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我不富裕，但我很充实

李成健，女，10岁，Y学校读小学四年级。老家在四川，父母常年靠种田为生，没有固定收入。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大，供养孩子所需的学费开销越来越大（李还有一个姐姐，在四川读大学），一家人不得不迁到G市打工生活。迁到G市后，父亲每天以跑摩托车为生，收入微薄；母亲沿街做擦皮鞋的工作。

李成健一家租住在煤矿村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里面破旧不堪，基本上没有家具，只有一台很旧的电视机，有时都看不了。家里没有起码的取暖用具，床上被子也很单薄，只有一床很旧很旧的棉被。家里的每个人穿着都很寒酸，没什么好衣服可以换洗。生活上更是简单，早上花五元钱买菜，全家一吃就是一天。

即使这样的生活，李成健依然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心境，在学校，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家里，她又是父母的好帮手。家里贴满了她获得的各种奖状。李的姐姐也在学习之余，用自己的劳动做些零工挣些生活费。一家人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很和谐，与邻里之间也相处甚好。

社工面对这样的家庭，不应仅仅看到这个家庭所面临的经济条件差、物资匮乏等状况，更应该看到这个家庭所拥有的资源、发展的潜能、可提升的空间。对农民工家庭的帮助，运用社会工作服务的方法，例如小组、个案、社区来做思路已经很清晰了，但我们在行动中应当着重思考的是如何透过服务增加农民工家庭的权能感，如何建立起他们自己独特的社会支持系统，如何从多个层次（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来介入农民工家庭的服务。

案例二 贫穷中的其乐融融

李祖龙，男，14岁，Y学校初中二年级学生。老家原在毕节黔西县。因为老家地处偏僻、山高坡陡、交通不便，加之土地少而贫瘠，生活十分困难。若遇到天灾收成不好的情况，一年的粮食只够吃8个月。因此，李祖龙的父母只得进城务工。

李家共有6口人，李祖龙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弟一妹。父亲李勇是一名清洁工，母亲是个环卫工人，父母每月工资800元。由于收入较少，姐姐现在广东打工，李祖龙和两个弟弟妹妹还在读小学。李祖龙母亲多病，因为顾及兄妹几个读书，所以一直没舍得拿出钱来看病。

一家人生活在两间3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里，里面除了一台电视和一台洗衣机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李祖龙和弟弟妹妹做作业就只能把床当书桌。李祖龙作为哥哥，平时不但要照顾弟弟妹妹，还要帮助父母做家务。一家人日子虽然艰苦，但还是其乐融融，享受着清贫却简单的快乐。

经济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以及子女教育问题依然是摆在李祖龙一家面前的大问题。然而，困境中的他们相濡以沫，快乐清贫的日子是他们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社工可以以此为突破口，一方面在心灵上尽可能地做到感同身受，默默地给予支持和陪伴；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社区的资源乃至社工手头上的社会资源，去帮助这个家庭获得一些改变。

案例三 一个单亲农民工家庭

李斌，男，6岁，在Y学校读小学一年级，与姐姐和母亲相依为命。姐姐李琴，11岁，就读于巫峰永恒小学三年级；母亲何德仙没有固定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打些零工，在建筑工地上背砖头、挑水泥，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李斌原户籍在黔西，父亲因病去世后，家中所有的负担全落到母亲一人身上。为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不让他们辍学，母亲带着一家人来到G市，在G市气象局附近租到一间房子。每月的房租、电费、学费、生活费都由母亲一人承担。母亲天不亮就起床出去干活，姐弟俩下午放学回来后就自己做饭吃，然后边写作业边等妈妈回来。家中唯一的家具是一台17英寸的电视。

平日里，李家的所有活动，诸如做饭、吃饭、睡觉都在那间14平方米的房间。因为房间太小，至今母子3人还只能挤在一张床上睡。由于生活环境不好，房间阴暗潮湿，卫生条件差，空气不流通，人极易生病。一旦生病能不吃药就不吃药，最严重时就到附近的私人诊所买一些最便宜的药。姐弟俩学习成绩不是太好，再加上母亲忙于干活，两姐弟的衣服都较脏，家里的东西堆放凌乱不堪，显得非常拥挤。

社工的专业理念要求我们不仅要具备专业的理论和知识、熟练的介入方法，还要对案主潜在的资源具有一定的敏感度。但有一项条件可能是更基本的，那就是每一个社工都需要保有一颗关怀的心。案例中的单亲妈妈的艰辛，或许不仅仅是我们所呈现出来的这些。一位单亲母亲的压力与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是要工作人员从心灵深处去感受的。之后，才是自觉自愿地和她一起去面对和克服这些困难，自觉自愿地成为服务对象人生故事中的参与者，默默地陪伴她走过生涯中的这一段，给予她必要的力量。

案例四 父亲对子女的期望

李心青，女，12岁，家住大吉巷。李心青的父亲李靖十几年前因高考两分之差落榜，由于家里地少，便开始在G市打工，将年迈且多病的爷爷奶奶留在老家。妈妈因为没有文化，前几年以卖菜和爸爸共同维持生计。他们每天早上三四点起床，晚上七八点才回家。

一年前母亲到山东打工，每年会往家里寄些钱，才能让家人勉强度日。大姐李霞（16岁），初二时辍学到浙江打工。李心青与弟弟李心忠分别就读于Y学校小学五年级和四年级。自从妈妈和姐姐走后，家里所有的家务都由李心青来做。在G市，李心青一家与叔叔婶婶一家住在一起。李心青的叔叔只上到小学二年级，现在和婶婶一起卖菜，生活也很困难。李心青的爸爸李靖现在靠卖甘蔗供养家庭。李靖在卖甘蔗前在工地打工，但是由于时常被拖欠工资，就离开工地，自己开始摆摊卖甘蔗。但有时甘蔗和筐子会被城管队员收走，需要花几十块钱才能赎回来。

