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节日以季节为基础，自成体系，最重要的是体现了某种鲜明的节奏。属于春季的节日有春节、元宵节和清明节；属于夏季的有端午节；属于秋季的有中秋节；属于冬季的有除夕，之前的小年似乎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节日，因为它是在为除夕作准备。

除夕是冬季的最后一天，也是与前一个节日（中秋节）相隔最远的节日，除夕也因此是中国最狂热的节日——吃最丰盛的饭、大肆放鞭炮、熬夜守岁，都发生在除夕。除夕与前一个节日（中秋节）相隔最远，也就与自己的下一个节日相隔最近——它与春节紧挨着。除夕显示的真理是：压抑越是严重，释放就越是痛快淋漓。

中国文化厌恶冬季（四季里的春、夏、秋三季都被用做朝代名，唯独冬季没有），如果说春节是庆祝春季的来临，则除夕是在庆祝冬季的结束。据说，年是一种恶兽。所谓的恶兽应该是冬季的形象化。汉语“过年”的真正含义恐怕是：冬季终于过去啦。

今天的中国人不时抱怨：如今连过年都没什么年味儿了。这是因为中国传统节日是一个节奏体系，西方人的各种节日涌入之后，这种节奏就被破坏了。

“中国节日体系”应该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一项内容，这项活动的含义是：诗人屈原投江自杀，人们抢着去挽救。这项活动的寓意却是：竞赛各方的善意是同一种善意，自己的失败不是真正的失败，无非是胜利的一方替大伙儿实现了一种善意。

节日的实质是皆大欢喜。

屈原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不是著名的《离骚》，也不是著名的《九歌》，而是他的死。一个人因为自己的死而深刻影响广大民众的文化生活，在全世界，除屈原之外，大概也只有苏格拉底和耶稣了。

§中国古人感觉最鲜明的时间单位，是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电影《五朵金花》中一男一女初识，女方唱的歌词中有这样的句子：“明年花开蝴蝶飞，阿哥有心再来会。”此歌词让我们联想起著名的唐诗句子“去年今日此门中”。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感觉最鲜明的时间单位不再是年，而是天（日）。流行全国的几句歌词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明天比呀比蜜甜，明天，明天，明天比蜜甜”。

中国传统节日以年为周期，一年一循环。今天的中国人对于年没有鲜明的意识，传统节日自然成了例行公事，失去了节日的本来含义。

感觉鲜明的是年，带来的是多情；感觉鲜明的是天（日），带来的是多欲。“似水流年”这一说法是典型的古典式的，现代人只说“日子过得飞快”。

佛教感觉鲜明的时间单位，不是年，不是天（日），是一辈子——前生、今生、来生。中世纪的西方人感觉最鲜明的时间单位，是礼拜。

§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文化，老鼠不是有益的动物，早在《诗经》时代，老鼠就已经被丑化了。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中，被排列在首位的却是老鼠，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但老鼠被置于首位，其目的不一定是要肯定老鼠，而是用老鼠来反衬紧随其后的牛。农耕时代，牛是最重要的动力。

排在第三位的是老虎，紧随其后的是兔子。老虎象征强大，兔子象征弱小。总之，十二生肖中的前四种动物，其排列顺序形成了“小、大、大、小”这样的对称性结构。

中国古人的艺术禀赋不可思议。

§30年前的中国农村，每家每户大门两旁的春联上，经常可以看见“六畜兴旺”的字眼。

如果那些可怜的牲畜认识汉字，它们就会以为，这是人类对它们最良好的节日祝福。

§孝在中国文化里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是因为古代中国普遍贫穷，每个家庭的子女又多，人们从小就目睹自己的父母为了养育子女而历尽艰辛。

在一个富裕的社会，无论怎样刻意鼓吹，孝也不能引起广泛的共鸣。

§在民间的族谱里，显赫的位置属于那些做过高官的祖先，官越大就越是如此。实际上，这些族谱都把某个大官作为自己宗族的源头。我们都自称“炎黄子孙”。一个比较了解中国文化却不知炎黄为何人的外国人，一定会准确地猜出炎黄指的是什么人。

孔子被当作中国文化的徽号，却不会有不姓孔的人想到要自称“孔子的子孙”。孔子固然伟大，却没有当过帝王。

§中国人把西方男性的典型服饰概括为西装革履，问题是，西装只与革履相配，因为这二者都是有棱有角的。

西装革履作为发明，体现的是西方文化对有棱有角事物的喜爱。在我们的文化里，圆滑是一种生存智慧。中国园林和西方园林，也体现了各自的文化精神。

穿西装、打领带，再穿上一双布鞋，这是中西结合，也有些不伦不类。中西互补是可能的，但中西结合差不多是不可能的。

§在对奥运会成绩的理解上，中国人和美国人表现出了这样的差异：美国人看重的是奖牌总数，中国人看重的是金牌总数。中国人甚至不说什么“奥运奖牌榜”，人们只说“奥运金牌榜”。

在中国，民众几乎不在乎那些银牌和铜牌的获得者。中国一部古书里，排名天下第二的英雄根本不是第一英雄的对手。中国人对“世界第一”的着迷是世界第一。

§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语言的动物，更应该说的或许是：人是节日的动物。20世纪中期的中国农村在普遍贫穷中挣扎，各种节日是人们最后的精神支柱。真正在过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之情，这种友善之情在平时容易显得虚假、肉麻，在节日里却是那么真挚。

