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7月21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耿志民

主持人：大家都知道新闻评论部在中国的电视领域里面是赫赫有名的，它创造了中国电视很多品牌栏目，它独特的运作理念引领了中国电视的很多改革，在中国电视领域里面来讲具有非常高的地位。所以，今天我问耿主任要讲什么题目？他说没有准备PPT，没有准备PPT我觉得更好，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敞开来跟大家做交流，因为实际上我们要研究中国电视，研究中国的新闻业，谁也跳不过《东方时空》，谁也跳不过《焦点访谈》，谁也跳不过新闻评论部。那么，耿主任没有做PPT更好，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的做很多交流，好让我们更直接地了解我们《东方时空》《焦点访谈》《面对面》的很多幕后故事。我想这样可能更精彩，因为我觉得，在大学课堂里面，许多同学都已经习惯于听老师照着课本念，听老师照着PPT讲。但是，像我们耿老师这样，不带PPT，不带提纲，走到我们大学的讲堂，可能会更精彩。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耿志民老师！

耿志民：我估计大家和我一样，最近会注意到这个节目，就是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昨天午夜的时候我一看，哟！有《中国好声音》。平时我看电视不多，但是因为出差住宾馆的话，可能一个人就会打开电视看一看，这个节目很吸引我，结果搞到现在还是在半梦半醒之间的这个状态。

我想这个节目它为什么这么热烈，在网络上得到的反响这么热烈呢？我觉得它至少有这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感觉，就是一台这样的节目，它仅仅依靠声音，就可以感动人。过去以往的这些节目，我觉得充斥着很多虚假，似乎每一个选手都需要或真或假的去告诉大家一些值得同情和流泪的故事才能在这个舞台上站得住，仅仅靠声音是不行的；第二个原因是，很多其他的歌唱类节目它脱离了唱歌的本质，就是只有帅哥、美女，伴随着拥戴和喜爱他们人的尖叫声，才能够在这个舞台上站得住。所以说《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实际上它也体现了现代的观众、公众，还有网民对一种东西的渴望和呼唤，这个东西叫什么啊？就是“真”和“真相”。

“真相”这个东西啊，现在是媒体、网络和公众非常热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2010年底。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这个浙江乐清市，有一个寨桥村，发生了一个前村长被一辆重型卡车碾压致死的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在当时刚刚兴起的微博，这样的网络新媒体的推动下，迅速演变成一场全社会、全民关注和质疑的公共热点事件。所以，这个时候所谓的通过各种渠道对于社会热点事件的真相的这种追寻，这种探寻，就爆发性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当时出现的那种情况，我是亲身经历的，确实是前所未有的。首先是那么多的媒体，聚集到一个以前不为人所知的村子里，去对很多的复杂的疑点进行探寻；第二个，在网络上，有大量的网民，他们自发地组成了观察团、调查团，也是亲自去跑到这个村子里。还有就是有很多有专业背景、专业知识的网民在对他们掌握的这些信息做很多技术性的、专业性的分析和梳理。但是这个事件最后给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没有真相！

当时我们新闻调查的评论部有一个栏目叫《新闻调查》，《新闻调查》的这个摄制组啊，也在现场。时隔两年呢，有些细节呢可能我记不清楚了。但是，这个事件的基本情况是，就开始阶段，大量的媒体报道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真相，这个真相所有的指向就是“阴谋论”，就是这个村长是被几个类似于武警还是保安的人，按压在这个卡车的车轮底下，然后被碾压致死，这是政府制造的一场阴谋。当时所有的报道、所有的信息给我们的真相，就是这样。所以，当事后再去做调查的时候，当你发现所有的证据都不能支持这个“阴谋论”的时候，你再提供的另一个版本的真相，就会受到强烈的质疑。

