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风险社会而出现的“风险沟通”，是一个以公众感知为基础的、多元复杂的信息互动与民主对话的过程。为了收到风险沟通的效果，作为沟通主体之一的媒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哈医大杀医”事件而言，媒体在其中既有正面的风险告知、风险交流和风险监督作用，也有负面的风险放大作用。而媒体发挥这些作用的机制主要有三类：媒体吸纳、媒体评论和舆论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