节日的外壳还在，节日的精神却消失了。人们还在过已经没有节日精神的节日，这更是显示出文化的贫乏。今天的我们最为焦虑苦闷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之情缺少展示的途径。

§为死去的父亲守孝三年，似乎是儒家不可动摇的原则。守孝三年无疑是一件苦差事，但对于孔子和孟子，守孝三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儒家这两位圣贤都是在自己年幼的时候失去了父亲。

伟人的梦想有可能给整个民族带来噩梦。

§直到春秋时期，还没听说过有假隐士。春秋之后，真隐士乃是凤毛麟角，这也是陶渊明脱颖而出的原因。

§一直到20世纪的中国农村，人们借钱给他人，要么是无息的，要么是高利贷。

孔子极力鼓吹中庸，但我们的文化实在是走极端的文化。

§中国有“同姓不婚”的古训。有人说，这反映了古人的优生学智慧。费孝通先生说，这是因为同姓之人往往有比较近的血缘关系，这样的男女成婚，容易导致各种既有关系的变动，从而引起混乱，同姓不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混乱。

我的解释是：“喜爱遥远”是人的一种天性，“好古”是这一天性的一种具体表现；中国古人津津乐道的“行万里路”，实质也是如此；同姓不婚折射出中国古人婚姻上对于“遥远”的喜爱。古代中国大致上是一个静态的社会，人们“喜爱遥远”的原始欲望很少能得到满足。

§20世纪前半期，中国人批判中国传统的大家庭，以为大家庭是使中国落后的一种原因。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出现大家庭，是因为大家庭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因为大家庭更能满足家长的统治欲。

但依我看，大家庭是“喜爱大”和“喜爱家庭”这两种人性的合作与具体化。也就是说，大家庭可以同时满足人们对“大”和“家庭”的原始喜爱之情。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大家庭无影无踪了。但大家庭作为一种创造，在国人心里是根深蒂固的。结果，人们把自己的国家说成是“社会主义大家庭”。

费孝通先生信奉的是文化学上的功能主义，以为人们为了种种实际的目的而创造文化。伟大的艺术品实质上不是艺术家创造的，伟大艺术品的实际创造者是各种人性，至于伟大艺术品的欣赏价值和商业价值，那都是艺术品的派生物，艺术家不可能为了欣赏价值和商业价值就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

功能主义是肤浅的，有似于哲学上的实用主义。

§放屁是一种生理现象，也就是自然现象，没有几个人能欣赏放屁。汉语历史上第一个用“放屁”去比拟某个人的某些话的人，表现出了文学才能。

第一个被斥骂为“放屁”的人如果有足够的艺术欣赏力，他首先不会感觉自己被冒犯、尴尬、愤怒，而是惊叹这比喻的贴切与有力。

对于文学来说，有欣赏价值的不是任何感情，而是表现为贴切和有力的智力。

从语言创造的角度看，或许，语言中原本没有什么脏话、粗话，相反，所有的语言都是生机勃勃的。

§中国民间仪式庆典之多，恐怕是世界第一，农村人家盖房子架设栋梁的时候，也有种种之讲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城市都一度禁止燃放鞭炮。中国人在任何场合说话都是大声喧哗，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汉语“精神空虚”成了对一个人的抨击之辞。这折射出中国文化对于空虚的恐惧。我觉得，仪式庆典、放鞭炮、大声喧哗，这种种现象指向同一个目标——消灭空虚、躲避空虚。只要能消灭空虚，人们宁可让自己的心灵堆满垃圾。

更值得注意的是空虚这个词语本身。佛教认为：空是世界的本来面目；道家认为：让心灵进入虚的状态，是我们感知真理的前提。空和虚组合成空虚这个贬义词，表明我们的文化内在地排斥那些高深的东西。

心灵空虚，意味着寻常事物不能满足心灵的需要。不去创造新异的事物去满足心灵，空虚就成了纯粹折磨人的恶魔。心灵空虚原本是文化创造的最伟大、最持久的动力。

固有文化的土壤上不能自然生长出像交响乐团这样复杂的东西。一切科学都是高深而复杂的理论体系。

§我们的文化主张集体主义，西方文化主张个人主义——这似乎是人们的共识。但现在发现，更深刻的真相或许是：中国文化是大个人主义和小集体主义的统一，西方文化是小个人主义和大集体主义的统一。大个人主义使得国人公德欠缺，小集体主义使得国人私德深厚。

我们的文化中的大个人主义和西方文化中的大集体主义，似乎不容易被人们察觉。我们的眼睛容易看见大的事物，我们的智慧则刚好相反。

§我们的文化对“陌生人”有恐惧之情。有的元杂剧以此为故事的起点。传统社会中的人基本上都是生活在“熟人社会”，私德适用于熟人社会。对于我们来说，陌生人不受私德的制约，因此，陌生人什么坏事都可能做出来。

§我们的既有文化喜爱树立各种榜样以供人们学习，这些榜样大多是普通人，像焦裕禄作为县委书记而成为榜样，已经是比较罕见的现象。

成为榜样的人是普通人，是因为榜样是供其他的普通人学习的。再说，大人物首要的不是美德，而是才干。连鲁迅这样的先知先觉者，也从才干角度，去肯定杀人如麻的曹操，夸曹操“有本领”。对于大人物，“有才无德”不是贬义词。中国今天的学者，还在绕着圈儿去歌颂秦始皇的丰功伟绩。“无毒不丈夫”是中国从官场到民间都承认的真理。