新闻调查做了一期节目叫“钱云会之死”，这期节目影响很大，但是一直有非常大的争议。争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推翻了所有指向“阴谋论”的说法，但是，它自己又不能呈现。当初原原本本究竟发生了什么？它所能呈现的都是依赖于官方、警方以及所有的目击证人。但是，那些所有的目击证人已经进了看守所，穿着囚衣。那么这就让这个所有的观众产生强烈的疑问：他们在那种环境下能讲真话吗？他们说出的东西是实情，是真相吗？所以这就像一个悖论一样，当种种假象曾经被作为真相传递给你的时候，到了后来你对这些假象的本身的证伪和质疑也受不到信任，所以讲到我今天想讲的。我从这个事情提起来，今天想讲的就是一些真相背后的故事。现在我们大家，不管你是学传媒的也好，还是研究媒体的也好，还是媒体的从业者也好，“真相”这个概念都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钱云会”这个事情当时就是给了所有的传媒人上了一课。然后你就会发现，面对真相，媒体和记者其实很无奈。然后你会发现这里面大家价值观的差异，理念的分野，立场的差别，以及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每个人在用什么手段去探寻所谓的真相。

那这个事情我先放下不聊。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事件，说到一句话大家可能都知道，叫“我爸是李刚”，这大家很清楚。这句话可能现在有些同学已经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对这句话深信不疑，这完全是人造的一句话。当时的事是这样，当时有两家媒体在第一时间进入到了事发的现场，一个是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今日说法》的去现场的那位记者现在已经调到了《新闻调查》，我跟他详细地了解过这个情况。另一家媒体，我就不说了，也是一个著名的调查记者和著名的调查团队进去的，他们同时在场。那么当时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叫李启明。当时李启明在校园里，撞了两个女学生以后，你们想象一下，一个比你们还要小的一个小伙子，在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和意外之后，他一定是吓蒙了。这时候又被围堵下来给送到学校的治安管理部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一个熟人，这熟人就是学校保安。在那样一种慌张的、无助的状态下，他看到了这个叔叔，他会很本能地像见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他悄悄地跟这个叔叔说：“叔叔，你认识我吗？我爸是李刚。”因为他爸是当时负责这一片治安的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嘛。我们不管这个小伙子做错了什么，犯了什么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呈现出的状态，这是人之常情。我想一个负责任的、有良知的记者，他应该会把实情告诉大家，但是没有。最后，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十几二十不到的小伙子“官二代”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在致人于死命，撞伤的情况下，那么多人愤怒的这种围堵当中还十分嚣张地说：“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我爸是李刚。”所以这个完全不符合人情，不符合常理。

但是有个现象你们知道吗？所有的媒体都转载，所有的媒体都把它当成既定的事实在传播，而且，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相信。所以现在，说到真相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媒体的从业者，会觉得也挺苦恼的一件事情——这些事情都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媒体，我们的记者，我们这些从业者，我们真的是在探寻真相吗？我们真的是要给公众实情吗？有的时候不是。

有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媒体甭管它给自己贴的什么标签：左还是右？是保守的还是前卫的？是这个倾向民主的还是维护体制的？不管它的标签是什么，但是它共同呈现出的一个不乐观的现象就是：当它面对事实，面对这个所谓的新闻背后的东西的时候，都没有做到客观、公允，都没有体现出作为媒体和记者的良知，被立场左右，受利益的左右。如果一个从业者碰到我们刚才讲到的像这个李刚的这个事件上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告诉你实情，他背后一定是有驱动它这么去这样做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立场。当他在听说这个事情产生了兴奋感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孩子是“官二代”。这个“官二代”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就是你要知道，现在公众对于官员，对于腐败，对于特权，对于体制是多么的愤怒和痛恨。其实他这样做就是挑起更大的愤怒，对这个社会的这样一种不满和愤怒的情绪。但这是一个记者应该做的吗？我认为不是。

记者有没有立场？记者的立场其实就是对真实负责。你不要说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你是支持民主还是维护体制，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你是保守党还是工党，这个其实和记者无关。但是现在恰恰在我们整个传媒行业，这个分野非常严重。媒体之间互相的对立，互相的抹黑，就完全造成这样一种紧张和对峙的不合作、不和谐的状态，大家都失去了公允。

