使年均经济增长高于7%，也就是说，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现在人们讨论更多的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有一位领导问我，我一年有10万元的收入，那个人一年有1亿元的收入，到2020年的时候，他翻一番成2亿元了，我翻一番才20万元，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呢？我的回答是，您回去好好看看十八大报告，十八大报告说的是人均收入翻番，并不是说所有人的收入都翻番。十八大报告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给予高度的重视，提出通过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使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还有的人问我，我现在的收入是10万元，按照翻番的目标，到2020年我的收入将会是20万元。但问题是，如果每年物价大幅度上涨，20万元的收入买不到10万元能够买到的东西。在实现翻番目标的同时，老百姓能够得到相应的实惠吗？我们在说翻番目标，在说增长的时候，都是剔除价格因素以后实际的增长。当然，剔除价格因素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一定是公平的，比如说低收入群体，其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购买基本生活用品，比如粮食、蔬菜、水果，而这些商品往往是价格上涨幅度很快的商品。对低收入群体来说，物价上涨对他们的生活将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对高收入群体来说，用于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很小，物价上涨对他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们只需要在未来九年中，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也就是保持年均7%的增长，就能够在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这也是“十二五”规划和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内容。

“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大报告同时指出，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我们要提高两个比重，实现两个同步。所谓提高两个比重，就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比重；所谓实现两个同步是说，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力提高同步，我们只需要按照这样的精神，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也就是保持年均7%的增长，就能够实现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未来的前景做过测算。假设在“十二五”五年中，能够保持年均8%的经济增长；在“十三五”五年中，我们能够保持年均7%的经济增长；在未来十年中，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按照过去十年平均的幅度逐年提高，那么，在未来十年中，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会跨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从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假定了中国经济增长之后，再假设美国经济保持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中美两国物价上涨以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那么，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量将会超越美国，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这是对未来十年的分析。

对于未来更长远目标的分析，到21世纪中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回到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所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邓小平同志当时的设想是，第一步，1990年的时候经济总量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20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再翻一番，从而实现小康。邓小平同志说的2000年达到小康了，为什么到2020年我们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回到党的十六大报告，十六大报告对此做过专门的解释。2000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达到小康了，但是我们的小康是低水平的，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平衡的小康，所以我们需要再用20年的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小平同志设想的第三步，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前两步的战略目标都是十年一个台阶，等到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时，则跨越了50年。所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十八大做前期研究的时候，提出新的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其中这个设想当中部分思想被十八大报告所采纳。新的三步走，即把小平同志原来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的第三步再分解为新的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近或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经济总量超越美国。我们认为，第一步我们是有可能实现的。第二步，到2030年前后，达到高收入国家中等水平。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人均国民总收入接近或者跨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再用十年左右时间使中国人均总收入达到高收入国家中等水平。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已经或接近完成，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1.5倍。2030年，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两家合作研究的成果，题目叫做《2030年的中国》。我们给2030年中国的定义是，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所谓现代国家，我们一定不能是封建、落后、传统的国家，而是现代国家，所谓和谐，我们一定是和谐的，而不是充满矛盾的国家。我们一定是具有创造力的高收入国家。但是在2012年2月底发布了这项合作研究成果之后，网民对我们提出了全面的质疑或者批评。首先，很多网民说，我们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我们什么时候被高收入了？实际上网民对高收入的概念不理解，我们所说的高收入是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而已。还有的网民说，你们改革国有企业，把国有企业卖给谁呢，老百姓买不起，中国的民营企业规模也很小，也买不起大规模的国有企业，你们的意思把国有企业卖给跨国公司，所以你们就是卖国贼。这实际上是对我们很多研究思想的歪曲。网民对我们这项研究成果提出如此之多的批评，因此，尽管2月底的时候，这项合作研究已经完成了，但是直到今天，这个成果还没有正式对外发布，还在修改当中。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达到高收入国家中上水平，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总量为美国的两倍。十八大报告尽管有这个意思，但是跟我们表述得不太一样。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说得很简单，就是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的意思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一定是一个强国，而不是一个弱国。