§一个人加入了黑社会之后，又想退出黑社会，他将处在危险之中，即使他退出后并不去威胁这一黑社会的安全，他照样会受到制裁，直至追杀。在黑社会眼里，一个退出黑社会的人比一个被黑社会开除的人更可恨。这或许应该理解为：一个人从某一黑社会退出，表明此黑社会已经被自己的成员所唾弃，黑社会里的其他成员也就脸上无光了。

在台湾的一些政党里，一个党员想要退党，他所在的政党得知风声后，就会尽快宣布这个人已经被该党开除，算是给政党挽回了一些面子。

§剧烈的体育运动、宁静的沉思，这是两个极端，都是西方古人所喜爱的。中国古人喜爱的，是处于这二者之间，也就是半动半静。最典型的表现是书法、太极拳，还有各种各样的礼仪。

§据说，古印度人认为老师比父母更值得尊敬，因为只有老师才能让我们认识真理、得到解脱。中国文化有“天、地、君、亲、师”的说法，这是把父母排在老师之前。

但子贡是中国人的特例。常人给父母服丧三年，子贡却为自己的老师孔子服丧六年。子贡更像是一个古印度人。孔子对子贡有偏爱，这似乎表明了孔子最喜欢的，原来不是那些爱父母胜过爱老师的平常中国人。

§小数1/2，中国人书写时，总是先写2，如果把1/2当作一个汉字，则这样的书写顺序是奇怪的，汉字书写顺序，原则上是先上后下。

不过，即使把分数当作汉字，那也不是一般的汉字，因为它的上下两部分是两个数字，而数字有大有小，中国文化最敏感的正是大小问题。中国人先写的是分数的分母，因为分母通常是比上方的分子更大的数字。

发明分数需要智慧，书写分数的方法却折射出文化的价值观。

更奇怪的是，汉语把分数式下边部分叫作“分母”，把上边部分叫作“分子”。这里就出现了母子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也不是夫妻关系。我们大力鼓吹伦理上的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但中国人潜意识里最看重的却是母子关系——对母亲的无条件依恋。当然，把denominator汉译为分母，把numerator汉译为分子，这个汉译者，十有八九是一位男性。这两个英语单词与母或子无关。

中国人对分数的读法与书写顺序是一致的，说英语的人则相反，他们把我们的1/2读成“一在二之上”（one over two）。

§父亲的兄弟和母亲的兄弟与我们血缘上的距离相等，英语都用uncle来称呼他们。在汉语里则情形不同，母亲的兄弟是我们的舅舅，至于父亲的兄弟，情况更加复杂——我们把父亲的哥哥叫伯父，把父亲的弟弟叫叔叔。最值得注意的是：伯父和叔叔不止一个的时候，我们还要把他们编号，于是就有了三伯父、五叔之类的称呼。

称呼除了表示尊敬，它的另一重要功能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分类的目的是简化。但这与其说是分类，不如说是给每一个人起了另一个名字。“这个人是谁？”“他是我五叔。”“我五叔”差不多就是“这个人”的名字了。

表示人际关系的称呼是如此复杂，折射出来的是人际关系本身的复杂。

§每个单位，每年年终的时候都要搞评“先进个人”活动。即使过去的一年里，所有的人都是平庸的，照样会评出一些人来加以奖励。

我们感觉最鲜明的时间单位是年。评“先进个人”是一年一次。重要的不是评“先进个人”，而是“一年一次”。没有这个“一年一次”，中国人就会若有所失。对节奏感的喜爱使得人们无视自己行为的合理性。

§竹子是中国古代画家偏爱的植物，是“画中四君子”之一。这大概是因为竹子是极有特性的植物。竹子的叶片和躯干都是绿色，这是草的特点，竹子的中心处是空的，这更是一些草（譬如空心菜）的特点；但要说到竹子躯干的粗壮和坚韧，那是树木的特点。总之，竹子综合了草本和木本的特点。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古人都说孔子享年73岁。今天，人们受西方文化影响，认为孔子享年72岁，说这是实岁，又说中国古人计算人的寿命时用的是虚岁。在计算寿命问题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分歧。

中国古人并没有撒谎，只不过，他们把母亲怀孕期间给算了一岁。换言之，在古人看来，我们的生命不是从母亲分娩之后开始计数。胎儿在母亲身上通常只有九个月时间，中国古人把这九个月当做一年，因为这九个月尤其不同于寻常——胎儿完全依赖于母体。总之，所谓的虚岁计岁法，是中国孝文化的产物，一点儿都不虚。

孝文化已经衰落，今天的我们难以理解古人的真诚，误以为古人是在撒谎，而只有我们自己才是求实的。

§“你有什么爱好？”受西方人的影响，今天的中国人初次见面时相互间也这么问。西方人这么问，是因为西方文化有结社的传统，人们这么问的目的，是寻找志同道合者。中国人这么问，是初相识者没话找话。古时候，初相识的中国人通常问对方：“君家何处住？”中国人最关心的是一个人的家。

在不同的文化里，相同的一句话，功能不一样。

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没有人问别人：“你厌恶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或许是为了避免尴尬——如果被问的人回答“我就讨厌你这样的人”，我们就下不了台。

