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运动初期，各体文类竞相发展，散文的写作虽热闹异常，但新文学倡导者将文体建设的目标主要锚定在小说、诗歌上，散文创作的整体艺术成就并不高。1921年周作人提倡美文写作，王统照、朱湘、胡梦华、梁遇春等一些美文作家纷纷著文声援，这一既有强大理论开路又有切实文学实践的纯散文运动对初期白话散文的艺术粗糙起到了补救作用，促进了白话散文的纯文学化。周作人以及受周作人影响的朱自清、俞平伯、废名、林语堂、梁遇春等作家，甚至一些周作人的“圈外人物”如郁达夫、徐志摩等各路散文好手尽骋才情，发表了大量精美的纯文学散文，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兴起了“繁英绕甸竞呈妍”的美文写作气象。朱自清对此不吝赞美，“种种的形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连一向自视甚高的胡适也在1922年以文学史家的敏锐认知断言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是散文创作的正路，击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直到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回顾散文小品的创作盛况时仍称“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可惜的是，良好的开局、高端的起步并没有得到光明的未来，散文小品的创作没有继续沿着“挣扎和战斗”的发展道路走下去。在激烈的时代洪流中，美文写作自我隔绝于时代，走上了一条断然否定文艺社会使命的偏至之路，远离喧嚣动乱的社会，削掉美文的社会内容，耕耘着“自己的园地”，躲在“象牙塔”里说着一些嘲笑左翼文学的风凉话。在常态的文学环境下，美文作家的文学选择无可非议，但从当时特定的社会需要来看，在危机四伏、苦难重重的年代，周作人一派美文作家置国家、民族的危亡于不顾，提倡闲适、性灵、幽默，缺乏社会意识和读者观念，这种过分奢华的美文之路注定危机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