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俄罗斯社会的社会结构变化已经成为与整个社会进程综合体的变化紧密相连的重要问题之一。社会学家常常谈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是时候研究一下俄罗斯的客观社会结构状况，评价一下发生在改革这些年的变革程度和方向了。这些年来，俄罗斯的社会基础和管理机制发生了变化，也相应地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群体和社会的组成成分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经济阶层、群体以及一些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机制。在这里我们主要指的是社会关系的构架、在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社会实体的社会文化潜力以及它们的基本发展趋势。毫无疑问，在苏联时期就存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称为统治精英和社会其他群体。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谈谈一些显赫的职业和社会地位，这是组成苏联社会实体的不同群体——工人阶级、农民以及知识分子。我们这里要谈的不单单是这些社会群体间的劳动内容和性质的不同，更需要去了解当时对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解释，比如说“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主导力量”，农民是其同盟军，而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正如许多研究者所声称的那样，由于没有掌握财产和权力，这些阶级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中积极活动的主体。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在苏联社会中形成的这种社会结构证明了真实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存在，以及他们在向上流动、刺激劳动积极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工人阶级是社会群体中最庞大、整合程度最高的群体。对其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详尽的描述，并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我们想要关注的是，在全国大规模的市场改革实施之前，工人阶级的数量和构成等指标。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工人的数量就达到8000万，是就业总人口的68%（National Economy of the Ussk in 1989，1990：34-38）。需要注意的是，这与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工人数量相比，几乎增长了4倍。当时，形成了一个横向联系的机制。当伟大的卫国战争结束后，从苏联军队中退役的数百万农民都变成了工人。工业生产发展的粗放型特征导致工人阶级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因此，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几年里，大部分人就业于工业部门，那么在经济改革之前发生的就业则大多数是在非生产部门。

让我们关注和思考一些重要发展指标。

（1）在职业技术学校里接受培训后成为技艺熟练的工人。

（2）提高企业、机关以及各种团体的工人的技能。因此，在1989年共有2537000人接受了培训，并且毕业，是1970年的1.5倍，1980年（National Economy of the Ussk in 1989，1990：55-58）的1.04倍。除此之外，在职业技能教育的基础上还有全日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夜校班等。

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发展中还应注意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工人阶级内部形成了层次分化，这也证明了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复杂体制。这一体制在苏联解体后的市场条件下得以现代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谈到）。在20世纪80年代有对这一问题的大量描述：一些研究者谈的是从事劳动的低等、中等和高技能工人；另外一些研究者谈的是“前工业时期”、“早期工业时期”以及“科学工业时期”等的工人（FR Filippov，1989：12-34）。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会发现：苏联时期的工人阶级，不仅仅是一个“结构范畴”（Calkin，1988：4），它还是当时就业居民的大多数人口（几乎占2/3），是质量一流的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推动因素，是拥有社会生产潜力和现实基础的社会阶层。不同技能水平的工人干部再生产体制的动态变化也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社会开始了其发展转型。我们来举一些统计数据。从2003年开始，私人所有占到所有制形式的主导地位（50.2%）。2008年年末，这一数字变成57.3%，国家和市级的占到31.4%，宗教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占到0.5%，混合所有制占到6.3%，外资企业及俄外合资企业占到4.5%（Russia in Numbers 2009，2009：93）。

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进步可以说是模棱两可的。一些研究者倾向于把这认为是向现代经济结构的一种转变。的确，目前在服务领域内的从业人员所占比例在增大。因此，在2008年年底的时候，在生产领域内生产商品（工业、农业、林业、交通运输、通讯以及建筑业）的劳动力占到就业人数的38.9%；而在服务领域内相应的数字是61.1%（Russia in Numbers 2009，2009：94）。但在俄罗斯，这不是在科学工业水平上形成的趋势，而是生产的持续走低、经济的非工业化以及经济发展的危机所导致的后果。甚至在该国非常有潜力的生产领域内的就业人数比例，譬如采矿业、制造业、生产和发电、煤气开采以及水利业，也在逐年下降。现今这种不从事工业领域内工种的雇员不仅是由于劳动力过剩造成的，也是提高生产率和工作强度的结果，更是一种无法适应发达企业对高素质劳动力要求的市场结果。