我们未来的道路会一帆风顺吗，那是不可能的。十八大报告在对过去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指出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不足，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两层意思，过去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另外一个是说未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还会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究竟有哪些不足，有哪些困难和问题呢？从经济领域来说，有三个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这是在经济领域里存在的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纵观国际国内大势，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我国尽管仍然处在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跟过去相比，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已经发生了改变，因此需要准确判断究竟在内涵和条件上发生了哪些变化，从而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在未来究竟需要沉着应对哪些挑战呢，我们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和未来呢？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以下五大挑战：

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何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从而保持使得宏观经济的稳定；如何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避免系统性的风险发生；如何妥善应对和处理对外关系从而为中国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如何有效启动新一轮的改革，从而创造新的制度红利，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与动力；如何变革社会治理方式。这些领域都面临着一些问题。

增长阶段转换的问题。这个观点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两年前提出的观点，中国处在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两年前提出这样的观点时，领导和很多同行对此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两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赞成我们的说法。1978～2010年的32年中，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因此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所谓奇迹是世界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斯蒂格利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他讲了非常经典的话，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他把中国经济奇迹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大规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生在960万平方公里，涉及10多亿人口，所以它是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二是持久，中国保持接近10%的高增长超过了30年，世界上没有先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继续保持10%的高增长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经过30余年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什么叫我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呢？即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正在发生变化。目前正处在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收入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十八大报告第一句话，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从经济这个领域理解，我们认为说的是，我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

中国经济基本面，即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发生了改变，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认为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根源。

第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把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概括为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或者叫做未富先老，为什么叫未富先老呢，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是在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才会出现老龄化的问题，而中国还处在中等收入水平阶段，我们已经出现了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所以叫未富先老。

未来中国的总人口还将处于缓慢上升的过程中。但是，15～59岁的劳动人口在2011年达到峰值，此后缓慢下降，即便延长退休年龄到65岁，15～64岁的劳动人口也会在2015年出现峰值，此后出现下降。

2011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85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7%，国际通行的标准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就进入老龄化阶段。很显然，用这个指标衡量，我们早就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更重要的在于，这个指标跟上年末相比提高了0.4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们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会提高1个百分点，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快速的人口老龄化。65岁及以上的人口是1.23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1%，同样用国际通行的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就进入老龄化阶段。我们用这个指标衡量，中国早就进入了老龄化阶段，这个指标在过去一年中，已经提高了0.25个百分点。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早就开始发生了，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过程。

第二，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过去处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阶段，所以劳动力的工资始终处在低水平，我们很容易形成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最近这几年，劳动力工资大幅度上涨，从本质原因来说，是劳动力供求关系改变的结果。今天中国的劳动力供求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我个人的判断是，目前中国劳动力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存在什么样的结构性问题？其一，民工荒、招工难，说明的是中国低端劳动力供不应求。其二，大学生就业难，说明的是中国高端劳动力仍然处在供给大于需求的阶段。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对矛盾的现象呢？我认为从根本原因来说，是由中国的发展方式所决定的。我们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的简单组装和制造，这种经济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因此民工荒、招工难不可避免。同样，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简单的组装和制造，由于不需要创造，因此不需要大学生，不需要高端劳动力，也就是说，过去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创造出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所以大学生就业难同样不可避免。如果说今天中国的劳动力供求仍然是一种供求基本平衡的状态，那么，未来我们必然会走向劳动力的供不应求和劳动力工资大幅度上涨的阶段。

第三，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空间缩小，说的是中国后发优势在逐步削弱。

第四，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大幅度下降。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目前已经建得差不多了。

第五，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明显回落。2012年8月，中央电视台两位记者扛着摄像机到办公室非要采访我，采访我什么问题呢？他说，从2012年上半年全国各省市区经济增长速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的西快东慢的情况，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很快，东部地区的速度很慢，希望您给予解释。我就给他看了一张图，实际上他说的西快东慢发生在2007年。2007年开始我们已经是这种格局了。还需要再采访我吗，我认为这个已经没有新闻价值，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是这种状况。两位记者感到很为难，领导布置给我们的任务，让我们采访你，晚上的新闻联播要用的，不说好像不合适吧。我说，实际上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做研究的人来说，它已经早就不是新闻了，你们之所以认为它是新闻，是因为你们没有关注这些问题而已。实际上中国东部发达省市经济增长的回落始于2007年。