§中国古代对男性的尊称，大多数到了最后都与官有关。孔子、孟子和荀子，这些子字大概是“公、侯、伯、子、男”这所谓五爵中的“子”；“君问归期未有期”“君家何处住”，这两句唐诗中的君字，是君臣中的君；到了宋代，就干脆喊起了“官”——你住旅店、下饭馆，人家就喊你客官；你读小说，作者就喊你看官；你结婚，你就是新郎官。

中国文化里的“官崇拜”根深蒂固。

§受西方人的影响，今天，似乎是全世界的人们庆祝胜利时，都会岔开自己的食指和中指。据说，这是因为表示胜利的英文单词是victory，岔开这两个指头，刚好就是第一个字母“V”的形状。

英文里表示胜利的还有win，人们为什么就不伸直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以便成为W的形状？

我以为，岔开食指和中指，有性的意味。

§冬天，一个孝子为了让父母吃上鲜鱼，就来到结了冰的河上，硬是用屁股把冰融化出一个窟窿，最终捕到了鱼。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故事——卧冰求鲤。

但这个故事与其说歌颂了孝子，不如说抨击了孝道。孝道让孝子丧失理智，只能求助于自己的屁股，而不是自己的头脑，只要略微运用头脑，在冰面上弄出一个窟窿，总不是什么难事。如果孝子的父母知道风湿病的可怕，他们就不能安心吃这些鱼，而是忧心忡忡了。让父母忧心忡忡，自然就不是孝道了。

§“人多力量大”，这是流行过的名言。从文学角度看，这句话的灵魂是在强调“人多”的重要性。不少中国人在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熬上半年，无论如何也经受不住人少的寂寞，回国大吉。

中国人的快乐也大多与人多有关，人越多，这快乐也就越是大。没有众多的人，也就没有了攀比的对象，也就没有了炫耀引起的快乐。

§中国民俗里有“踏青”一项，内容是人们在春天到郊野游览。

把这一项民俗命名为踏青，是从功利主义角度对一种活动进行美化。踏青中的这个青，指的是青草，而不是青苗。踏青大约是专属于城市居民的活动，与农村居民不相干，但古代文化以农为本，踏青的字面意思是踩踏青草，所以，踏青也就算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农业生产做了贡献。总之，踏青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踏青是人与大自然的亲近，但今天的环保主义者不可能对踏青这个词语有好感。

§王羲之、王献之，单从这两个名字本身，容易判定这是兄弟俩。实际上，这是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父子俩。

为新生儿取名字，通常是十分费脑筋的事情，越是大家族就越是重视取名字。王羲之所在的家族是东晋时期最著名的家族之一，父子二人的名字竟然是羲之和献之，这一反常的现象是因为什么？

父亲和儿子共用一个“之”，这其中有对辈分的无视，或者蔑视，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命名者的随性——“王×之”成了王家世代通用的姓名模型，用简单的一个汉字取代模型中的“×”就足够了。

我们从中看到了，王羲之所处的东晋时代，是一个不守定规的时代。

§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中国人一看就知道这三人是兄弟辈，其中的“泽”表示的是辈分；袁宏道、袁中道和袁宗道，这三人也应该是兄弟辈，其中的“道”指的是辈分。表示辈分的这两种方式是主要的。

唐朝有王维和王缙两兄弟，北宋有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又有理学家程灏和程颐两兄弟，这是用文字相同的偏旁来表示相同的辈分。这是不寻常的做法，可以说是文字崇拜的一种表现。《红楼梦》把这一做法推到了顶峰。贾赦、贾政、贾敬，这是同辈兄弟；贾琏、贾瑞、贾环，他们是同辈兄弟自不必说，主要人物贾宝玉，更是包含了两个“玉”。

中国文化喜爱方法的多样性，《易经》上的说法是：“殊途而同归”。方法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热烈谈论学术方法，于是出现了“方法年”的说法。其后，甚至对假冒的宽容也是突出的，因为假冒无非是一种方法，是发家致富的方法，尽管那不是光明正大的方法。

§儒家有这样的古训：“君子抱孙不抱子”。

今天，中国城市的街头随处可见父亲抱着小孩子的场景。只不过，这些父亲对孩子的感情是昔时那些祖父对孙子辈的感情。

因为今天是普遍的晚婚晚育，今天的男性成为父亲的年龄，差不多是古时的男性成为祖父的年龄。孔子成为父亲，是在20岁的时候。

如果儒家是诞生在今天，它就不至于主张“君子抱孙不抱子”了。

祖父与其说是一种辈分，不如说是一种只与年龄有关的感情——对幼儿无边的怜爱之情。这样的感情不是狭隘的，它让我们欣赏所有的幼儿。

中国人把中国称为自己的“祖国”，英语里motherland的意思是“母亲之国”。在中国人看来，祖父不逊色于母亲。祖国即是充满祖父之爱的国家，母亲之国即是充满母爱之国。或许可以这样说：母爱是本能的，祖父之爱是智慧的。

§女子结婚后来到丈夫家居住，汉字用“嫁”来表示。“嫁”的字面意思是：女子有了家。言外之意是：在此之前，女子没有自己的家，她只是寄居在自己父母的家里。

都说中国文化有重男轻女的传统。实际上，轻视的这个女字，不是指母亲，而是指女儿。

中国古代法律上有“连坐”的做法，人们终于对女儿们做出了一点补偿：一个人犯了严重罪行，他已经出嫁了的女儿或姐妹可以不被追究。只是，这样的补偿仍然让我们感觉不是滋味——女儿们与自己的父母和兄弟们从根本上是无关的。