全家租住的房子共有3间，总共20平方米左右。门口旁的一叠木板是做饭做菜的地方，最外一间堆放杂物，中间一间和最里的一间住人。中间的房间里搭成的上下铺位，是他们一家和叔叔一家的栖身之所。叔叔和婶婶睡上铺，下铺给李心青和堂妹睡。最里面不足3平方米的房间是李靖和儿子的床铺。床下的空间作为“仓库”储存要卖的甘蔗，家里没有任何家用电器，只有两张桌子、一把椅子供姐弟学习用。李心青说：“我们以前住的房子要大一些，房租大概500元，但是太贵了！现在我和弟弟的学费每学期加起来将近一千块了，我们不得不搬出来！我家现在离学校很远，走路要半个小时左右才能到学校。”

李心青说：“爸爸不让我们过问家里的经济开销，他只是说希望我们都能学习好，不要像他一样。我们都很明白爸爸的心。”

李心青的爷爷奶奶尚在老家，但身体不太好。爷爷以前从山上摔下来后就再也无法劳动，奶奶只能种点简单的农产品。父亲李靖的腰不好，也常常会感觉到头痛。

这是一户很特殊的家庭，父亲因为高考的两分之差，使得自己的人生继续着祖辈的艰辛，所以把希望全部转移到对儿女的期待上。在介入帮助这一家庭的同时，工作人员要注意到父亲李靖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这一优势，一方面帮助其提高自信、树立信心；另一方面可以为其寻找合适的培训机会和就业机会。

案例五 城里谋生其实也难

李俊，男，42岁，已婚，高中文化程度。老家在贵州安顺市关岭。李俊在老家建新屋时，向朋友亲戚借了些钱，新房建好后，欠了一大笔钱，现在经济拮据。李俊家里5口人，李俊在街边做水果生意，妻子和大女儿都为了帮助家庭到外地打工谋生，但寄回来的钱很有限，除了要用于还债以外，还要帮助家庭开销，勉强能应付每月的生活支出。剩下二女儿和小儿子在X学校小学部读书。李俊带着一儿一女和小舅子挤在一起住，一张双层床，几张椅子桌子，一些煮饭用具。住房面积很小，最多不过八九平方米，很拥挤。

李俊的生意时好时坏，旺季的时候好过一些，可是一遇到淡季经常是入不敷出。每月的钱都用在交房租、水电费、日常必需开销等上面，每月所剩无几，有时还得向别人借才能解决，而且在街边摆摊还会经常被赶走。

儿子的学习成绩属于中等，女儿李青青的成绩较好。由于经济问题，一家人每天都得吃便宜的饭菜，孩子明显表现出营养不良。李俊患有风湿病，每到天气不好时，总是疼痛难忍。

社工介入农民工家庭提供服务，到底可以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不同于普通爱心救助的专业服务呢？怎么提供呢？我们不仅要对农民工子女进行帮助，而且要从家庭、学校、居住的社区入手，帮助其改善生存环境，建立关爱、和谐型的社区，切实保障农民工家庭的健康运转以及农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发掘农民工家庭周围的资源并有效地组织利用。

案例六 团结就是力量

李发明，男，37岁，已婚，小学未毕业，现在与妻子一起在G市环卫站做临时清洁工。每天工作量大，早上很早起床上班，晚上也要到深夜才能下班。每天起早贪黑，但工资却很低。全家5口人，3个孩子均在读书，因此家庭负担比较重。除了正常的生活开支可以勉强承担以外，其余的花费就完全无力支付。日常消费限制在很低的水平，每天的菜只是素菜，基本以土豆、酸菜、豆米为主。

全家居住在一间10平方米呈梯形状的房间里，没有窗户，仅有一扇破旧的木门。屋里很暗，只有当开门时才有光线进来，门关上时屋内只能开灯照明。父母和子女睡的地方用一块破布隔开。床上有油污，因为做饭睡觉都在这一间屋里。一家人穿着都很朴素，甚至有些寒酸。因为没有钱买衣服，长期都只穿一件衣服，所以难免会脏。

令他欣慰的是子女相对懂事，除了认真学习外，还会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有时候李发明不免抱怨说：“孩子在老家上学学费还可以减免，但在这里来读书就得交学费了。我们这点钱哪够交啊，通常都是先交2/3的学费，剩下的学费靠以后生活上节省下来的再补上。”李家人关系融洽，正如李发明所说：“本来家庭就困难，更需要一家人的团结。”

社会工作，是一项助人的工作，要帮助个人、家庭、社群或社会解决具体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可能都有相对超出我们预期的复杂的社会、心理的原因。就像李发明抱怨的“孩子在老家上学学费还可以减免，但在这里来读书就得交学费了”。的确如其所说，有时候社工面对宏观和微观的社会制度、个体的和社会的价值观、专业能力不足以及人际关系等诸多因素都感到失落和无力。有时候，社会工作所期望的改变以及所带来的影响不能立时兑现，而是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作为社工，作为黑暗中的一点小小的烛光，我们不要停止努力的步伐，一直向前，可能当我们不经意地回头看时，那点星火已经照亮了身边那些可爱的人。

案例七 六口之家的艰辛

罗发琴，女，35岁，已婚，文盲。贵州黔西人。罗发琴夫妇均是清洁工。一家人来G市3年了，老家没有多少土地，有的都放荒了，家乡还有一个老父亲，丈夫每月都要给老父亲寄生活费。他们共有4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正在上学，但还有两个年龄尚小。全家6口人，现居住在实验三中附近，只有一间大约15平方米的房子，屋子光线不太好。房子里还放着一些餐具、一个火炉、一台旧电视机。全家人生活环境很拥挤，房租每月110元。夫妇俩每月收入基本够生活费和交房租，现在虽然两个小一点的孩子还未上学，但是两个大一点孩子的学费已经让夫妇俩吃不消了。