过去我们是10%的增长，我们把它叫高速增长阶段，未来呢？我国有条件在中长期保持7%～8%的增长，我们把7%～8%的增长叫做中速增长。所谓增长阶段的转换是说，我们正处在从10%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7%～8%的中速增长阶段，所以我们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

我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增长阶段的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原有的增长动力逐步削弱，我们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原有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这就是今天中国增长阶段转换以后，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过度依赖投资，未来要转向消费。原来我们在低成本、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产品上形成明显的竞争优势，今天这个优势正在逐步削弱，我们需要培养新的竞争优势。原来我们的经济增长稳定在10%的水平，未来究竟是稳定在7%还是8%呢？我们需要重新寻找并建立新的平衡。很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宏观经济的脆弱性是十分明显的。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是我们面临第一大挑战。

挑战二：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早在几年以前，有一个美国学者说2013年中国必然会爆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什么理由呢？他讲得很简单，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全球经济一片萧条，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中国经济靠什么率先复苏的呢？靠的是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大规模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项目的建设，问题是当年把大量的资金投入低效率或者没有回报的基础设施领域的时候，拿什么偿还银行贷款的本金或利息呢？2013年中国必然会爆发系统性的风险。因为那个时候银行的资产质量、坏账将会大幅度上升，这是中国的金融问题。实际上，中国的财政风险也同样十分突出，如果我们简单看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25%，离国际警戒线60%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如果把地方政府的债务加在一起呢？政府性债务占GDP的比重则超过了60%的国际警戒线。如果我们用政府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衡量，已经超过了300%，远远高于100%的国际警戒线。

如果我们比较中国的政府债务，政府的负债率，也就是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我们和发达国家比较，日本实际2011去年已经超过了200%，我们只有64%。我们跟这些国家相比，还处在安全的水平，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比较地方政府的债务呢？中国则是发达经济体当中地方政府债务占比最高的国家。我们能让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乃至乡镇政府破产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美国不一样，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施瓦辛格在加州当州长，一方面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老百姓的福利不能削减，要削减老百姓的福利，老百姓会上街游行。施瓦辛格没办法。请求奥巴马给予援助，奥巴马给他的回答，各自的孩子各自抱走，联邦政府也很困难，我怎么可能援助你呢？自己想办法。施瓦辛格没办法，把标志性建筑、监狱都给卖了，才勉强渡过了危机。但是在中国呢？我们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实际上也是中央政府债务的一部分。

迈向高收入的过程中，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将会明显增加，且具有刚性，中央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考验。这是我今年10月向温总理汇报的原话。不仅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而且需要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经济增长10%以上的时候，中央财政收入增长20%以上，我们有很多的钱花不完，这件事该不该干，我们往往拍脑袋就干了。一方面经济增长下降、收入下降，在迈向高收入的过程中，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所以我们必须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而且要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中国福利体系的建设，应与财政能力相适应。福利体系越高越好吗？显然不是这样的，应当与财政能力相适应。