中国古代是诗的国度，但诗人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女儿们思念娘家的感情。

汉字的嫁和娶，在英语里都是marry。古代西方，女儿可以继承父母的财产。

§我们的文化津津乐道于“借”字。《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又是草船借箭，又是借东风；刘备向吴国借荆州；太极拳的精髓被概括为借力打力。汉语成语里还有借鸡生蛋、借刀杀人，等等。中国园林在设计上力求充分利用周围的山水、地形，名为借景。

“借”被看成是智慧，是取胜之道、生财之道。“借”的实质是利用，是人们利用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力量，而发展出新的力量。

§都说儒家是“家本位”。孔子的乐趣来源是“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和“人不知而不愠”等，尽管途径众多，却都与家无关。孟子赞美的圣人是舜，而舜不过是处理来自亲人残害的高手。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是众所周知的俗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也是俗语。

我们似乎不鼓励独立的人格，什么都可以靠，就是不靠自己。一个“靠”字似乎是铁的证据。

§鄂东乡村，老人们相互这样开玩笑：什么时候能吃你的肉？真实意思是：你什么时候死？

这大概折射出了远古时代的一种习俗：一个人死了，他的遗体会被族人分食。早先，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一个人死了，他的家人必须摆酒席款待参加葬礼的同村人，“你的肉”应该指的是这种酒席。现在把这句话理解为是一种远古习俗的猜想，让人感觉欣喜，虽然这一远古习俗的内容让今天的我们感到胆战心惊。

追索事物的古老根源，总是一件诗意盎然的事情。

§“他妈的”被认为是“国骂”，我以为，更有资格成为国骂的，是“扯淡”。

食物本来不淡，经过一“扯”，就变淡了，也就不够味了。人们日常生活里的快乐，其主要来源之一是食物，不能从吃中得到快乐，便是大大的烦恼了。

“扯淡”是“民以食为天”这一中国格言的派生物。另外，中国北方居民口味偏咸，难以忍受的是清淡，“扯淡”这个词语大概是北方人创造的。

§有人教我一个方法：小便的时候咬紧牙齿，可以预防牙齿脱落。

重复成习惯，习惯成自然。果然是一个好方法。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水龙头流水的时候，我的牙齿紧紧地咬着。

后来我又发现，下雨的时候，我也紧紧地咬住牙齿。

§“民以食为天”，这是汉语中的谚语。一个民族没有五千年挨饿的历史，就不会对食物有这样的崇拜之情。一个民族能从饮食中得到这样的满足，它在精神生活方面才会有深刻的追求。

一说到食物，人们就难以冷静下来，看不清食物和天的差别。中国人祭祀先祖，不能缺少的是几样食品，没有人看见过鬼魂的粪便，但鬼魂似乎照样离不开食物。

李泽厚先生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吃饭哲学”，没有人理直气壮地单从这名称的鄙俗来批评它。吃饭在我们文化中的崇高象征意义，把学者们给“震”住了。

§朱元璋是由贫苦人出身而成为皇帝的，当上了皇帝的朱元璋，因为低贱的出身而感觉屈辱，于是，动用国家的力量，消灭了知道他早年经历的那些人。

历代史书中的帝王传记，毒害了朱元璋：所有的帝王历经千山万水，最终都表明了，自己乃是黄帝的嫡派子孙，起码也是黄帝的私生子、私生孙、私生玄孙，好像这个世界上，有过那么一个历史时期，全天下的男人中只有黄帝一个人有生育能力似的。

§三明治和汉堡包，都是西方人发明的食品，夹在中间的，是牛肉还是其他东西，一目了然，它们体现的，是西方人追求清晰的文化精神。馅饼作为中国人发明的食品，连最敏锐的眼睛，也不能看见被包在里面的是什么，它们体现的，是中国人喜爱含蓄的文化精神。馅饼更应该被叫做“含蓄饼”。同样的道理，汤圆应该改名为“含蓄圆”，饺子应该改名为“含蓄子”。当然，把名字改成带“含蓄”的字样，这本身已经不含蓄了，体现的正是西方的精神。

中国人喜欢把精华的东西包裹起来，一个西方人与中国人打交道，单靠眼睛远远不够。西方人抱怨最厉害的，是说中国这块大陆缺乏透明度。

§一年之中有春夏秋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是夏，这是因为人们恐惧严寒的冬季，所以无条件地皈依与冬季形成鲜明对比的夏季，不见得炎热的夏季真的就那么美妙。总之，一个朝代用“夏”给自己命名，表明人们不是追求快乐，而是避免痛苦，夏更应该由“无冬”来取代，只是“无冬”这个词语显得别别扭扭——自然界只有冬，没有“无冬”。

求乐的冲动早晚会压倒避苦的消极心理，终于，中国古人在一个时期，把自己的朝代命名为春秋。为什么不是单独的一个春或者秋？为什么不能把好东西留下一些给后代子孙？享乐主义和贪婪结伴而行。