夫妻两个每天都是凌晨出去打扫卫生，一直要到下午5点才可回家休息。小的孩子只能交给邻居或同乡代为照看，两个大的孩子放学后就把小的接回来照顾。即使这样忙碌，一家人维持生计还是有些困难。

案例中的罗女士家庭，具有典型的农民工家庭所具有的问题：经济问题、子女教育问题、赡养老人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住房问题等。面对服务对象纷繁复杂的问题，工作者可以利用社会系统理论，从多个层面介入，如从个人、家庭、学校、社区入手，帮助其改善生活环境，改善邻里关系，让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关爱农民工家庭的行动中来。

案例八 儿子眼里的好爸爸

罗德鑫，男，9岁，Y学校二年级，成绩优异。父亲罗帮云，在煤矿村靠拾荒为生，母亲黄彩敏两年前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父子两个人住在煤矿村东山脚。父亲靠拾荒来养活家庭，经济收入低且极不稳定。

罗德鑫的家是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黑暗小屋，有小柜子一个，炉子一个，床一张，电视机一台，房间十分狭窄，没有桌子供孩子学习用。房间里堆放着回收的废弃物，拥挤凌乱。父子俩衣衫破旧且单薄，由于收入低，父亲拾荒常常照顾不到家庭，孩子有时一天只吃一餐饭。罗德鑫曾被烫伤，现在手背上留有大面积伤疤。

孩子口中的父亲是一位称职的好爸爸，虽然经济窘迫，却也努力挣钱，为孩子凑学费，晚上还会辅导孩子功课。孩子也很懂事，在班上学习努力，在学期考试中名列前茅。但仅靠父亲罗帮云的收入，很难负担孩子的学费。

作为拾荒者的父亲，除了为家庭提供日常的开支外，还负担孩子的学费真是难上加难。我们要对这位伟大的父亲依靠自己双手劳动养活家庭的行为给予鼓励和肯定，他必将是教育儿子自立自强的现实典范。同时，我们可以帮助这个家庭更多地联络一些资源，如为他们提供冬衣冬被，为孩子提供免费的家教辅导，介绍一些兼职的工作以增加收入等等。

案例九 因老家土地贫瘠而进城的家庭

卢慧，女，16岁。现在X学校读初中。老家在贵州省贫困县纳雍县，因土地贫瘠，每年的收成难以支撑全家人的花销，故举家迁到G市。父母因为文化水平低，只能打些零工，做些粗活。母亲在煤矿村山顶租了一块地，种菜卖菜，早出晚归；父亲打点零工。一家9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卢慧以及4个弟弟妹妹）挤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黑暗小屋内，家里的电饭锅和一台电视机是仅有的电器，一个碗柜、四张床是家里为数不多的家具。一台火炉是家里做饭和取暖的工具，条件甚差。

兄弟姐妹7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费和生活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父母所挣的钱捉襟见肘。卢慧的大哥大姐在外省打工；二姐初三毕业后就没有继续念书，准备到江浙一带打工；其余四个兄弟姐妹均在读书。卢慧的父亲初来G市时在工地做过一段时间，而后在工地受伤，造成听力障碍，又被人骗去了手机和一些钱，使本不富裕的家里雪上加霜。卢慧的母亲因起早贪黑地劳动积劳成疾，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力、记忆力和反应能力明显下降。

健康问题、经济问题以及生活保障问题，是这个家庭面临的几方面的问题。由于资源有限，社工不可能为这个家庭提供长期的直接援助，但有时一句细语的关怀、一句真心的问候、一个鼓励的眼神，都能使得身在困境中的人感到无限温暖与光明。我们要明白，只需送上一个微笑，别人感受到的可能就是很大的温暖！

案例十 好衣服舍不得穿的家庭

胡琴，女，37岁，已婚，小学文化程度。贵州织金人，有一个女儿，在Y学校读四年级，学习成绩中等。丈夫是建筑工人。

胡琴一家在煤矿村租了一间不足5平方米的房间，一张小床睡3个人，冬天还凑合，夏天十分难熬。房间里十分阴暗，因为少有家具，东西放得到处都是，显得很凌乱。为了增加些收入，胡琴租了一台麻将机，但是很少有人光顾。

一家人穿着寒酸，仅有的几件好衣服都是亲戚送的，平时他们是舍不得穿的，只有走亲访友时才穿。

社工在服务介入时，要给服务家庭播下希望的种子，让服务家庭中的成员看到自己的能力，提高自信心，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同时，社工可以充分发挥在社会资源倡导方面的作用，为农民工家庭建立更多的资源共享网络，让受助人员能够及时得到信息，令农民工的生活现状及时被外界了解。在目前的情势下，这是值得社工思考及富于挑战的工作。

案例十一 靠种菜卖菜维生的家庭

金文强，男，43岁，已婚，文盲。老家在黔西地区，3年前来G市，一家人现居住在实验三中附近的一个十五六平方米的房子里。一家5口人，以租地种菜为生。生意好的时候金文强和妻子一起卖菜，生意淡一些的时候金文强就去背背篼。因为今年雨水少，田地里的菜长得并不好，而且种出来的菜也不好卖。在城里卖菜还要经常因为城管费交掉一部分钱，全家人生活得很不宽裕。每月收入也都花费在生活日常支出和房租上，很少有结余的钱。最多的时候每月能挣到800元，刚好够一家人的生活费和房租费。房租每月100元，有时挣得少就不够用了，还要向老乡借，子女的学费常常拖欠。金文强与妻子一般要到晚上10点多才回家，也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由于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孩子学业上的问题更是顾及不到。平时在家里的娱乐方式便是看电视。

农民工家庭在社会上处于弱势，这类家庭所面对的情况和问题，又岂能只是经济上的压力呢！当中还有子女的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公平问题、保障问题等。这些问题，常常会使身处城市中的他们感觉到愈发的压抑，出现心理不平衡、自卑、忧虑情绪等，这很容易让他们感到无望。社工介入，不但首先要对家庭注入希望，而且要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希望。个人的心态和信念的积极性对解决问题有关键性的影响。我们要让受助者因为我们的面谈、家访而重获希望，面对明天。