挑战三：新兴大国崛起的阵痛。中国面临外部环境的挑战，从本质来说是新兴大国崛起，对于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构成了冲击，因此带来外部环境深刻变革。我们说美国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为了引导中国走向市场经济道路，对中国的改革、发展给予扶持和帮助。中国经济总量日益上升并日益威胁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霸主地位的时候，开始全面遏制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外部环境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认为主要是四个问题，第一，全球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将处于低迷期，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出口导向型的产业增长空间明显压缩。第二，中国经济总量上升为全球第二并继续处在追赶的过程中，短期内中国的人均水平依然是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如何由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居于主导地位？世界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中国如何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如何争取自己的权利，并履行好自己的责任？这是我们在未来必须认真思考并回答的问题。第三，我们现在是国际规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尽管我们在很多产品产量和需求量上占全球的份额很高，但我们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未来我们要逐步上升为积极参与制定者，甚至是制定者角色的转变，从而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第四，在新一轮全球经济调整中，发达国家的再制造业化、第三次工业革命，新兴工业化国家对中国的全面追赶，对我国形成双重的挤压。一方面，像印度、越南、墨西哥、印尼这些国家，进入快速的工业化阶段，对中国形成全面的追赶，从而使中国原有的竞争优势逐步削弱。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化，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快速兴起，也就是说，发达国家有可能在高科技含量的生产上进一步扩大与中国在竞争能力上的差距，所以说，中国的产业处于腹背受敌或者双重挤压的状况。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积极主动地调整全球化的参与方式。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很贫穷，但是有很多的追随者，很多的支持者，朋友遍天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富有了，我们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但是我们睁开眼睛一看，周围都是敌人，没有朋友，没有追随者，没有支持者。怎样为中国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我们必须积极主动调整全球化的参与方式。确立开放的新理念，更加积极、透明、可预见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为什么用高收入社会的目标替代小康社会，我们要干什么，让国际社会一听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今天的很多方式是外国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他猜不透你要干什么。可预见的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关键的问题是，承担与我国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美欧发达国家债务重重，经济低迷，中国有大量的财政盈余，国际社会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通常会说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我们还有1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事我们干不了。但是，你要知道，推托国际责任就是放弃了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在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和全球治理中，我们应该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我们不要总是成为孤独的反对者，全球就很多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在那儿反对，这就不是积极建设者的角色。我们要在全球治理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需要在这些领域里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面对或者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挑战四：凝聚改革共识，释放新的制度红利。社会上对这一点议论很多，过去十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进展很小，停滞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倒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难道我们的领导和政府不愿意改革吗？其实问题比这个复杂得多，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大概有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经过三十多年增量、渐进式的改革，帕累托式改革空间缩小，即让一部分人的福利得到改善的同时，其他人的福利不受影响，这样的改革过去三十年做完了，今天要做的改革是什么呢？如果要让一部分人的福利得到改善的话，其他人必须付出代价。福利得到改善的人，会支持改革、赞成改革，反过来呢？福利受到损失、受影响的人，会反对改革，会阻碍改革。所以利益分化，利益集团初步形成，改革的共识难以达成，改革要平衡各方的利益。

第二，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低迷，同时也使部分国人开始否定市场经济模式，并作为支撑现行国内僵化体制的依据。我们搞改革，主要是要向美国和欧洲学习，搞市场经济。他们今天的日子都过不下去，都在反思，都在向中国学习，我们还需要搞市场经济改革吗？发达国家很多人说中国的体制是最有效的，我们很多人沾沾自喜。既然我们的体制是最有效的，我们没必要再改革了，未来改革以形成什么样的制度作为我们的目标呢？过去很清晰，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今天我们发现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制度，因为美国市场经济很完善，今天它已经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第三，改革进入深水区，牵一发而动全身，综合配套与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凸显，改革的优先秩序也很重要。过去我们的改革在某一个领域取得突破，某一个地方取得突破，从而推动全国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今天呢？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各个部分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一个领域的改革，如果没有其他相关领域的配合和支持，这个改革是不可能推行下去的，这需要改革的综合配套，改革的总体规划，改革的顶层设计。而且我们在选择究竟从哪个地方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改革的次序、顺序和系统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第四，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目标清晰度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犯错误的可能性明显增大。从全球范围来看，也有很多国家把国有企业办得很好，比如新加坡，也有很多国家把所有的国有企业给卖了，比如撒切尔夫人。20世纪80年代初她上台以后，把英国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究竟向谁学呢？我们是向新加坡学，把国有企业做得越大越强越好，还是向英国学，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给卖了呢？如果你做出错误的决定，你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政府职能转变日益紧迫，政府过去是改革方案的设计者，改革的推动者和执行者，那么今天呢？我们需要改革政府自身，改革到了需要革政府自己命的时候，要改革，首先必须要改革政府，你的动力来自哪儿呢？谁帮你改呢？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也是今天改革当中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样思考中国未来的改革呢？我们认为它的重点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是促进公平竞争，二是激发创新活力，这应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大核心任务。所谓促进公平竞争是说，既然走市场经济道路，为各类所有制经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题中之义。今天当国有企业大规模发展，进入所有领域的时候，实际上破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秩序。