20年前，《东方时空》出笼的时候，那个时候它的反响和现在今天我们说的一档节目，叫《非诚勿扰》也好，这个刚才说的《中国好声音》也好，那是无法相比的。那叫一种创世的成就，就是它是一种，怎么说好，是开天辟地。有了《东方时空》之后，中国电视有了早间节目的概念，过去中国人早上是不看电视的，早晨看电视，如果有人认为，我办一档节目早上有人看，人家觉得你有病，你这个脑子是搭错线了，怎么可能呢？但《东方时空》做到了。自从有了《东方时空》，那么多的中国人，现在可以夸张地讲，就是全中国人民早晨被它唤醒了，要看《东方时空》。然后紧接着同样是这么一拨人在创办《东方时空》以后，创办了《焦点访谈》。然后，有了这样一个节目之后，全国的电视台陆续都有了类似于《焦点访谈》的节目，套用现在的话讲，在当时来讲是对中国社会走向开明，走向开放，走向法治，走向民主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推动。再后来新闻评论部还是在不断地探索，又推出了《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在当时非常具有影响力和口碑的节目。而且在那10年里培养出了像白岩松、崔永元、敬一丹、许敬义、柴静、王志、张泉灵、董倩一大批优秀的主持人。所以，从所有这些实践，这些栏目的品牌、人的品牌，大家都可以看出当年的新闻评论部创造了怎样的一种辉煌。所以现在回头看去，就是恍若隔世。我在相对年轻一点的时候，从事这个行业，真的是非常幸福，这种幸福感一直遗留到今天。对我来讲，无论这个行业是如何的没落，这个工作过程有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都能够保有非常乐观、美好的心态，准备把这件事做到退休。现在我不知道很多孩子为什么要学传媒这个行业，因为我发现他们已经不热爱这个行业了。为什么要学？我就不太清楚这一点。对这个行业，没有兴趣，没有理想，没有激情，你是走不下去的。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有关收入的一个表格，香港的这种媒体的新晋人员，他们收入是多少呢？是大概8000～10000多港币，然后你可能三五年之后会有点晋升。那么，到中央电视台呢，也差不多，当然可能看不同的岗位吧，有的还要低一些。然后又看到一张表格，就是，在美国，那个有点开玩笑的成分，但是也反映一点真实，美国媒体行业的从业者，他的收入是排在伐木工前的，在整个列举的那十个行业当中好像是排在第八位的。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整个媒体行业从收入，从各个方面来讲，肯定是不能满足现在年轻人的期待，尤其是这个男同学的期待，因为你收入太低，你女朋友都留不住，是吧？你找女朋友都很困难，所以这个行业现在是这么个样，我刚才讲我们评论部当初的这种辉煌和今天，确实是一个没落的态势。

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钱云会之死”，还有“我爸是李刚”，其实最近几年，所有媒体上的热点事件都呈现出相同的特征，就是大家都在狂热地追问真相。但是，事情过后，要么你什么都没有得到，要么你把虚假当作真实，当做这件事留给你的记忆。

再往前，深圳有一件事情，当时也很热闹。说深圳有一个产妇，因为没有打点好医院，没有给护士长送红包，结果被护士长，被一个万恶的毒妇护士长把肛门给缝了，给她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这个事当时《南方都市报》和深圳《晶报》这两家媒体率先报道出来。他们报道出来以后，无论医院如何辩白，无论专家如何解释，无论助产室的护士长如何喊冤，都没有人相信。因为大家带着以往对于医院医疗系统的愤怒，大家宁愿听到这些事情，宁愿相信这个事情。但是事实真相是什么样子的呢？一年多以后，这个事情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这个护士长反过来去起诉这个产妇，那么这个事情就有了一个新的由头，《新闻调查》的记者就去重新做了一个追究性调查，采访到了最初报道他们的记者和当事人。其实真相是完全反过来的，助产师根本没有做这些事情。最先曝光的媒体记者在被采访的时候，他也不得不承认，当时他并没有证据证明是护士长缝了她的肛门。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报道？如果事后你再反思，再道歉的话，你对这个无辜的护士长造成多大伤害呢？这个记者最后从深圳跑回了陕西老家，因为他在深圳没法待下去了。