案例十二 夫妻两个人都做背篼的家庭

明才勇，男，35岁，已婚，小学文化程度，贵州织金县人。由于老家的生活条件比较差，明才勇举家来到G市背背篼谋生，希望能给孩子创造一个较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女儿明燕与明冰都在X学校读小学。明才勇老家的土地都是由家人耕种，他一般是做完农活就来G市打短工，在农忙季节又返回老家。

明才勇家设施简陋，除电灯外没有任何电器，就连放衣服的衣柜都没有，而是有几根绳子，几件衣服胡乱地挂在上面。家人的衣服大多数都是别人送的，基本上很少买新衣服。明才勇与妻子都做背篼，白天都在外面找事情做，无暇照顾两个孩子，晚上回家后，孩子都已经睡了。两个孩子学习成绩中等，除了学校发的课本以外，没有任何课外书。

案例中的案主家庭，与其他农民工家庭一样，面临诸如经济、住房、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在针对这些情况给予适时帮助时应该注意给予案主必要的机会，发展自我能力，增强案主的信心，帮助案主建立可以依赖的支持网络。同时，社工可以利用政策倡导等方式，争取为城市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作出制度上的贡献。

案例十三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李亚群，女，13岁，六年级学生，和哥哥、大姐住在一起，家庭开支主要由大姐负担。姐姐今年19岁，在餐馆当服务员。居住环境比较简陋，没有什么生活用具，家里有些拥挤。房子租的是大概70平方米的套房，衣服基本是别人送的，李亚群和哥哥（初一）在X学校的学费都未交，每天吃的菜大约10块钱，除了上学之外，基本都待在家里。

李亚群在家里买菜做饭、洗衣服，负责家里的家务活，哥哥放学后会去街上捡瓶子、纸盒等，卖钱维持家里开支，一家人生活非常拮据。哥哥和她学习都很好，但是都不爱说话，有点内向，有点自卑，平时基本都待在家里，和周围的邻居基本没有来往。大姐每天早上9点离家到餐馆上班，要晚上10点左右才回家，有时还加班，但很关心她和哥哥的学习情况。现在住在东山公园旁已经5年了。老家是贵州省织金县的，但李亚群从来没有去过。

在该案例中，李亚群和哥哥姐姐住在一起，其经济主要源于大姐在餐馆当服务员的收入。父亲和母亲由于一些原因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平时也很少看望他们。当提到父母时，他们似乎是在逃避，很不愿意提及。因此我们认为，案主内向、不爱说话的性格与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由于父母导致的家庭问题使得案主与其哥哥姐姐的学习和生活遇到很大困难。作为社工，我们在与案主开始接触时要注意其回避的问题，不要紧逼案主谈论，以防引起案主的反感。当与其建立良好关系后，再寻找突破口，深入了解，进行进一步的辅导。

案例十四 流动子女与留守子女并存的家庭

靳佳兵，男，14岁，初一学生，有两个弟弟，都在老家读书。他与父母住在一间很窄的出租房里，家中生活用品除一个电饭锅外，其余都是房东提供的。家中摆设简陋，无电视机等家用电器，租房面积大概有20平方米。靳佳兵每天放学后回家自己做饭菜，吃完后，就做作业。他学习刻苦，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父母早出晚归，回来基本上是晚上11点，回家后就休息。

靳佳兵的学习用品很少，连一本《新华字典》都没有。一家人的生活条件确实太差，两个弟弟在老家由奶奶照顾。奶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父母要寄大部分钱回家，但如果把两个弟弟接到G市，高昂的生活费和学费可谓重负。两个弟弟留在老家读书，学费全部免除，能减轻家里很大的负担。

在该案例中，困扰这个家庭的最大的难题就是经济问题，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仅仅维持在最低的生活标准上。通过描述可以看出，靳佳兵和两个弟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民工进城之后带来的两个弱势中的弱势——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读书上学的问题，同时还有情感需求的满足等。这个家庭中年迈的奶奶体弱多病，仅仅凭父母打工挣钱已经不能满足家庭的需要。孩子们乖巧懂事，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这是唯一能让这个家庭看到希望的一面。但是由于父母忙于生计缺少和孩子的沟通，再加上生活上的拮据，这会对其今后的升学造成很大的影响。

案例十五 一个无法顾及孩子的家庭

蒋大巷，45岁，小学程度，四川广南人，约4年前来G市谋生，家里共有5口人——父亲、妻子二人、两个女儿。蒋大巷的父亲已经84岁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每天必须服药控制。蒋大巷和妻子无固定职业，靠跑摩的以及补鞋为生，两个人每月收入1500元左右。大女儿在省内一所高校读书，小女儿就读于旭东小学，学习积极努力，生活穿着朴素。全家靠租房子居住，两间房子约80平方米，室内潮湿，摆设较差，家里厨具简陋，吃饭时因室内狭小而在走廊里就餐。每月房租约250元，水电费自理，每月约50元，每月开支据当事人反映约800元，几年前为给老父亲看病欠债约8000元。家庭关系和睦，社会人际关系良好。但父母由于工作或自身文化程度所限，对孩子的学习情况不太关心，基本不过问孩子学习方面的事情，一切全靠孩子自觉。父母工作回家后一般做家务或看电视，基本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家里除有一台彩电外，基本没有其他电器。

在该案例中，整个家庭的关系比较融洽，社会的人际关系较好，大女儿在读大学。从这几个方面看，这个家庭还是有很大优势的。最大的负担是其老父亲的医疗保障问题，而这也是绝大部分农民工进入老年期后要遇到的困难，如何加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养老保障等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

