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深秋，有幸应邀赴台访问，行期将满时，一直陪同我们的梁先生推荐我和另一位同志去参观设在台北市北平路的创世社会福利基金会。他特别说明，牺牲一点时间，去看看这个基金会绝不后悔。

在基金会机关办公地点，一位50多岁的先生出来迎接我们，他中等身材，慈眉善目，一身不算考究的灰色西服，人显得十分干练。他就是基金会创始人曹庄先生。曹先生带我们参观了该基金会的主体事业——植物人安养病房。

这次访问前后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但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每每回忆起那次参观访问，我甚至都有一种冲动，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我认识了世界上一个真正无私奉献、不图半点回报的人。

现任基金会董事长的曹庄先生在十几年前只是一个公司的普通职员，既没有钱财，又没有背景，但他“位卑未敢忘忧国”，在1980年退休之前，就决计要做一件人们都不愿做、更不易做的工作——照顾那些长卧不醒的植物人。

植物人，被人们称为介于生与死之间的“边缘人”，他们除了呼吸，其他生理几乎全部都要他人照料。这些植物人最易被家庭和社会抛弃，而他们即使受到了最好的照顾，也不一定能对照料他们的人有所回报。曹先生觉得他们才是最需要爱心的人。

用了四年时间，他靠着两条腿跑遍了全岛各大小乡镇，向所有能遇到的人募捐，虽然绝大多数人认为他是“疯子”“骗子”，但他从未退缩，终于初步募集到一定资金。在租房办安养院时，又屡遭房主不理解，将其赶出门外的厄运。好不容易租到房舍后，他的个人积蓄已消耗殆尽，连买病床的钱都没有了，于是他就拼拼凑凑，将人家扔掉的木衣柜捡回来，改装成病床，这就是创世基金会最初的创业史。到目前为止，当局和有财力的企业人士从来没有补助过一分钱，基金会经费全靠散居在各地的善心人士，以积沙成塔的方式，或多或少，定期或不定期寄来。据说，今年基金会的年度预算是2亿多新台币，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

现在基金会已走过了十个年头，原本只在台北有一所安养院，现在六个城市都设立了分院，安置了200多个植物人。现如今，安养的病房里整齐划一的电动病床已显示出它的十足的现代化气息，但在排列有序的病床一端，曹先生特意留下了一张“原始”的病床，曹先生对它的特殊感情谁能不理解呢？

全台湾大约有3000多植物人，其中1/10是亟待救助的“清寒植物人”，即本人没有收入在家不受重视的人。曹先生的工作重点首先是这些人，现在各安养院的植物人，绝大多数是这类“清寒植物人”，大大缓解了社会和家庭的矛盾。

安养院的病房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可调节光线明暗的窗帘，富有生活气息的画框，暖色调的墙壁，带护栏的宽大病床，松软漂亮的被褥……都给病人们创造了一个“家”的氛围。再看看那些目光呆滞但从头到脚都干干净净的植物人们，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曹先生他们绞尽脑汁地策划、汗如雨下地施工、不顾脏臭地为病人擦洗的景象。

在陪同我们参观时，曹先生每走到一个病床前，都要摸摸病人的额头，握握他们的手，再把被角掖好，病人们都睁着眼睛，毫无表情，可曹先生仍然是面带微笑地为他们服务，甚至还要问寒问暖。曹先生把他们当做自己的至爱亲朋，当然也就很自然地要与他们交流了，虽然常人往往认为这是对牛弹琴。

在一个特殊的小病房里，一位身着驼色毛衣，半卧在病床上的耄耋老人吸引了我的视线，这位老人上半身可动，见了人就想说话，但又不能让人听懂，只是不停地流口水，曹先生见状，紧走几步，拉住老人的手，拿毛巾给老人擦净口水后，给我们当起了翻译。他照顾老人时间长了，大概能明白老人要说的话的意思。原来，老人是清朝高官李鸿章的曾孙女，年事已高，家中无人照顾，曹先生接纳了她，老人住在这里很满意，说这里的工作人员待她“很好”。

回到内地后，我给曹先生发过一份贺年卡，后来在北京的报章上看到一则关于使植物人“复活”的报道，也剪下来寄给了曹先生。今年四月，梁先生应邀到内地来讲学，并告诉我过几个月他退休后，也要到曹董事长那里当义工。

原载《中国红十字报》1997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