四季之中唯有寒冷的冬受到了冷遇。如今是全球变暖，冬季一年比一年地暖和起来。如果这是发生在古代，中国历史名词春秋可能就会变成“春秋冬”了。

§篮球比赛的结果是0比0，意味着两支球队都糟糕透顶；足球比赛的结果是0比0，两支球队有可能都赢得我们的尊敬。

足球运动不同于其他一切运动，它也因此成为“第一运动”。世界杯足球赛决赛的时候，如果两支球队都表现卓越，但踢完90分钟之后，比分是0比0，就不要搞什么加时赛，而是应该判定两支球队都是冠军。谁能把精彩延续到90分钟之后？不精彩的一决雌雄又有什么意思？加时赛的目的是一决雌雄，不关心精彩不精彩，是出于俗气的考虑，是对于卓越的蔑视。

§春秋时代的外交场合里，人们交谈时喜欢引用诗句。这一习俗在一千年之后的禅宗那里复活了。禅宗又过去了千年之后，废名先生的小说中，我们再一次接触到引用诗句的古风。

§中国文学史一类的书，介绍诗人生平的时候，会指出此公曾担任过什么官职。今天有的学术著作，作者简介部分标明作者的职衔达到数十个。有的写上“专职全国政协委员”的字样。

这年月，学术著作可以没有学术，但作者的职衔不可缺席。这样的书籍，固然不给我们提供学术，却总算为我们留下了一张名片。有朝一日，图书馆会改名为“名片馆”。

§新的节日源源不断地涌现，只要愿意，我们天天都可以过节日。更严重的是，同一天被定为好多的节日。一年只有365日，已经成了憾事。节日早晚会从我们人类的语言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节时”，甚至“节分”“节秒”。

有朝一日，人们不再说今天是某月某日，而是说今天是某某节。

如果某个行星公转一周是一万日，它将成为人类撤离地球后首选的新栖息地。

古人用好些天过一个节，我们用一天过好多的节。

像立春和立秋等二十四节气，大地会与之呼应，好像提前做好了准备，专门在迎接它们的降临，毕恭毕敬地等待它们实行统治似的，比起父亲节、母亲节之类，显示出了无比的庄严意味。

§玉是中国古代雅文化崇尚的物品，表示玉的词汇多得让今天的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玫瑰”是其中之一，从这个词语的字形结构来看，它指的也只能是与玉有关的东西。只是后来，一种开出鲜艳的花、花的香味浓郁的植物，冒用了玫瑰之名，这样的植物是俗文化崇尚的对象。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玫瑰已经专属于植物，一提起玫瑰，今天不会再有人想到那是玉。

玫瑰在含义上的这一转变，是俗文化对雅文化的胜利。或许，一部文化史，是俗文化对雅文化步步紧逼的历史。

§“你混得怎么样？”中国人见面时可能会这样互相询问。

把不同的东西搀和到一起，就是混。水乳交融，指的是水和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搀合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水乳交融”是褒义的成语。一个人完全融化到一个集体之中，是值得庆幸的事。

你混得怎么样？这句话的本来含义是：你处身其中的那个小圈子不排斥你吧？

今天，我们在比较正式的场合问一个人“你混得怎么样”，有些让人难堪，那是因为今天的中国人受西方个性主义的影响，以牺牲个性为代价的“混”就显得有些丑陋了。

§中国人给新生儿取名字，通常遵循的是理想主义，寄托了某一希望；一个人的外号，总是对这个人生理上或人格上某一方面的揭示，所以，取外号遵循的是写实主义。

听到一个人的外号，我们通常会哑然失笑。让人发笑，是写实主义的基本功能。

§李斯发迹之前，发现了这样的事实：国家粮库里的老鼠一个个吃得脑满肠肥，而且不怕人，茅坑里的老鼠一看见有人来便撒腿逃窜。李斯从此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成为国库里的一只老鼠。

到自然界去寻找人生理想，是文化人的一个特色。梅、兰、竹、菊被称为“画中四君子”，受到推崇，但它们都是植物，没有一种动物得到集体性的赞美，龙、凤和麒麟只是虚构的动物。李斯的人生理想格调低下，它似乎向中国人昭示了这样一点：任何动物都不足以激发高贵的理想。中国人用眼睛欣赏植物，用牙齿和舌头欣赏动物——我们的菜谱也是一部动物名称大词典。

§一双筷子由两根竹条组成，是人们用来夹取食物的工具，西方人相对应的餐具是刀叉。

但筷子应该是穷人的餐具，刀叉首先应该是西方贵族们的餐具。穷人别说不怎么能吃上肉，连大米饭也难得一见，吃得上的只是稀粥，即使有刀叉，也用不上。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贵族也用筷子作餐具。这是贵族对平民文化的迁就，刀叉则体现了西方穷人向贵族文化的看齐。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这是文化的一部分。原始时代的情形让我们遐想不已。据说，原始部落里一个婴儿降生在半夜时分，此时刚好响起狼的嚎叫声，这个孩子就会得到“半夜狼嚎”的名字。但这样的取名缺少原始性，更多的像是一种文化行为。

街头上的一群人经常在一起玩耍，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他们也不愿意相互告知姓名。时间一长，这群人就会相互给对方起绰号。