还有一件事，大家还记得一句话吗？叫“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也是不存在的，这句话根本不需要再去做调查，你只要读一读当时所谓江西的官员给媒体写的那封信。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在讲政府参与拆迁的这种苦衷，他的话开头是，如果没有拆迁，没说强拆啊。如果没有拆迁，就不会有什么什么什么，就不会有什么。说了一大堆，然后就说所有这些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没有这些发展，哪会有一个崭新的中国。当然你可以认为他这是一种狡辩，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们媒体把他所有话的原意曲解掉以后，也给他变成：地方的官员强横地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就非常蛮横地认为强拆是有理的，强拆是正确的，那你这样造成的结果，带来的又是对事实本身的误解、曲解，又是带来一股愤怒的情绪。我们媒体在面对公众对真相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

我觉得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良知，一个是立场。

良知是个什么？良知不要把它说得太高了，就是我们平时说我们做人。做人要讲究一些吧，你要有点诚信吧，你要守信用，你要仗义一点吧，做记者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一个人，在记者的角色中，在媒体的岗位中，他面对事实的时候，说真话就没那么难呢？我们有的时候说真话难是因为什么？是说不出来，不让你说。那么当有机会、有能力说的时候，你不要说假话，我觉得这个是能够信守的原则，就是新闻调查很多情况下它满足不了你们的期待。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希望新闻调查给你一个详细的调查取证，给你一个真实的呈现，这个时候我们失语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受管控的。那么，回顾这两年来媒体对于公共热点事件的报道，究竟给公众提供了多少真相呢？说实话我很幸运的是我知道这些事情的背景、细节，但是多少公众有机会知道这些呢？而他带着被你误导的事实，被你扭曲的事实，被你误导的结论，去认识人生，去认知这个社会，他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吗？所以我觉得，一个记者在看到事实真相的时候，他故意遮蔽一些细节，故意扭曲掉一些东西，如果这个事实不指向他所要的结论，他就把这些事实遮蔽掉、扭曲掉，我不知道这样做的话心里是不是会很安宁。怎么成为一个名记者？那要靠有影响力的报道，有影响力的作品。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如果进入到电视台，进入到一家杂志社，你两次介入到这样的热点事件，两次作出有影响力的报道，你就会在这个圈子里获得非常好的口碑和名声。然后，就会迅速地成为一个比较知名的调查记者，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诱惑。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造成有些人不顾及事实本来的面目，出现了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些情况的原因吧。

还有一个，就是立场的问题。我刚才说到记者的立场是什么？有很多的。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矛盾重生，大家知道，公众的情势非常不安定。“维稳”这个概念大家都知道，维稳成了当务之急的大事，有人传言说我们国家的这个维稳的费用已经超过了军费，这个无处考证，就是那么一说。但这就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矛盾有多严重，激烈到什么程度，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这个价值观的取向、立场的分野，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差异。媒体在这个环境里必然是受到它的影响，会有选择，不同的媒体会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立场，所以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叫立场大于事实。还有一种叫“预设立场”，就是当一件事情发生以后，记者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判断会自然地受你的立场的影响。所以说，记者的这个“立场”一定是要打上引号，说绝对一点，记者是一个没有立场的职业，你不应该有立场，你的立场基于事实，你唯一的立场就是对真实性负责。我觉得将来，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将来准备进入这个行当。哪怕你们将来不直接从事传媒行业，你们在大公司里，或者一个大的机构里从事媒体公关，你们也应该明白这里面的技巧。当你们公司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面对一群一群来的传媒记者的时候，你会痛苦的发现，一天过后，你们公司的事件被呈现出了你们无法理解的N多个版本，有口难辩。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才能够学会应对。如果你将来想从事媒体行业，那更不用说了，你一进入媒体里面，就立马要面临这样的抉择：你要怎么做记者？这是从事媒体行业最核心的问题。因为你做的最高产品就是提供真相，而提供真相需要记者的良知，需要记者的无立场。这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观点，我们每个人对于社会上发生的事都会有基于自己人生经验的价值取向，会有一个判断。但是做记者的不一样，记者是在预先判断的基础上，一定要得到事实的校正，否则的话就会产生偏差，你的偏差对于受众、对于社会可能产生的误导的作用是巨大的。