激发创新活力，十八大报告对此给予高度的关注，专门有一个部分陈述要建立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新动力。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呢？过去靠学习、靠引进消化吸收、靠模仿，我们把后发优势已经释放完毕，未来中国在国际市场竞争当中，是什么样的地位呢？我们的新优势来自什么地方呢？很显然，我们新的优势应该来自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因此十八大报告说，我们要激发全民族的智慧和创新的活力，才有可能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我们过去没有说清楚，这次党的十八大报告讲得非常清楚，政府职能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转变呢？政府应该干三件事情：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挑战五：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很多，过去三十多年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社会领域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是日积月累，所以开始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领域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把它归纳为五个方面：

（1）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和公权滥用问题严重。老百姓抱怨很多，如果我们的收入差距是体现个人能力和劳动贡献，这种差距老百姓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但问题是，今天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够真正反映个人能力的大小和劳动贡献的多少，这样的收入差距是社会不稳定的基础。

（2）机会不均等。今天中国的机会不均等有三类社会现象，第一类社会现象叫做“拼爹”，你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人脉资源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这种社会现象在很多领域里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第二类社会现象叫世袭农民工，简单地说，就是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他父母在北京打了一辈子的工，等他孩子长大了工作了，发现他仍然是农民工，并没有从农民转变为市民，并没有被城市接纳，城市的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将他们排除在外。第三类社会现象叫做寒门难出贵子，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农村学生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农村的孩子智商更差吗？显然这不是主要的原因。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农村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流入城市，使教育资源没有在农村和城市得到均衡分配，也就是说，农村的孩子没有享受到与城市的孩子同等的受教育机会。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三类社会现象是机会不均等的表现。机会不均等的后果是什么呢？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下降，所谓社会阶层流动性下降，我处在社会底层，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苦工作，可以逐步提升我的社会地位。很显然，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阶层具有充分的流动性的时候，鼓励每个人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鼓励人们辛苦工作逐步提高地位，这样的社会一定是积极向上的社会，是健康的社会，也一定是和谐的社会。反之，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阶层不具有流动性，也就是说，你处在社会底层，无论你多么聪明，无论怎么辛苦地工作，都不足以改变你的社会地位，很显然，这样的社会一定是充满矛盾的社会。我们认为，在所有的社会问题当中，机会不均等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把今天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流动性明显下降，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于发展机会均等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3）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层次提升，思想观念趋于多元化，公民权利意识增强，对安全、参与、公平、正义的诉求明显增加。早在十多年以前，社会上就流传这么一句话，“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今天这样的事情有增无减，人们刚开始很难理解，实际上是很容易理解的。伴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上升，精神需求的层次也不断提升，思想观念也趋于多元化，公民的权利意识增强，对安全、参与、公平、正义的诉求增加。光让我吃肉管什么用，如果社会没有向我提供安全、参与、公平、正义的环境，我就会对这个社会不满。

（4）现有的信访制度、群体事件处理机制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花钱买稳定难得真和谐。现在，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上存在很多，我们要开十八大了，你去上诉，你提什么样的要求，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但是实际上社会和谐的基础或者说机制没有得到建立，仅仅靠花钱得到的是相反的结果。为什么是相反的结果呢？如果老实巴交的，很多事不告，不去闹，不去上访得不到解决，怎么样得到解决。要开十八大，我赶快上访，鼓励人们通过非正常的渠道表达你的诉求，这个社会怎么可能是和谐的呢？

（5）传统社会组织的覆盖面和有效性下降，互联网等新技术催生新的信息传播、社会交往和组织方式。过去你不听话，你不听话我告诉你们单位领导，往往能吓住很多人，过去政府管理单位，单位管个人，是这样一种社会管理方式。今天呢，我们的社会成员去单位、去组织的现象非常明显，你找我单位吧，我根本没有单位，你去找吧。这样的情况发生以后，我们依赖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来管理社会的有效性大幅度下降，互联网等新技术催生新的信息传播和社会交往及组织方式，要求社会治理彻底的变革。

