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韩国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编纂的《汉韩大辞典》，在经过30年的艰辛努力之后，终于出版。该套辞典共有15分卷（索引卷除外），从规模来说，可谓世界第一。这套辞典的编纂工作从1978年开始，历时30年、耗资200亿韩元，动用了600多名专家。而起初编纂的动机只是想比邻近国家要编纂一本更好的辞典。那么，这套辞典与邻近国家已出的辞典相比，具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收字量和收词量都是目前世界第一。日本于1960年出版的《大汉和辞典》共4.9万字，40万条词目。中国台湾于1962年出版的《中文大辞典》共5万字，40万条词目。中国大陆于1986年出版的《汉语大字典》收字5.6万左右，由于是字典，不作收词方面的考虑；1990年出版的《汉语大词典》，由于单字的收入以有文献例证者为限，没有例证的僻字、死字一般不收列，所以收列单字仅2.2万个左右，但以收词为主，共收词目37万条5000多万字，成书12卷，在收词、释词、用例方面，居目前中国大陆同类辞典之首。而《汉韩大辞典》收入了6万多汉字和相关的50多万个汉语词目。该辞典的编排方法和部首数量均依照《康熙字典》，以单字立目，按笔画多少列214个部。《康熙字典》于1710～1716年编纂而成，收集单字47043个，成为其后汉字圈内各大字典编纂的典范。《汉韩大辞典》不仅收入了《康熙字典》中的全部单字，而且也收入了《汉语大字典》的几乎全部单字，并且比目前收字量处中国第一位的《汉语大字典》的5.6万单字还要多。比较《汉韩大辞典》与《汉语大字典》的收字特点，可以发现，《汉韩大辞典》除了收入《汉语大字典》所收的单字外，还收入了一些后者没收的俗字、古字，甚至讹字、伪字、籀文等，如“你”的俗字，“体”的俗字，以及“云”的古字，“终”的古字等。还有就是一些日本人造的汉字，被称作日语国字的，如：峠、榊、畑、辻、働、躾、雫等。这种着眼于整个东亚的收字范围，对于汉字圈内的相互沟通、相互利用及文化交流等是很有好处的。令人遗憾的是，这套字典对于目前流行于中国大陆的简体字却没有在正文中收入，如“仑”的简体字、“仓”的简体字等，就查找不到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使用覆盖面。还有，该辞典存在着有个别该收入的字没有收入的现象，如“个”字。《汉韩大辞典》既然收入了“丁”的古字“亇”，就更应该收入“个”字，中国现代汉语只保留了“个”作为“个”的简体字的身份，已不再顾及“个”在古汉语中“侧室”和“箭靶左右伸出部分”的义项。然而，《汉韩大辞典》不知何故没有收入“个”字，我想大概是个疏漏。

第二，在注音方面，《汉韩大辞典》首先是增加了韩国读音，用韩文标注，同时，不仅保留了中国古代音读的反切，而且还有现代中国音读的汉语拼音。在该辞典中，单字标注了中、韩两种读音，每个词条则有韩语读音。这些汉语词汇中的汉字可以说都还较为完整和有规律地保留了汉语的古读音。其次，有了谚文字母后，有官方监修的《东国正韵》统一了韩语中的汉字读音规范，并成为此后韩国辞书的编纂规范。这不仅较完整地吸收了中华语言文化，同时也较客观全面地保留了明清时期中国汉语的语音资料，对于研究中国汉语语音的历史演变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第三、在释义方面，《汉韩大辞典》对字义和词义都进行了韩语解释，这就为韩国读者在理解和使用方面提供了最大便利。根据比对，发现该套辞典在对单字义项解释的收录方面，竟然超过了《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如对“一”这一单字的解释，《汉语大字典》列举了20条义项，《汉语大词典》列举了18条义项，而《汉韩大辞典》则列举了26条义项。再如“介”字，《汉语大字典》列举了30条义项，《汉语大词典》列举了32条义项，而《汉韩大辞典》则列举了36条义项。当然，由于该辞典在正文中未将简体字列入，所以，遇到原有汉字用作简化字的，解释的义项中就缺失其作为简化字的义项内容。如“会”、“体”等字，“体”作为“体”的简化字，在中国大陆已成为第一义项，然而在《汉韩大辞典》中，除保留了“粗笨”和“狱名”这两个古义项外，就是作为“体”的俗字，而不是简化字，所以特意注出：“体又作体者，误也。”当然，在简化字要不要列入正文这一问题的处理上，笔者发现好像并不统一。偶尔也可发现，个别字的义项处理中，也有被列入的，如“众”字，《汉韩大辞典》与《汉语大字典》一样，除了收录义项一：“众立也”之外，同时也收录了义项二：“众的简化字”。