国家经济部门的变化也导致居民社会职业结构的转型。2008年年底，这一结构的工人比例占到41.2%。2001年、2003年、2007年的比例相应是58.2%、46.9%、41.7%（见表1；Survey on Employment，2003：98-99；2007：100-101；2008：110-111）。

表1 工人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动态变化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类别的工人群体都在稳步衰减，既包括那些技艺熟练的工人，也包括那些在经济活动的其他领域内的技艺不熟练的工人。

对我们来说，显而易见的是生产的下降导致失业阶层的出现。2009年年底，俄罗斯整体失业水平达到8.2%，失业居民的平均年龄是34.9岁。

表2 工人失业水平的动态变化

一个事实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工业企业的技艺熟练工人构成了失业人群的主体。与此同时，近两年来，即从2007年到2009年，他们的增长比较显著，几乎增长了1.8倍。毫无疑问，这一事实与国家经济形势恶化的现实紧密相关。在经济危机影响下，企业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于是开始大量裁员，正是从2008年到2009年情况开始恶化。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当我们谈到工人及其失业问题时，在现阶段俄罗斯的发展水平下，不能不与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社会劳动领域内的需求（抑或是需求不足）不仅彻底改变了工人群体的行为动机、生活水平和条件，更是剥夺了他们适应市场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充当了社会转型“引擎”的社会角色。

在社会经济领域就业中发生的变化，也伴随着一些新的就业方式的出现：部分的工作（非全职）、临时工、兼职工以及补充性工人等。我们来看看这种所谓的补充性的工种，这在现代俄罗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补充现代职业体系的因素。正如上述研究表明，这种补充性就业在近十年来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它作为一种实现劳动潜力的现实形式的制度化，已经在各种类型的工作领域得到应用。除此之外，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工人所面临的困难局面（我们已经注意到）也促使各类群体的成员都加入到这一领域来。这种补充性就业在雇主和雇员中均非常明显，无论在物质生产还是非物质生产领域。2009年年底，从事补充性就业的人员在所有就业人口中达到2064000人。那么在这个就业体系中工人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表3 在补充性就业领域工人就业的动态变化

毋庸置疑的是，这种补充性劳动就业形式，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是一种最重要的适应社会的方式，也影响了所有群体和阶层的人口。工人们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但他们从事补充性就业的程度取决于其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在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工人当属农业工人、林业工人，而工业生产领域的工人从事补充性就业活动的最少。所有种类经济活动的技艺不熟的工人近些年来在这种补充性工作领域所占比例大致相同。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非国营经济部门中的就业人数比例在平稳上升（首先是在私营企业中）。这无论在雇佣工人中还是自雇者中体现得都比较明显。雇佣工人拥有独特利益，也是俄罗斯居民的主体。然而现在他们在社会中分化严重，这种分化取决于社会职业地位、行业企业以及居住地区等。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不同经济部门的职工社会地位的总指数，看看俄罗斯经济状况和居民健康监测数据（1994～2008年）。10188744

首先，监测数据主要集中在一个指定的时间段里，观察经济部门里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工人数额的比例变化。因此，如果在1994年，在国营企业中就业的工人占74.8%（非国营企业中是25.2%），那么在2008年相应数字分别是46.4%和53.6%。这可以由以下状况解释：俄罗斯社会经济生活在过去十几年里发生了质的改变。如果与1992年在私营企业就职的工人数量相比，那么在2008年前这一数额就已经增长了几乎三倍，同时在国营企业中减少了43.4%，工人数量在相应的行业领域也发生了变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这一动态变化呢（总体上会影响）？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讨论。

在我们所分析的部门里，工人的平均年龄有什么差异？2008年工人群体在抽样时的平均年龄约42.1岁，国有企业中是44.9岁，非国营企业中是40.3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虽然两个群体的年龄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但该问题仍有待澄清，而且有很多不同方面的意义。

