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诗是一个源自西方象征主义的诗学命题，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纯诗运动正是西方纯诗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延伸和变形。新月诗派过于偏重追求各种具体诗艺细节，如“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不敢沾染“惑人的新奇，夸张的梦，和刺激的引诱”，也没有从象征主义的高度明确地倡导纯诗。但该派喜欢“‘醇正’与‘纯粹’”，体现了“为诗而诗”的艺术态度，显示了追求诗的纯粹性的艺术倾向。1924年，新月诗人朱湘以“天用”为笔名在《吹求的与法官式的文艺批评》中提出过“纯诗”这一术语，但由于他没有对纯诗概念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所以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学界在谈到纯诗问题时更多地将功劳记在穆木天的身上。1926年，穆木天在《创造月刊》创刊号上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一文将纯诗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联系起来，公开提倡纯诗。自此以后纯诗追求成为诗界共识，对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持续产生重要的影响。尽管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文化让中国新诗的纯诗化历程困难重重，但诗界对诗歌纯粹性的追求却一直未曾止息，甚至直接影响着中国新诗创作的艺术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