第四，在收词方面，《汉韩大辞典》除了考虑到该词的中国词源和古文献中的典型例文外，还考虑到日本特别是韩国自己文献中的用例。这可能是该套辞典的词目大大超过先前中国和日本所出的同类辞典的数量的一大原因。在所收词条中，还可发现这样的特点，《汉韩大辞典》很注意收录古文献中的名号，如“介”字条下，即收录了像“介丘山人”、“介立山人”、“介石堂”、“介石斋”、“介石生”、“介叔”、“介肃”、“介轩老人”、“介存”、“介存斋”等。另外，一些词组和短语，该辞典也有收入，如“介胄生虮虱”、“介胄之间”等。我想，这大概是出于为韩国读者阅读古文献提供方便的考虑。

就历史而言，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都属汉字文化圈。早在战国时期，汉字即作为货币铭文而随着大量的古钱币流入了朝鲜半岛。公元前108年始的汉四郡时期，汉字和汉文化向朝鲜半岛广泛传入。公元2～3世纪，朝鲜半岛自北向南开始采用汉文教育。公元8～9世纪，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王朝模仿中国以经学取士的科举制度，使汉文汉字成了朝鲜半岛知识分子得以仕进的利器。15世纪中叶，朝鲜朝世宗在宫中设谚文局，召用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等儒臣制定谚文。郑麟趾等学者文臣研究朝鲜语音，参考中国韵书，以汉字的基本笔画为基础，参照巴思八蒙古文的字形结构，制定了包括元音和子音在内的28个字母的“训民正音”（又称“谚文”）。“训民正音”于1444年公布，沿用至今，即今日之韩文。但谚文创立之初，推行并不如意，原因是朝廷的贵族以及学者阶层对此并不热心，认为汉文是要用毕生精力才能学好的，是真学问，所以称之为“真文”。而“训民正音”太简单，只能称为“谚文”。但到19世纪末，汉字在朝鲜的地位急转直下，朝鲜朝宣布用谚文代替汉文作为官用文字。由此可见，汉字自传入朝鲜半岛直至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前，汉文汉字始终是朝鲜半岛的官方语言文字，使用时间约一千六百年之久，可见汉字的影响及正统地位的稳固性。尽管现在韩国除某些特殊领域外，已基本上不再使用汉字，但根深蒂固的汉字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则不仅仅是历史地存在着，同时也现实地存在着。关于中韩汉字文化交流的研究，在韩国方面尽管代不乏人，但由于近世以来汉字使用在社会上的逐渐淡出，特别是二战以后整个韩半岛都基本上用谚文字母取代了汉字，对于现当代的韩国人来说，汉字变得越来越陌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决定编纂《汉韩大辞典》，用主导辞典编纂事业的东洋学研究所所长尹乃铉的话来说就是：“汉字辞典是能够解读我们古典和传统文化的钥匙，汉字辞典的编纂是人文学发展史上必需的基础工作。”韩国语学者李熙升博士，自1978年开始主持编纂《汉韩大辞典》的工作，但由于这是韩国首次编纂这样的辞典，因此直到1999年才出版了第1册，工作进展缓慢。在筹资难、没经验、缺专家等种种困难的情况下，辞典编纂事业一度面临被停止的危机。于2005年新任檀国大学校长的权奇洪毅然决然地成立“汉韩大辞典编纂特别对策委员会”，并任命尹乃铉教授为该委员会的委员长，兼任东洋学研究所所长，积极支持该辞典的编纂。在校方的积极支持和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东洋学研究所完成了全部编纂任务并付诸出版。

近年来，汉字是东亚国际文字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随着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想法浮现，作为东亚国际文字的汉字的重要性被重新评估。一些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也意识到了汉字的重要性，并把其作为提升国民文化共识的一大手段。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汉韩大辞典》的出版，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将有很大的推动。