人类最早的名字，只能是一些绰号，有可能是“一只手”、“秃瓢”、“瘸子”，以及“急性子”之类。起绰号遵循的是写实主义原则。

研究“真正的原始文化”，不一定要深入今天的原始部落。爱因斯坦不倚重一般的科学实验，他用的是思想实验。

§今天的世界，有数不胜数的民族节日，它们或许都是一年一度。

最早的节日会是什么样子？

节日中的“节”字，繁体写成“節”，与竹子有关。竹子是一年一个生长周期，竹笋的疯长格外引人注目，而竹笋是先民的美食。所以，历史上的第一个节日，应该是竹笋节。先民或许也正是因为注意到竹子生长的周期性，才发现了“年”这一时间概念。

节日总是与美食分不开，这与节日的起源有关。

§中国的科举时代，每次考试的前三名总受到人们格外的注意——他们享有特制的名称：状元、榜眼、探花。

西方人创造的现代体育比赛中，走上领奖台的是前三名，他们也享有特制的名称：冠军、亚军和季军。

对于前三名的重视，似乎是全人类的。

§古希腊时期，人们用月桂树的枝条编成帽子，这就是桂冠，献给他们敬爱的诗人或英雄。

这折射出了某种古老的习俗。最早的帽子，应该是用翠绿的树枝编成，人们戴上它是为了不让猎食者或猎物看见自己。给敬爱的人戴上桂冠，是希望他们得到安全、提高效率。

后来，帽子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人们用帽子来显示身份和地位。在显示身份和地位方面，大概没有什么比帽子更简洁、更鲜明的了。中国漫长的等级制时代里，分明有帽子文化。

20世纪的政治生活中，一个人被宣布为右派，人们就说这个人“戴上了右派帽子”。当然，市场上从来没有销售过“右派帽子”，甚至没有人想到要去制作这样的帽子。

保暖，大概是帽子最不重要的功能。

§人们对别人的历史污点不轻易放过。官方宣布一个人不再是右派，但这个人将被别人说成是摘帽右派——他似乎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右派；一个刑事犯服刑期满而获得释放，他会被别人说成是刑满释放人员——他似乎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刑事犯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曾经流行于20世纪的中国。这句话的含义是：无数的人应该去摹仿榜样，让自己成为榜样的复制品。

在先人发明的麻将中，“清一色”意味着最大的胜利。人们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对于“清一色”的喜爱。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的这个“独”，也意味着“清一色”。

§古人发现，一年有12个月，这个“12”在人类文明中留下了种种痕迹。

中国人认为，一天有12个时辰，西方人则把一天的时间进行24等分，24=12×2。人们根据自己固有的时辰概念，把西方人的24等分水到渠成一般地改称为24小时。至于1小时=60分钟，1分钟=60秒，明显地都包含了12。

中国文化里有24节气的概念，有12地支概念，有包含了12地支概念的60年一甲子概念，有12生肖概念，中医里有24脉象概念，《诗品》里把诗歌风格分为24种，此书也因此被称为《二十四诗品》。

西方人把数字12称为“一打”（dozen）。

在印度，佛教里有十二因缘理论。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小学和中学教育，加起来都是12年。

§中国人顾家、恋家，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五四”时期的贤哲们甚至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中国人的家族观念。

但汉字“家”的字面意思，并不表明先民对家有任何迷恋，而是相反：家是适宜于猪（豕）的地方。

家固然不是什么乐园，但先民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处所——他们没有基督教这样的宗教，也没有结社的权利，精神的苦闷得不到倾诉、心灵得不到寄托，于是，先民们只好回到自己的家。

§如今，中国每一个成年人都有一个居民身份证。《辞海》对身份的定义是“一个人的出身、地位和资格”。显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个小卡片，仅仅表明我们是中国的公民，与出身、地位和资格没有关系，它却被叫做居民身份证，这意味着身份是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东西。

让中国人畏惧的东西不多。有身份的人害怕的，是不能有效展示自己的身份，再就是有失身份。中国人具有的不是身份意识，而是身份无意识。

§女童小悦悦被汽车撞伤，倒在马路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假装什么都没看见，女童终于死了。于是，舆论谴责国人的冷漠，悲叹道德水平的低下。

从加拿大回国的内弟告诉我：这事要是出在加拿大，大家首先要谴责的是孩子的父母，因为孩子的父母没有尽到照看孩子的义务。

西方文化重视的是防患于未然、明确个人的义务；中国文化期待的是道德模范的涌现。

§西方人通过体育锻炼来健身，我们传统的健身方法是吃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人通常希望与其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似乎必须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通常是相同。

在古代，同一年考取的进士被称为同科进士，这些进士心照不宣地结成一种亲密的关系，在以后的官场生活中相互照应；在中国乡村，两个人出生在同一年，他们就可能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像亲戚一样地来往，叫作同年或者同庚。

“相同”在文化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孔子或许是意识到了这样的“相同”缺乏深度，于是主张“和而不同”。

“同志”作为一种称呼在世界各地都风行过，两个人相互称呼同志，似乎就拉近了关系，似乎就成了某种朋友。但同志的意思是相同的志向。两个人志向相同，却完全可以成为死敌——刘邦和项羽都想夺取秦始皇的皇帝宝座，两个人中必须有一个被对方消灭。同志成为最风行的称呼语的时代，那也是人们相互倾轧的时代。