对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来说，一个很自然的指标就是不同社会阶层生活水平的差异，他们的收入来源、支出结构模式、家庭财富的积累以及典型的物质福利的差异。在社会学中，俄罗斯学者开始积极讨论一些有关这些参数的社会分化问题，并对物质财富的差异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用十等分比例测量社会不平等，在俄罗斯社会中10%的最富裕人群和10%的最穷困人群之间的比例在2008年是1：9.5，基尼系数是0.423。同1994年相比，几乎增长了1.5倍，这也证明俄罗斯社会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衡。实际上在这段时间，个别工人的月收入（监测数据）发生了很大变化，增长了2.3倍。这意味着所有受调查者的收入情况都有了动态变化。然而在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人中，收入变化情况存在重大差异。我们分析了一下极端的例子（技艺水平最高的和技艺水平最低的），发现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极其稳定，在所有年份都很明显。尽管高技术水平工人的收入一直很高（在2008年是低技术工人收入的1.3倍），但这一差异与2004年相比（当时是1.8倍）下降了不少。因此，工人的技术水平尽管是工人收入分化的重要原因，但其效果已大大减弱。

现在来关注一下另一重要指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工人的月收入。这里我们可能要集中来看看下列一些趋势。①在2008年，从绝对数字来看，国有企业中工人每月的工资比非国有有企业中的要低（差异大约是每月2600卢布）；②这一特征从1994年起在任何时间段都没有例外。在非国有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收入水平增长速率更快。因此，在我们所调查的年份里，国有企业工人收入增长了2.08倍，而在非国有企业中是2.3倍。因此，正如监测数据所显示的，工人的收入水平是由其就职的不同部门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当私人部门的权力基础发生变化，很可能就会引起其工人就业地位的变化，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2004年和2005年10188745在秋明地区进行的社会调查数据就可以证明这一结论。接受调查的就业人口，包括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里的年轻技术工人。非国有企业的工作，被受调查者认为是有吸引力的、富有经济增长潜力的工作。更高的经济收入对他们来说比社会保障（比如住房和各种补贴等）更加重要，因为这些年轻工人更喜欢自己挣钱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在社会与生产、家庭与亲属、朋友等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复杂关系中，受访者的地位形成了与社会环境、现存的价值体系、新的生活规则等极为不同的关系。这里主要指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工人的生活是否与其潜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相一致。基于这些考虑，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满意？”数据表明，2008年（在最后一轮调查中）在工人中完全满意自己生活的占43.3%，不满意的占33.5%，其他的未给出明确答案。显而易见，这些数据表明工人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比较低。与此同时，满意与否的动态变化显示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这无论对今天来说，还是从更长远的社会前景来看，都给人一些乐观的启发。1994年以来对生活满意者的比例增长了3.6倍，而不满意相应减少了49%。因此，尽管工人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总体上仍然较低，但已显示出一个积极发展的良好趋势。

我们都知道，“对生活的满意水平” 概念本身也包括足够宽泛而复杂的内容和指标。我们首先来考虑一下工人的任职及对其薪酬的满意度。数据表明，2008年工人对自己薪水满意的占到30.1%，不满意的占到51.0%（其他的未给出明确答案）。