案例十六 离异母亲带女儿进城

洪梅，女，35岁，初中文化程度，离异后进城务工，一直以来与唯一的女儿相依为命。全家消费仅由母亲夜市摆小吃摊赚取。由于收入不稳定，仅能维持基本生活。女儿李丹丹成绩优秀，多次获得学费减免。母女二人居住在一个7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空间十分狭小，但光线还好。她们与周围邻里的关系和睦。穿着简单朴素，可以维持保暖。家里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曾经借债5000元左右，但是一直没有还完。洪梅说这是压在她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此外，女儿丹丹即将小学毕业，初中更加高涨的学费也是她心里的巨石。

一般来说，离异对一个家庭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困难，还会对当事人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该案例中，母亲在离异后能够带着女儿进城谋生，可以看出这是一位非常坚强的母亲；女儿成绩优异，也是作为一个母亲很值得欣慰的事。但毕竟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和女儿的升学问题，使得整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社工首先要给予这位母亲和家庭以精神上的鼓励，要让她相信人是有潜能的，是可以改变、向前发展的，一定可以渡过难关。

案例十七 父母双全的“孤儿”

何玉明，50岁，和妻子到G市打工已经4年了，亲生的儿女都在老家读书。目前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两个孩子是何玉明妻子的外甥女，两个孩子的亲生母亲离家出走，亲生父亲在G市金阳新区的工地工作，半个月回来一趟。因此，两个孩子就和何玉明一家一起生活，父亲每个月交些生活费给何玉明。何玉明夫妇都在工地上工作，工作很累，但比较稳定，且他们自己的孩子在老家上学，免去了学杂费，所以经济负担并不算重。何玉明夫妇住在离工地不远的一间出租房内，两个孩子租住在旁边的一间房里，每天到何玉明家吃饭、做作业等，但回自己的家里睡觉。两边的住处都只有一张床、一个沙发、锅架、一个火炉、几个凳子，没有电器。何玉明夫妇只负责照顾两个外甥女的生活起居，对于两个孩子的学习、心理方面并没有精力过问。这两个孩子的家庭情况，造成她们自卑、孤僻的性格特点。

在这个家庭中，重要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子女成长和教育问题。无论是何玉明的亲生子女还是两个外甥女，都没有在父母身边，情感上的缺失和家庭生活中父母角色的缺失，对于儿童的成长和社会化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而这样的情况在农民工的家庭中并不在少数。

案例十八 营养不良的家庭

何家荣，女，38岁，文盲，清洁工。家中共有7口人，案主与其丈夫都是清洁工，每月总收入800元，做清洁工之前主要以做泥水工、背背篼为生，生活困难。居住的房间简陋，共12平方米，家中有两张床、一个炉子、一个柜子，生活环境较差。案主作为清洁工，每天早晨5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但这样艰苦勤劳地工作，却不能满足家庭日常开支。现家中有4个孩子上学，每个学期需要1000元的学费，今年家中孩子上学已欠学费800元。孩子学习成绩较好。何家荣由于过度劳累，身体很虚弱；几个孩子也因营养不足，个头比同龄的孩子要小。

多子女在农民工家庭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尽管父母都在努力工作，但子女数量多、负担大造成家庭沉重的经济压力，这样的压力会引致家庭一系列问题的恶性循环。多子女究竟是源于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多子多福的理想呢？案主意识的改变比直接的资助更具有挑战性、难度更高。

案例十九 因经济窘迫而辍学的男孩

官伟，男，12岁，和父亲、母亲、哥哥一起在XG村居住。官伟的学习成绩不错，尤其是数学，常常是班级第一名。但由于父亲两年前患腹水病，至今未能康复，不能工作，只有靠母亲一人卖菜养活全家，家里为了治病已经负债累累。一年前官伟的哥哥辍学，到一家餐馆打工贴补家用。官伟目前也因为家里经济压力，被迫辍学，由于年龄较小，平时只能卖报纸、捡塑料瓶和纸盒等贴补家用。一家4口人居住在20平方米的房间里，家具简单而且破旧，房壁比较脏。目前，家里的经济收入除了保障全家人的基本生活之外，主要是给官伟爸爸治病。家里唯一的一台电视机，因为年代久远，已经不能使用了。平时一家人工作完后就回家休息，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家里除了一台破旧的电视机和两张破旧的床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了。

这个家庭由于父亲生病导致了严重的危机，两个本应在学校读书的儿子，不得已辍学，唯有工作来维持家庭的生存。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官伟一家人身上，农民工家庭普遍存在着低抵抗力的问题，应对危机的能力很弱，一旦家庭发生变故或危机，极有可能使整个家庭面临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压力，甚至造成家庭的瓦解。面对这样的情况，提升农民工家庭的抗逆力，成了社工的工作目标。但是，这样的提升不仅仅需要农民工自身的努力、社工的引导，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关爱，尤其是相应政策和制度的大力扶持。

案例二十 孩子承担家务

高家国，32岁，电力公司上班，小学文化程度。2006年一家人从云南迁到G市，一家5口人住在30平方米的房子里，屋子里光线很暗，居住环境很差。家里的所有开支由高家国一个人承担，妻子患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无力外出工作，长期卧病在床。平时家务事基本是由孩子放学回来后打理。

已经是冬天，屋里没有火炉，很冷。家里除了做饭用的电饭锅、电炒锅外，没有其他电器，连照明的灯泡瓦数都小，一张桌子放餐具和剩下的饭菜，3张床，3条小凳子。房间里没有自来水龙头，只能用一个小胶桶到院子里的公共水龙头那里接水。所有的家具摆设都很陈旧，连餐具也看得出使用很久了，豁了嘴的碗也在继续使用。

在电力公司上班的高家国一个月只有700元左右的收入，要供全家衣食住行，还要给长期生病的妻子求医问药，常常入不敷出，经济条件比较紧张，平时下班后高家国会帮孩子做饭、辅导一下孩子学习，没有其他的娱乐方式。