社会治理要怎么变革呢？我们认为关键是三条：公正透明。政府的公权力必须公正透明地运行，而不能暗箱操作。有些地方官员跟我抱怨，一年为老百姓做十件好事，十件实事，但是老百姓不买账，仍然对我不满，我问他这十件实事怎样做的，满足公民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了吗？暗箱操作，做的事情再多，人们都认为是腐败的政府，所以公正透明非常重要。有序参与，公民有了这样的意识，有了这样的诉求，我们应当引导公民有序参与经济社会事务。权责对等，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过去只强调公民的权利，而忽视应尽的责任。一个公民必须对社会、对国家负起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权责应当是对等的，我们不能只强调权利，而忽视了责任。在未来和谐社会建设当中，我们要有效应对以上五个方面的问题，而且是公正透明、有序参与、权责对等地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机制。

十八大报告针对这些挑战都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十八大报告强调，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怎样才能够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取得重大进展呢？关键在于改革。改革究竟要改什么呢？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改革，改革的关键是什么呢？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说过去政府有缺位、越位、不到位的情况。政府缺位是说，应当由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找不到政府，所以叫政府缺位。越位是说，应当由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在过度干预。不到位是说，政府没有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我认为十八大报告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核心的环节，这有利于未来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在发展上强调“四个着力”，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的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优势。我认为，这都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关键性的问题。我们现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活力明显不足。最近这两年以来，提出结构性的减税，对小微企业减税甚至免税，可以激发他们的活力，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过去我们依靠资源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环境的高污染支撑经济的高增长，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创新。构建现代产业发展的新体系，不仅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而且要发展现代制造业；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的新优势，在新的对外开放当中确立中国的新优势，这是四个着力。

十八大报告提出“五个更多依靠”，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这是中国需求结构的调整。过去依靠投资和出口，未来我们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供给结构的调整，过去我们过多依靠工业制造业的扩张，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可能依赖服务业。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十八大报告专门用一定篇幅阐述中国两型社会的关系。什么叫两型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

十八大报告还提出，我们要实施“四化同步”的战略，两年前在河南试点的时候是三化同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这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四化同步。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从而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我们仍处于乘势而上、大有作为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这里加了乘势而上，什么意思呢？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02～2011年的十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是10.6%，高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平均水平，未来十年，我们应当乘势而上。在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深刻认识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前所未有。十八大报告认为，要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我们认为，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环境来说，我们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前所未有。在看到机遇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风险和挑战。过去经常讲机遇与挑战并存，新时期机遇和挑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机遇和挑战相互依存、相互转化。这是新时期的关系。

我们强调的是，面对挑战，如果始终处在被动的调整和适应的过程中，就没有机遇。反过来呢？如果能够积极主动应对挑战，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有可能创造新的机遇，这是新时期两者之间的关系，把握机遇，潜力可以变为现实；应对得当，挑战可以化为动力。国际经验表明，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较多，而能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甚少。研究过去一百年世界经济历史，我们发现在过去一百年中，全球先后有一百多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是只有十多个国家能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也就是说，只有10%的国家能够成为幸运者。中国能否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呢？如果我们的体制、战略、政策出现失误，则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对这样的情况，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则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退，则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现代化进程停滞甚至倒退。共产党人必须高瞻远瞩，勇于担当，努力奋斗，攻坚克难，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认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我们在21世纪中叶实现了我们所说的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那个时候，我们将再一次站在世界的技术前沿、制度前沿、文明前沿，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新的开创性重大贡献。

什么叫再一次站在世界的技术前沿、制度前沿、文明前沿呢？我们强调或者说我们要提醒国民注意的是，实际上在封建社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始终站在世界的技术前沿、制度前沿和文明前沿，我们只不过是在封建社会的末期，落后了而已。我们能否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时间，到21世纪中叶，当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站在世界的技术前沿、制度前沿、文明前沿，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呢？我们必须全面地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我们才有可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以上我结合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经济前景谈了我个人的一些理解和看法，谨供在座的各位参考，不对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