（1）尽管自1444年起世宗大王便创制了谚文字母，但官方语言及上层社会的社交用语仍为汉文，历史上，汉字词曾在韩语语汇中占据近80%的程度，即使在今天，韩国语中尚保留了将近60%的汉字词，如以韩国古文献来说，几乎所有的文本都是汉字文本。从官方文书传递到民间书信往来，从法律大典颁布到族谱家谱编写，均为汉文。连同汉文汉字承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具体包括国家体制、儒学佛教、礼仪人伦、科学技术等，形成了中韩两国长时期的异语同文现象，也导致了双语双文或双文混用等语言环境。二战后，朝鲜半岛北方在1946年废除汉字，南方在1948年也颁布《谚文专用法》，不准在政府公文中使用汉字。之后，近半世纪中韩之间没有往来，所以，在汉文汉字的使用方面就形成了一个断层，韩国除了老一辈的文化人中有部分具有良好的汉语基础外，就是近几年中韩恢复邦交后新出现的留学中国的年轻人。但是，需要指出的一个不同点是，年轻一代汉学家与老一辈的汉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虽然具有良好的现代汉语基础，但其古汉语水平却远远不及老一辈的汉学家，所以，在解读自己的历史文献、准确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方面，还是面临不小的语言障碍。而《汉韩大辞典》的出版，则为这些韩国学者提供了有力武器。

（2）众所周知，韩国历史上对中华汉文化的全面吸收一直持续到日本占领之前。新罗、高丽两朝，从中国传入的儒学、佛教在朝鲜半岛同时兴盛。理学在高丽朝输入朝鲜半岛，为不少学者接受和认同。此时，资深的佛学与新进的理学并存，孕育出诸如崔氏父子、金富轼兄弟等一大批杰出文人。朝鲜朝时期，排斥佛教、独尊儒术，寺院和僧侣受到朝廷的严格限制。佛教式微，儒学成为朝鲜李朝唯一的官方正统思想。君臣贵族至平民百姓无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儒学至今仍在韩国国民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此时的朝鲜半岛，在政治体制、科举、律令、礼仪文物乃至衣着服色等方面无不模仿明朝。李朝仿《大明会典》制定《经国大典》，仿明内阁设集贤殿，仿明六部设六曹，仿明国子监设春秋馆，首都汉城的城郭宫阙亦仿明制。李朝君臣均着明代朝服。至清代，朝鲜朝仍推崇并固守明代的典章制度、礼仪文物，直至沦为日本殖民地为止。这一大量的汉文化内容，不仅保留在韩国大量的文化典籍之中，同时，在这套规模浩大的《汉韩大辞典》中也有深入的反映。一方面，辞典中50万条词目中绝大部分都是中韩历史传统的共同文化财产；另一方面，辞典中也有许多专业词汇保存了韩国特有的文化内容。如“三体诗”，就指出它见于朝鲜《增补文献备考》之中。还有“三焦约”，在指出它在中国医学中的意思外，还指出在朝鲜许浚《东医宝鉴》中的相关记载等。

（3）《汉韩大辞典》的出版，对于人们研究汉字的历史和在今天重新认识汉字在东亚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日益国际化，全世界都正在掀起“中国热”和“汉语热”，那么，原属汉字文化圈的东亚各国，更有着先天的便利。中韩建交后，两国关系急速进展，大量的韩国学生开始学习汉语，许多韩国学者也开始重新考虑废除汉字的得失。我们欣喜地看到，2005年2月9日，韩国政府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中国汉字和汉字标记，以适应世界化的时代潮流，并且提出了《推动汉字并用方案》，目的在于发展韩国的传统文化，促进与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的积极交流和推动韩国观光事业的大力发展，将目前完全使用韩国文字的公务文件改为韩、汉两种文字并用，以解决韩文难以清楚地表明汉字含义的历史难题。方案指出：凡地名、人名、历史用语等不写汉字就容易发生混乱的语汇，均在韩文后面注明汉字。为了给中国和日本的观光者提供方便，逐步在道路交通标志上实行汉字和英语双重标记。此外，还同教育部门协调改善汉字教育体制。前韩国总统金大中也说：“韩国的各种历史古典文章和史料仍以中国汉文书写，如果无视中国汉字，将难以理解我们的古典文化和历史传统，有必要实行韩、汉两种文字同时并用。”该套辞典的出版，对于汉字文化圈地区的汉字研究、汉字利用、汉字推广方面的合作，也将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原载《韩国研究论丛》第二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