在该案例中，高家国在电力公司上班，虽然工作比较稳定，但是收入很低，全家的负担全部由他一人承担，要供全家衣食住行，还要给长期生病的妻子看病，使得经济状况十分拮据。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一旦家庭成员出现疾病，整个家庭的生活状况将会严重恶化。另外，随父母进城读书的学龄儿童的学费和书费也是很大一笔开支。因此，当被问及需要时，农民工总会回答“钱”。但有了钱，是否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呢？

案例二十一 小屋也比老家好

冯友富，35岁，临时工，初中文化程度。老家在贵州省贞丰县最偏僻的村庄，那里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冯友富年复一年地辛苦种地，但仍旧不能保证一家人都温饱。一旦遇上天灾，一年辛苦的劳作就会被无情的恶劣自然条件所剥夺。所以那里90%的农民都出来打工。冯友富一家人也随着进城务工的大潮来到G市，靠背背篼维持生活。

一家4口人拥挤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黑暗小屋里，家里摆设凌乱，屋里不时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家里的家具设备简陋，只有一些必要的餐具、一台电视机和一张双层床，没有什么贵重的物品。家中一儿一女都在X学校读四年级，学习成绩一般。

城市中大部分的农民工都曾经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由于土地无法满足他们的温饱，迫于生计来到城市打工。尽管城市的生活不尽如人意，但仍愿意留在城市，为的是可能的机会和财富，以及城市略比家乡好的生活。农村强劳动力的流失，造成土地无人照管、农田荒废，以及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的问题。两难的问题、艰难的选择，如何面对？

案例二十二 借钱也要供孩子读书

樊先能与妻子4年前从黔西县的老家来到城市打工，4个子女均在X学校上学。租住的两间房屋一共20多平方米，一间是纯粹的黑房子，另一间稍微能有阳光的照耀。4个孩子住在里面一间，上下铺；夫妻俩住在外间。外间除了床之外，只有一个简单的碗柜、一张供做饭和孩子们写作业用的桌子以及几个小凳子。

现夫妻俩在G市实验三中旁租地、种菜，到市场上卖。虽然能谋生，但家里的支出很大，有时甚至超出收入，尤其在每学期开学的时候，家里就特别紧张，有时只有先欠着学费，或者是借钱供孩子上学。几个孩子都很乖巧懂事，但是家里的学习条件差，甚至宽一点的做作业的地方都没有，而且家庭由于经济的困难没有太多的钱供孩子持续读书。因此夫妇俩都不敢抱有什么大的希望，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能读到几年级就到几年级。樊先能有严重的关节炎，手指甚至不能伸直。家里其他人健康状况良好。一家人的关系很和谐，家庭关系良好。

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一个孩子可以改变一个家庭。对于一个农民工家庭来说，孩子是最大的希望，如何让这个希望能够真正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需要的不仅仅是短期的直接支持，更需要长期的自助计划。

案例二十三 一个很活跃但成绩却很差的小孩

李涛，10岁，在X学校读四年级。父亲李杰明是一位电焊工。由于家中尚有不满两岁的弟弟，因此母亲没有外出工作，留在家中照顾小儿子。家里有电视机、电饭锅、灶具等基本生活用品。由于一家4口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空间太小，几乎无多余之地。平时一家人基本上以看电视为主要娱乐，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娱乐方式。

李涛成绩较差，尤其语文、英语，但在学校很活跃，几年前曾患脑膜炎。当时为了给李涛治病，家里欠债一万余元，这成为家里最大的压力。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最大的困难是李涛的学习问题和欠下的债。但从优势视角来看，这个家庭有它的优势所在——父亲从事的是技术性的工作，收入会比较稳定；母亲也可在安顿好小儿子的同时外出工作，帮补家用。社会工作要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要培养案主及其家庭自我发展的功能。此外，对于李涛的学习，可以通过学校老师和周围同学协助找出其学习方面的困难，并协调老师和同学提供帮助，提高其学习成绩。

案例二十四 两个女儿坚守的“城市小家”

黄明祥，46岁，小贩，与其家人来G市打工已有10年之久。共有4个子女，其中大儿子在G市打工，二儿子结婚后与妻子前往江浙一带打工，还有两个女儿在X学校读书——黄菲，初二；黄艳，小学三年级。两年前，因在黔西老家的父亲病重，黄明祥不得不和妻子回老家照顾父母，留下大儿子和两个女儿独自在G市生活，住在不足20平方米的出租房内。尽管父母不在身边，大哥也常常因为工作不能回家，两个女儿仍是把破旧的房子收拾得妥妥当当。

虽然现在一家人分隔两地，女儿如果回老家上学则会减轻家庭很大的负担，但是两个女儿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回到那个从没见过的“家乡”，而黄明祥也认为儿女们留在城市会有更多出人头地的机会，同样也不希望儿女们回去。

很多像黄明祥女儿们一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子女，从来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家乡，也从没有计划过回去。他们一方面没有乡土的“根”，另一方面却又无法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在农村和城市的夹缝中努力地生活着、奋斗着。

案例二十五 并不富裕的家庭接纳了遭“遗弃”的小侄女

丁泽林，46岁，是个建筑工人，两年前由于土地纠纷不得不从G市城郊的老家，举家前往市区居住和工作。除了要养育自己的两个子女（10岁、6岁）外，妻子的小侄女梅鑫鑫（4岁）也因为外出务工的父母离异，母亲下落不明，父亲无力在外乡照顾年幼的女儿，而被送回老家，寄养在姐姐梅敏（丁泽林的妻子）的家里。由于孩子年纪较小，家庭又无能力承担幼儿园的费用，梅敏不得不负责在家中操持家务、照顾孩子。但丁泽林每月只有七八百元的收入，既要维持家中生计，又要供两个孩子读书，生活十分困难。所以梅敏也计划将小侄女送到学前班，自己出去打工贴补家用。