我觉得像我们中央电视台最近几年，在海外和国内的各个记者站作了很大的拓展，国外的建站已经达到了80多个，有重点国家、重点地区，有分台，有中心站，有记者站。国内所有的省会城市都建立了记者站，这给很多年轻人提供了当真正记者的机会，我相信在座有很多是211大学毕业的，英语过了几级或者有几年的从业经验就可以去报考。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新面孔在叙利亚，在大马士革，在很多动乱的地方，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国内的突发事件的现场。他们的面孔跟你们一样年轻，他们获得了非常好的机会，这是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很少有的机会。这当中的有些人也一定会成长为非常优秀的记者，现在已经看出一些苗头，当然你们可能也看到很傻的一些，有些孩子傻傻的，这其中就有两种情况，一种可能是未来的实践会淘汰他，他不具备当优秀记者的素质。第二个就是因为他还年轻，还需要锻炼，他会成长。我说这些还是想给大家鼓鼓劲，你们现在是在这个行业的边缘，不知道你们未来的选择，我觉得有兴趣的话，还是要去做实践，这是非常好的机会，你想象一下，一位年轻人激情澎湃地走进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机构，然后被派赴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忘的经历，倒退20年，我也会去的，现在太老了，已经干不动了。如果你有志于做一个真正的电视记者的话，最近几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且通过考试就可以进入到这样一个序列里面去。

我是随便跟大家聊聊，我今天主要来讲的就是这个关于“真相”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可能离同学们相对远一些，你们了解这些东西可能更多的是从网络上，我只想告诉你们，真相有的时候就是媒体人手中的玩具。他要给你什么玩具，他自己随便掏，然后你们就是一些可怜的、渴望真相的孩子，有的时候他给你一只玩具小熊，你以为真相就是小熊，有时候他给你一只小乌龟，你以为真相就是小乌龟。所以你要学会走出网络的世界，你要学会在网络信息当中筛选和判断，你要学会对于真相里面的假象作出判断，这是我想讲的核心话题。

我希望大家对于中央电视台，对于新闻评论部，对于这些栏目，或者对于刚才说到的话题，如果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的话，我们做一点互动的交流，不要就我一个人在这里无谓地漫谈，好吧？

嘉宾：老师，我是来自东华大学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的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我现在也是在一个选秀节目实习，叫《天籁之声》，是山东卫视的。有一个事情可能大家不知道，现在我们组里面也非常愤怒，就是《中国好声音》的导演组想挖我们《天籁之声》的一个选手叫樊博，他给我们导演组打电话，他说就是给我们这个选手请假，说这个选手的父亲病危，然后暗地里再跟选手说让他去参加他们的节目。也许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节目在现场电视上展现出来的它好的一面，而它背后的执行操作我觉得是很不能理解。

耿志民：你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知识和经验范围，我尽力简单地回答一下。《中国好声音》的事情，我在网络上也看到了，而且据说还有其他的身份不真实的问题。比方说一个来自东北农村的小伙子，据说他并不完全是他所叙述的那种情况，据说他在别的选秀节目里讲述的自己的身世和这个又不同，那么这个情况我是感觉，像《中国好声音》这样的节目，它一出笼的时候为什么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和肯定，就是因为它起始阶段呈现出来的价值观是好的，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就是我们不依赖于身份的造假，不依赖于编造一些赚取眼泪和同情的故事，仅仅凭着真实的嗓音，表达真实情感的这种歌声就能够得到认可和肯定。我只能说我很遗憾、很痛心，我希望他们少犯这种错误，如果他们继续犯这种错误的话，这个节目的前景也是不美妙的。