与此同时，其动态变化趋势在这一时期是很正面积极的：对自己薪水满意的工人数从2002年到2008年增长了几乎1.5倍，而不满意的相应减少了71.4%。在我们看来，对这一动态变化的研究是不能离开对他们就业动机的分析的。我们指的是工人自身在各方面的评价内容，对人的需求及其实现程度是否满意。把劳动作为谋生手段，而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这改变了所有劳动者（也包括工人群体）的行为方式和社会意识。事实上，在克拉斯诺达尔进行的一项研究（2007年10188746）的数据显示，物质资源是决定工人（也包括其他一些群体）工作满意度的主要因素（50.2%的受调查工人看重这种物质资源）。除此之外，受调查者们还回答，所从事工作是否能提高技术水平和职业素养，以及升职前景等因素也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满意度。2001年年底10188747在新西伯利亚进行的调查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这项研究发现，技艺水平高的工种里的工人对自己的专业内容和工作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他们的工作热情很高（34.0%）。现在对这些工人的劳动行为方式的研究扩展到了他们的生产活动中。众所周知，现代生产并不能总是给工人提供良好的劳动条件，这也与一系列指标相联系，比如说恶劣的工作条件、对职业技能要求低下、身体和精神的超负荷以及社会紧张感等。职业技能有可能与生产过程相符合，也有可能不符。我们从对工人进行职业培训的观点出发，来看一下一组工人，看看他们是否与自己所完成的工作相符合。研究发现，技艺熟练工人表现出了与生产技能要求的高水平一致（52.9%）。由此可以看出，技艺熟练工人的地位形成是一个过程，尽管是一个非常复杂、有些矛盾的过程，但也证明了该群体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对社会的适应程度之高。尽管技艺高超的工种在其从业人员中从其专业内容来看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这并不是从薪酬方面来说的。与我们所谈的问题相联系，我们试图确定一下所研究群体的工作地位的稳定程度。在上述群体的成员中，技艺高超的工人在其现实劳动中有更稳定的地位，他们的行为模式未改变他们的工作地位（57.0%）；而在一些技艺不熟练的工人中这一比例是15.7%。

但当今在俄罗斯变化着的不仅是劳动权益系统，还有不同生活状态下的行为方式，所以我们的调查包括像“您是否满意自己的生活”这样一个重要的关于公民心理幸福感的问题。我们指的是大家对当前，尤其是未来是有信心还是缺乏信心，尤其在大多数人都经历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在社会紧张的情况下，当国家有关部门无法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时，或者当它被媒体大肆吹捧，但却并未真正带来显著成效时，那么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就会感到在自己的国家里没有舒服感。根据社会自我感觉程度的高低，在工人中可以将监测数据分为三组：第一等“不舒适”；第二等“一般舒服”；第三等“舒服”。2008年，这些类别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下：第一等：33.8%；第二等：39.2%；第三等是27.1%。从1994年开始，这些群体的动态变化比例如下：感到“不舒服”的人群缩小了62.5%；“一般不舒服的”群体增长了1.3倍；“舒服”这一群体增长了2.1倍。这种趋势显然是积极的：“感到舒服”这一群体的比例和“感到一般舒服”的比例在增大，而“感到不舒服的”群组比例在缩小。与此同时，金融危机的真正社会影响可能在2008年还没有到来，这可能也解释了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可能也与21世纪头十年初期以来经济政治稳定条件下受访者所形成的心理惰性有关。另外，这些受访者大多数就业于技术熟练的工种，因此他们也就不认为自己“马上要完蛋”。但在回答“在未来六个月内你对自己的满意概率是多少”时，答案中包含了一些不确定的“语调”（2008年末10188748在下诺夫哥罗德地区的研究调查数据），在不同技艺水平的工人中存在显著差异。如果说对未来充满信心、非常满意的人在技艺熟练的工人中占到15%的话，那么在不熟练的工人中则只占到3.3%。无法相信未来且感到满意的在这两个人群中分别占到48.0%和63.3%。除此之外，还应该注意到一点，在工业生产领域的就业者不满意感最为严重（66.7%）（指的是各个不同社会行业不同群体的受访者，不仅仅是工人）。这一发现很重要。需要重复指出的是，这种特殊的工作条件对工人的地位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还影响到了他们的社会心理、在生产和非生产的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策略以及社会劳动再生产。

社会领域有关社会发展的复杂进程的生产能力直接取决于工人的质和量的再生产。这一问题最近尤为引人关注。当我们谈到主要生产力的形成时，我们主要指的是有专业素养的工人，他们符合现代发展的要求。根据专家建议，在未来三到五年里，工人人数由于退休将缩减1/3，每年将有200万工人退休。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人去替代他们。苏联时代对工人的培训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就彻底崩溃。毫无疑问，这一体制在过去也不是非常理想的，存在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首先就与工人群体的质和量的保证相联系。但并非所有的教育培训质量都符合生产活动的要求。除此之外，许多工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教育潜力，尤其是青年人。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在职业培训结业后就应征入伍了。因此，在职业培训结业后进入部队服役期间，大部分在职业学校所学的知识都会慢慢忘掉，而这也成了许多年轻人离开自己专业工作的原因。

