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我奉命到安徽省随同香港红十字会方敏生秘书长一行考察灾区的工作。期间，我认识了香港红十字会医务主任、红十字志愿工作者潘德邻先生。

那是在安徽省的淮南市，我们初次碰面，他就对我提出：“若你不太累的话，我们晚饭后能谈谈有关工作吗？”他知道我刚刚从北京经合肥赶来，有些不好意思。我说：“咱们还都不老，没问题。”他果然饭后夹着大文件夹来到我的房间，开始了我们第一次正式的“工作会谈”。他谈得很认真，把要与我谈的有关文件整理得有条有理。后来，我听说他是香港的一家很有名的大医院的高级骨科医生，所担任的香港红十字会医务主任的职务是在业余时间做的，而且是一名担任着红十字会重要职务的志愿工作者。

在安徽期间，方敏生秘书长曾告诉我：“潘先生热爱红十字事业，是香港红十字会得力的志愿工作者，还是1993年度‘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候选人呢！”

潘先生出生于普通人家，于198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从事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的工作。他在刻苦钻研专业技术的同时，对中国文学情有独钟，诗词歌赋颇有造诣。一天，我们路过一家文物商店，他低头浏览柜台里陈列的商品，我看头上悬挂着的一幅陈毅元帅一首诗的条幅，不禁念出声来，他竟然头也不抬地接了下句。我向他询问一直萦绕在我脑子里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南北讲话口音差别那么大，而古代诗人们无论南派北派的诗词，现代人读起来都能朗朗上口呢？”他很在行地给我讲了一套汉字的发音规律，南北口音虽有不同，但在遵从诗词规范上如何一致。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使我茅塞顿开。1980年和1982年他先后出版了两本个人诗集，现正在筹备出版第三本，这时，我对他的文学才华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潘先生不仅在生活中发挥自己的特长，在专业上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于1982年医学院毕业后，到医院工作了几年。1980年用奖学金到英国深造，获得了皇家外科学院院士资格，1992年又到美国搞了一年科学研究。在医院里，他平均每天要做四台手术，他常常连续工作二十几个小时，还要给医学院的学生讲课。他得知我在具体负责一项骨髓库的计划就建议我：如能搞一个骨库就好了。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骨折治疗的知识，从他那里我才知道了建立骨库的意义。

1989年潘先生成为香港红十字会3000多名会员的一分子。那是大学毕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约他一起到红十字会举办的卫生救护训练班当裁判，一去他便热爱上了这项事业。他甚至给红会的训练课程提出了个性意见，得到了红会领导人的重视，被委任为香港历史上第一个志愿工作者身份的医务主任。在香港，到红会帮助工作的人不少，但像他这样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地做下来的人却不多。现在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正在做着一项在香港红十字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任务——起草“横渡97”的卫生救护训练五年纲要。他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这个大纲要完全摆脱过去英国培训模式，与1997年香港回归的大局接轨。他与我谈起内地的卫生救护训练时说：“内地搞这项工作的意义更为重要，香港是个城市化的地域，交通发达，有了紧急情况，可以很方便地送到附近医院。而内地地域辽阔，医疗水平不平衡，群众性的卫生救护工作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

10月初，我在北京又见到了潘先生，他是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邀请，给参加国际急救技术讲习班的学员讲课的。我约他严冬时再来一次，到哈尔滨去看冰灯。他听后，很遗憾地说：“不行了，今年三次来内地，三个星期的假期都用完了，争取明年再来吧。”我这才想起，潘先生是个志愿工作者。他来内地工作，第一次是到广州的一个地区红十字会组织的培训班讲课，用了一个星期；第二次是到安徽考察工作；第三次到北京也是讲课。如此重要的任务，他竟然都是用自己的时间来的。此时，我更加对他肃然起敬了。

潘先生到现在还是一个人生活，他自己有了一处100平米左右的住房，与他父母的住处相邻。每到晚饭时，他们约好用手电筒联络，只要手电的光线照过来，他无论多专注地做事，也要赶过去吃饭，他怕父母唠叨他。潘先生不顾个人利益、竭诚为社会服务，愿他永远幸福。

原载《中国红十字报》1993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