丁泽林一家5口人租住在40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环境吵闹，屋内光线昏暗。家里有电视机、VCD、电饭煲、电炒锅等电器，还有3张床、凳子、桌子、一个衣柜和一个橱柜。家里设施破旧简陋，学习用品、生活用品、衣物等都很缺乏。

很显然，梅鑫鑫的到来无疑给丁泽林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生活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亲生父母的“遗弃”对于孩子造成的伤害是无法避免的，会对她的心理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据相关资料显示，农民工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越来越多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中，谁来关注他们的健康成长和权利？

案例二十六 不知如何才能让孩子学习好

邓华富，38岁，与妻子何小花均从事背篼工作。由于两个人的勤奋和努力，家中每月收入可以达到1500元左右。但是，由于需要供4个孩子上学，每月一家6口人的生活费、房租等各项开支，常常使得入不敷出。尤其是当家里有人生病时，更是雪上加霜。

一家6口人租住在30平方米大的房间内，环境拥挤、杂乱。家中仅有少许的家庭生活用具，两口铁锅、一个温水壶、几个碗，还有一台别人送的电视机，放在整个家唯一的一张桌上。家中没有衣柜，一家人的衣服就用一个纸箱装着。父母及孩子的穿着朴素、陈旧。家里除了3张床和放电视机的桌子外，根本没有供孩子们学习的地方。

由于背篼工作辛苦，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不固定，所以夫妇俩常常在晚上7点钟以后方能回家，回家后才给孩子们做饭。孩子们平时放学后也只能在家里，从来没有零花钱。

邓华富一家人从毕节来G市已经4年了，父母就是希望孩子们学习能够好一点，以后不要过得像他们这样艰苦。但是孩子们的学习成绩都不好，很贪玩、不爱学习。邓华富夫妻也不知道像他们这样的家庭要如何做才能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学习兴趣，因为他们实在无力承担课外辅导的开支。

尽管学习环境与孩子的学习成绩的好坏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好的学习习惯和父母在学习方面的指导对孩子的学习有着相当大的助益。在大部分的农民工家庭中，父母由于文化程度很低，所以无法辅导孩子们的功课，通常都是由孩子自己去学。另外，农民工子弟学校较低的教学质量和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绝大部分孩子的成绩都不好，只能勉强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同样，较低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让孩子们长大后只能从事着低收入、高强度的工作，重复着父辈们的生活。如何才能脱离贫困复制的怪圈？

案例二十七 当爹又当妈的日子

陈天贵一家到G市已经有两年多了。来G市之前，陈先生在当地的一些煤矿里打工，因为距家近，方便回去照顾家里。在打工的日子里，他也积累了一定的煤矿隧道挖掘经验，之后有一家大煤矿请他帮忙打隧道，由于经验不足，最后出了事故，以前积攒的三万元钱全赔进去了，还欠了几万元的债务，卖了老家的一切才还清债务。妻子也因此离家出走，音讯全无。不得已陈天贵带着3个孩子来到G市背背篼，以养活自己和3个孩子。平均每天就20元左右的收入，基本没有剩余，所以不敢去给孩子买点什么好吃的和穿的。家中每月的房租80元，外加水电费就要90多元，3个孩子都在读书，教育费又是一笔较大的支出。

一家4口人挤在一间很狭窄、很暗的屋里，屋里仅有一张床、一张桌子，没有电器，做饭用煤火，屋子里显得很凌乱。陈先生每天早上7点以前出去，要晚上六七点才能回来，每天给孩子一两块钱中午买东西吃。孩子们放学之后，就大的带小的，等父亲回来做饭。

年幼子女照顾的问题是很多农民工家庭面临的共同问题。健全家庭通常可以轮流照顾孩子，但是单亲家庭的父亲或母亲既要挣钱养家糊口，同时又要照顾子女，所承受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农民工所居住的环境复杂，缺乏安全的儿童课余生活环境，因此子女的社区照顾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案例二十八 子女的学费是心病

陈世奎一家4口人原本在农村生活，但是贫瘠的土地不能担负起家庭生活消费的所有开支，仅仅能够维持温饱。尽管农村不需要缴纳书学费，但是离家最近的学校需要步行5个小时才能到。舍不得孩子路途上的艰难，看着两个孩子渴求知识的双眼，陈世奎不得不另做打算。经同村人的介绍，陈世奎举家来到城市，夫妻俩靠背背篼、卖苦力来支付两个孩子的学习费用和生活开支。

由于收入微薄，有时甚至入不敷出，所以只能在山脚下租了一间昏暗的小屋。屋内布置很简单，有两张木床、一张木桌、一台电视、几张椅子，全家4口人整日就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吃睡。这么大城市，这样的万家灯火中，属于他们的就只是租来的小暗屋。

值得庆幸的是，两个孩子学习都很努力，成绩很好，分别面临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关键时期。但是父母无力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支持，初中和高中的巨额学费成为压在一家人头顶的乌云。

尽管G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和补贴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政策，减免了小学、初中的一部分费用，但九年义务教育之后的高中、中专甚至大学的费用，对于很多刻苦努力学习的农民工子女来说，仍然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鸿沟。

案例二十九 患病的父亲让小家更飘摇

安金婵，女，13岁，初中一年级。一家7口人居住在出租屋里，房间里光线昏暗。父亲安义生一年多前查出患有胆结石，因为无力承担手术的费用，只能采取保守治疗的方式，用便宜的中药来养病，也因此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家人的生活费用主要靠安金婵的母亲、大姐、哥哥打工赚取，每月除了固定的生活开支外，还有父亲买药的费用以及其他3个孩子的教育费用，所以生活非常拮据。安家二女儿目前已辍学，同母亲一起在酒店打工养家糊口。

全家人共有的空间大约30平方米，有一台电视、一些简单的餐具、一个放衣服的箱子、几张桌子、一个沙发和一个做饭的炉子。安金婵每天放学回家要做饭、洗衣、照顾小的妹妹和生病的父亲。尽管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十分好学，在班上学习也很好；因为特别听话，所以学校老师都很喜欢她。