俄罗斯现存的对工人正规的培训体制与之前的苏联社会的职工培训制度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对职业技术学校的重命名难以被称为是一项根本性的改革，因为近来不仅职业培训的质量发生了变化，而且在朝着坏的方向发展。工人培训和国家经济要求的不平衡，迫使许多青年工人自己降低了信心。除此之外，职业技术学校的网络在数量上大大减少。当然，最基本的问题仍然是培训质量问题。根据社会调查研究的数据，仅仅有1/3的工人在职业技术学校取得相应的职位，并在学习期间学得了基本的职业技能。大多数工人是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并且远不是工人每次在学校获得的新知识都符合自己的职业需要，超过一半的人受过职业技术学校的教育，但并没有按照自己的专业去寻找工作。

毫无疑问，那些已经在学校接受过培训的工人在工作场所的工作适应性方面有很大优势：因为他们所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大大减少了。但这种教育也有很多缺点，无论是对那些将来准备作为蓝领工人长期发展的人，还是准备在未来脱离工人工作的人。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将在下面接着讨论。

根据监测数据，工人的教育水平自2000年开始稳步提高，但并没有因为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提高而大幅度增高。2008年较之2000年，这种教育水平较高工人的比例增长了七个百分点，从22.6%到29.6%（见表4）。

表4 工人教育水平动态变化表

最近在工人中拥有中等专业和高等职业教育水平的人的比例在增大，在我们看来，这可以解释俄罗斯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危机的特点。目前对专业的需求量增大，但并不要求太高的教育水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甚至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也被迫承担了更为低技术水平的劳动。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都纷纷进入工人阶层。总而言之，近年来国家经济的变化导致对工人技能要求的变化。那些并不需要太高职业教育水平的专业技能要求导致各个行业整体技能水平的下降，其中也包括熟练技术工人。

表5 工人技术水平的动态变化

基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工人及其职业培训存在下列问题。

（1）工人们没有有效运用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他们常常倾向于在他们所学专业以外的领域工作。当然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时间以来，社会学家就发现通过教育和培训所获得的专业技能往往并不能成为日后每个人的工作选择的依据。研究者发现即使在苏联计划经济时期也是如此，当时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接受工作分配是强制性的。在当今经济社会条件下，许多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将面临失业的事实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同时，职业变化既有正面也有负面影响。对所学专业的灵活态度令人们在找工作时也能感觉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在一个新的专业领域工作也并不能保证技能资格与工作要求相符。

（2）工人可选的工作相当有限。首先这适用于劳动力市场的部门选择。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变化和转型一直在持续。这种多因素经济的形成，包括多种所有制的经济形式，从国有经济到私有经济，都影响到劳动力市场。

在新西伯利亚和秋明地区进行的社会调查显示了在工作场所的选择上有以下倾向：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年轻工人，更喜欢选择在私营企业里就业。没受过职业教育的年轻工人也不例外：他们中有45.0%的人愿意在私营企业工作，而35.7%的人则愿意在国营企业工作。选择工作场所这一行为自然是受到了教育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讲，那些接受了足够高的职业教育的工人都愿意在私营企业里就业，甚至会选择那些工作技艺要求并不高的工作。那些接受过初等职业教育的工人，显得并不是很有竞争力。除此之外，工人应该拥有一个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职业工作。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选择机会也会受到限制，因为私营企业远远不能涵盖俄罗斯经济的所有部门。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是最为典型的，其中包括占有优势的贸易和饮食行业。因此大多数工人（2/3还多），不管自己的意愿如何，都在国有经济占很大比例的经济部门工作，比如工业、建筑业、交通业、通讯业以及农业等。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提到的情况只是与在职业技术学校接受了教育的工人有关。对于在企业直接接受职业培训的工人来说，就不存在选择工作的问题了，不管他们本身的意图和愿望如何。