嘉宾：老师您好，我是一名本科生，也是学传播与传媒专业。刚才听老师说如果不去做正统的传媒而是去企业做一些企业宣传之类的，就要应对各种媒体，遇到很多困难和情况，请老师跟我们讲一下有什么经验可循或是有什么应对的建议？

耿志民：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经验，我是从媒体这个角度讲媒体会怎么做。那么至于你说的应对，我提供的东西你不要太当真，这很可能导致你将来被解职。对付媒体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它事实，让它没有再去猜想，去东拼西凑，去把不是证据的东西捕风捉影当证据的余地。你越是神秘，越是遮掩，那么越会激发观众对这个事情探究的欲望。至于具体应对，我认为将来如果你有志于做这个工作，会有你的前辈传授给你，会有更多的课要你去上。我能提供的可能就是这么一点，就是告诉受众事实真相。

嘉宾：老师您好，我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您作为一个制片人，成功制作了《新闻调查》《真相调查》和《焦点访谈》，这些都是舆论监督类的节目，这些评论性的节目揭示了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西方媒体对西方政府的舆论监督都是小骂大帮忙，我想问一下您对这种现象是怎样看待的？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很多记者都需要身份隐蔽，我想知道您是如何看待暗访的？你认为这种行为是否违法侵权？还有就是，当印有CCTV的话筒被递到被采访者面前的时候，记者和被采访人是否是平等的？

耿志民：那这三个问题啊，我都简单回答，我倒着回答。戴着CCTV标志的话筒递到被采访者面前的时候，双方是不是平等的？这取决于记者。如果你是一个颐指气使、趾高气扬，以自以为自己高于这个采访对象的心态和神态的时候，你和被采访者注定是不会有好沟通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得到的反映有两种，一种是你在压制人家，你居高临下，人家怎么说好，人家可能是被吓着了在配合你；还有一种是你会招致采访失败，因为现代公民已经不同以往了，你一个央视的标志就能吓住我吗？尤其是年轻人，如果你不是采取平等的良好的沟通的话，你招致的是他的反抗，他会蔑视你。所以你说的这个很重要，好的记者，央视好的记者坐在你面前采访，采访你们任何人的时候，你们一定会有亲近感，优秀与不优秀，专业与不专业，职业与不职业，区别就在这里。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人物采访，《面对面》现在的人物采访记者董倩，董倩她在给你打招呼的时候，在摄像机架起来之前，她会跟你聊天，这个过程你会充分地感觉到她像个姐姐一样，你可以感觉到她就是个非常普通的人，你可以感觉到她很真诚地想了解你内心想什么，这个时候话筒还重要吗？你就不会有这个感受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取决于每个人的态度，职业态度。第二个问题，你讲到的是暗访这个问题。暗访实际上是很受限制的，《新闻调查》是调查性报道，它不主观地说监督谁，我要怎么样的，它就是说，它的基本的立意是一件事发生了，我怎么样把它弄得清清楚楚，那么这件事情清楚了可能有的时候会形成对政府部门监督的效应，但是它的出发点不是说我要监督谁。《焦点访谈》有的时候，它热衷于曝光，“曝光”这个词我觉得是一个很不职业的词，怎么就叫曝光呢？暗访这个东西，我们曾经非常滥用，就是这种滥用失去了对有些人群基本的尊重和他们隐私的基本的保护，我只能说暗访要特别特别的慎重，不能把它用在普通人身上。什么样的情况下可用？所谓暗访的手段，现在都不叫暗访了叫非正常拍摄，在什么情况下才能使用暗访的方式呢？就是当你面对的是政府机关、大的企业、机构和利益集团，那么它们的某些内幕，某些事情已经严重地构成了对最广大公众的利益的侵害、伤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暗访的手段。我认为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我认为它是合情合理的，它也是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甚至支持，这种情况下才用暗访。你不能跑老百姓家用暗访，你凭什么？你也没这个权力，也没有这个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