两千年前的哲人孔子，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同志会带来的灾难。

§西方传教士在清朝宫廷里惊异地注意到：众多的宫廷乐师同时演奏的乐曲只有一个声部。

今天有人指出：中国民间也有多声部的音乐形式。

但这反而更加凸显了这样的事实：专制君王不欣赏由彼此独立的几个声部构成的音乐，专制君王欣赏的，是一千个人发出同一种声音。

§中国人在自己父母的坟头树立石碑，石碑上通常刻上“立碑人：不孝男某某”的字样。

这不符合中国文化提倡谦虚的传统，却体现了更为重要的一种价值——百善孝为先，你在碑上刻上“不孝男某某”，你这是在说你已故的父亲没有教育出孝子来，也就是在给已故的父亲抹黑。

孝文化让那些不孝之子也必须以孝子自居。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文化里有特别的重要性。按照儒家的说法，保持肉体的完整无缺，是一个人对自己父母应尽的义务；民间又有“师徒如父子”的说法。

《西游记》写孙悟空生于一块石头，因此没有父母；又写神通广大的师父因为孙悟空小小的过错而断绝了与孙悟空的师徒关系。总之，孙悟空不是中国文化的一分子，他是自由的。换言之，孙悟空形象是人们反叛中国重人际关系文化的产物。孙悟空的自由不在于他会七十二般变化，而在于没有人际关系的羁绊。

§只有一种功能的事物，难以让中国人满意。

武术能强健身体，也是防身术；读书能让人有知识，也可以让你考进士、成为官员；书法作品则是既记录了某些东西，又有观赏价值。中国戏曲都包含了唱、念、做、打、舞，能够满足观众多方面的需要。中国绘画作品往往体现了“诗、书、画、印合一”的追求。

中国人把那些只有单一价值的美好事物，嘲弄为“绣花枕头”。普通中国人内心里厌恶“为艺术而艺术”“为真理而真理”之类的西方说法。

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与其说是实用主义，不如说是“多功能主义”。或许可以说，多功能主义是实用主义的高级阶段。

§“摹仿是最好的恭维”，这是西方的格言。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可笑的：西方人真是太笨了，把恭维文化弄得太贫乏了。

中国的官场文化发展出了数不胜数的恭维方法，摹仿却是恭维文化里的大忌——你要是模仿皇帝的服饰和语言（如自称“朕”），你就等着倒霉吧。

§老虎在自己的领地上巡逻，实质性的工作是在边界撒尿，表明这块土地是有主人的。与人类厮混在一起的狗没有领地可言，但照样在自己所到之处不断地撒尿。城市那些大楼的楼顶上，通常竖起一行巨大的文字，表明一个单位的名称。这也是一种“尿”，只是比一般尿的骚味更强烈、更持久。人类用文字标明建筑物，本质上是一种极其古老的做法。如果老虎或狗能够使用文字，它们早就不这样使用尿了。

§“算命”是中国文化里的一个悠久的传统。中国人关心自己的命运，不关心自己的个性。在汉语里，说一个人“有个性”，那其实是在贬斥他。

§福、禄、寿是中国文化里受推崇的三种东西。福指的是运气，禄与财富有关，寿指的是长寿。一个人能成为皇帝，他的运气自然是无可比拟的；皇帝又是天下最大的财主。对于皇帝来说，福禄寿里的寿是唯一匮乏的。于是，人们把皇帝称作万岁。

一个人越是接近完美，他身上的缺陷就越是触目惊心。

§每隔20多年，就会出现“地球毁灭”的预言。2011年的时候，开始流传“地球将在2012年12月21日毁灭”，这是最新的预言，今天是2012年12月22日了。

如果一年有13个月，一个月有40天，“地球将在2013年13月31日毁灭”，就是最有可能出现的预言了。

常人需要惊吓带来的刺激，常人的需要是商人发财的机会。同样的闹剧在人间重复上演，20多年是一个周期。

§“民无信则不立”，这是孔子的名言，也是对春秋之前的华夏文化的一种概括。信用是一种崇高的追求。

到了《庄子·盗跖》，因为守信用而被突来的洪水淹死的尾生，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在孟子看来，一个人没有了仁、义、礼、智，也就算不上人，这里没有信用的位置，相反，孟子还有这样的名言：“大丈夫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守信用，似乎还是一个人成为“大丈夫”的必要条件。

进入战国之后，信用在文化那里丧失了光彩。

§《红楼梦》里，林黛玉的母亲是贾敏，为了避讳，林黛玉写字写到敏的时候，总是故意少写一个笔画，这是为了善而牺牲真。从事书法的人为了美观，不时地给字添加一些笔画，这是为了美而牺牲真。

在中国文化那里，真善美不是平起平坐的，真随时会被牺牲掉，好像不牺牲真，就不能充分实现善和美似的。

§我姓彭，一个人当面喊我“姓彭的”，他就是在向我挑衅，这是动手打架的前奏。

为什么这算是挑衅？

这人喊我“姓彭的”，他自己一定不姓彭。中国民间的说法是：同姓的人“五百年前是一家”，彼此是“本家”，相互间应该友善。一个人喊我“姓彭的”，表明他不是我的本家，表明他用不着对我友善。

儒家要求人们对所有人友善，理由却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折射出来的同样是对血缘关系的重视。

§我的故乡鄂东南乡村有这样的习俗：两个人动手打架之前，一个人朝地吐出一口痰，指着痰对对方说：“你过来！”一旦对方真的过来，战争就爆发了。

狮子通过撒尿来标明自己的领地，其他狮子越过尿液走了进来，主人就会出击，拼死一搏。世世代代，我的乡亲们是用吐痰来代替撒尿。这或许就是人类文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