（3）对劳动力培训的优化组合以及在生产过程中的要求。这一问题涉及那些欲谋求“升职”的工人（也就是说，在工人职业范围内要提高职业教育和从业水平），甚至那些需要这些工人的企业。

根据社会调查数据，这些工人占到受访者的1/3。这的确是一个足够年轻的工人群体：他们中61.6%的年龄是30～39岁；24.9%的年龄是20～29岁。毫无疑问，这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有前景的年龄。这一群体的工人拥有足够高的职业水平：他们中有20.1%的人接受了职业教育；25.1%的接受了初等教育培训以及44%接受了中等专业教育。这一群体中的工人会有效利用自己所受教育的潜力，因为他们中61.4%的人是按照自己学习过的专业来选择工作的。但这一群体最有前景的一点是很多工人都旨在长期在蓝领工人领域提高职业素养（82.0%）或得到提升（51.4%）。需要工人提高职业素养和技艺水平的企业，也努力创造一切条件实现这一计划，并拓宽这一群体。也就是说，企业应该为工人的职业发展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提高其职业技能并助其实现自我价值。然而，就像前面提到的一样，为职业发展和工人技艺水平的提高创造一切可以接受的条件，并不是所有企业和所有经济部门都能实现。那些有前景的大公司最能为工人成长创造这些条件，特别是金融业。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谈到这些部门和企业时，这些企业一般都是正在成长中的，或正在用新技术进行革新的，所以说它们更需要高技艺水平和高素养的工人，其中它们也会对一些工人进行培训。

这也就是说，对于工人阶级和某些正在成长发展的企业来说，有一个利益的会合点。但这只适用于少部分情况，如第三产业的工人和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一个普遍的趋势是，就像前面提到的一样，在劳动力市场上需求量最大的是那些低技艺水平的工人。因此大部分劳动力基本上是由以下群体组成的。首先，这些工人年龄一般都超过40岁，他们也没有打算离开现在的职位。但正因如此，他们在短期内会因为退休而在数量上减少。其次，对很多工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只是临时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寻求职业素养的提升和升职，但这发生在工人职业之外。从工人的培训和再生产观点来看，这两组工人都不是非常有前景的。但第二群组的工人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因为吸引他们的工作条件，或因提高劳动待遇和升职机遇而留在自己的职位上。

在制定培训工人的最适宜策略时，除上述几点外，在我们看来，还应考虑以下情况。根据我们的研究，“工人这一行业的工作在青年中很不受欢迎”其实是被夸大了。青年工人职业群体与其他职业群体有许多共同点。渴望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和教育水平，渴望得到晋升，对所有群体来说都是非常普遍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策、各个行业以及企业，都应该让青年职工清楚地知道他们能够在工人职业中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志向等。为了贯彻这一培训工人的政策，首先应当实现工人职业培训体系的现代化：这一培训体系必须变得更加灵活机动，更富有连续性并确保能够进一步提高工人的职业素养。

上述计划可以在一个必要条件下实现：在国家经济中应该实现工艺技术的现代化以及革新技术的变化。现在经济部门的大多数企业实际上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只需要低技艺水平的工人，因此他们对培训系统的变革并不感兴趣。而高科技生产企业的培训更符合工人的需要。因此，仅仅那些选择了工人作为终身职业或准备在工人这一职业实现自我价值的人，会感到不满足。

今天的工人，像其他所有社会群体一样，面对着现代生活中社会分化和整合的复杂和矛盾局面。所有制的变化与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为劳动力市场领域的变革提供了条件，加深了社会经济的异质性，导致一些新的就业形式的出现，也改变了就业的动机。作为雇佣工人，他们的状况与目前发生的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尤其与社会领域的现代化紧密相关。正是在这一社会空间，这些经济活跃人口——工人，将发挥其潜在力量。这一群体的资源主要取决于国家重要社会政策的执行情况，主要包括：创造机会使所有公民都有机会赚钱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满足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需求，提高职业素养和教育水平等。总而言之，执行这些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情况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