多子女，再加上疾病的影响，让农民工家庭原本困难重重的生活变得步履维艰。有病不医、有学不能上成为他们最大的困境，社会的直接救助只能解他们一时之困，不能解一世之危。

案例三十 与城里的孩子比明天

陈贵是织金人，今年30岁，现一家5口人在G市。由于在乡下人多地少，陈贵被迫离开家乡踏上城市路途，现在已经离开乡土5年多了。虽然城市的物价高，生活辛苦，工作起早贪黑，但是比起乡下确实好得多，因此陈贵没想过回到家乡。虽然现在生活困难，整天为生计奔波，还不能融进城市生活，但是为子女，再苦再累也值得。

陈贵进城之后做过背篼、摩的司机，之后学了些疏通下水道、泥水工的手艺，帮别人干这类的活。由于工作不固定，有活就干没活就在家待着，收入也不好。妻子在煤矿村租了一个小门面，经营一个小杂货店维持家里的开销。门面前面是杂货店，后面则是一家五口人的住所。整个门面大约30平方米，除去放杂货的地方也就剩下20平方米左右。门面的租金很高，一个月大约1000元。

陈贵的工作按量计算，杂货店的生意也时好时坏。除了要负担3个子女的教育费用，每月还要给在家乡的父母寄生活费，赡养老人。因此，生活比较困苦。

尽管陈贵夫妻的文化水平低，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对儿女的培养，希望他们有一天会出人头地。夫妻俩经常教育儿女，不要为自己的出身而难过，开开心心地学习和生活，要与城里孩子比明天。

陈贵一家的生活似乎比其他很多做背篼的农民工要好。尽管如此，高昂的流动儿童教育费用和留守老人的赡养费，同样也是压在他们身上的两块巨石。再加上缺少恰当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支持网络，他们随时会面临危机。此外，希望子女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也是一部分农民工的心声，但对于他们的孩子来说，这是一副非常沉重的担子。

案例三十一 女大不由父？

陈昌顺是贵州织金人，来到G市10多年了，在建筑行业做小包工头。他是我们遇见的极少数只有一个女儿的农民工。2003年，陈昌顺在G市买了一套二手房，约80平方米，家庭环境相比其他人而言要好很多。

但唯一的女儿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为了女儿能得到好的教育，陈昌顺在买房之后，上了城市户口，将在老家的女儿接到城里，安排在一所公立学校读初中。但是，女儿来了之后，陈昌顺发现管不了女儿了。女儿每天回家都不做作业，问她的话，她总是说自己已在学校完成了。进入公立学校后，女儿的成绩一直都是排在倒数几名。陈先生觉得文化程度有限，对孩子的学习没有什么帮助；再加上自己与女儿两地分离很久，感情上也生疏了很多，不知如何教育女儿才好。

陈昌顺应该说是农民工中发展得很好的一位，不仅在城市买房，也入了城市的户籍，成了“城里人”。但是，经济状况的好转并没有解决陈昌顺的问题。离家务工造成和女儿情感上的断裂，并不是用经济就能够弥补的。加之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教育方法的限制，同样也会造成亲子关系的问题。所以，经济的需求不是农民工全部的需求，在提供经济支持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们深层次、多角度的需求。

案例三十二 孩子成长的阴影

陈安碧，女，35岁。2006年8月，由于孩子玩火，老家房屋毁于火灾，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另外，老家的地少且贫瘠，在农村辛苦种地，收入还不够糊口。为了能够重新盖房，一家人毅然决然到G市谋生。

陈安碧的丈夫目前在二十八中工地上打工，每月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陈安碧自己则在出租房附近卖菜。现租有两间大约30平方米的房间，月租300元。家里的油盐米煤等都需要自己在市场上购买，由于物价上涨，家庭在这方面支出不断增加。

夫妻俩只有一个儿子，负担较小，目前在X学校读小学五年级。但儿子成绩一直不好，不爱说话，甚至反应有些迟钝。陈安碧认为是因为那场火灾给孩子留下了阴影。虽然夫妻俩也没有过多地责怪孩子，但是孩子仍然很自责，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退缩、畏惧。陈安碧认为，现在他们的生活环境好了，温饱不成问题，那么孩子也就逐渐不会为了他所造成的家庭困境而感到内疚。

因为家中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家庭经济负担比较小，这对于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有着很重要的作用。经历重大变故可能在孩子的心中留下创伤后遗症。尽管家庭已经认识到这对孩子造成的影响，但却认为物质条件的好转就会减轻孩子的心理负担。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大部分农民工对于子女生理方面的照顾十分重视，但往往忽视子女心理方面的问题和需要。

案例三十三 结构复杂的家庭

柴新黔，男，40岁，与妻子曾玲属于再婚家庭。柴新黔有两个女儿，都交由前妻抚养，每月支付给前妻一定的抚养费。曾玲也是离异，带着3个孩子，其中大女儿陈娟并不是曾女士的亲生女儿，而是她的侄女。陈娟3岁时亲生父母离异，母亲离家后音讯全无，父亲因病过世，是曾玲把她带大的，故现在她也改口叫曾玲妈妈。二女儿和小儿子是曾玲与前夫的亲生骨肉。现曾玲的两个女儿均外出打工，只有小儿子在读初三，与曾玲和继父柴新黔生活在一起。

夫妻二人靠拾荒为生，收入较低。而且柴新黔在拾荒时脚受伤、感染，被切除了大脚趾，现在行动很不便。之前看病的医药费不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让家里欠了外债，因此家里基本无多余的钱给小儿子继续上学。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除了物质上的支持，还要提供心理方面的支持。在这个家庭中，每个人都是从原来家庭中分离出来，因此家庭亚系统需要重建。要强化夫妻关系，并使其成为保护孩子和满足他们需要的基本提供者；使双方子女均享受平等待遇；避免夫妻二人在经济方面或感情方面产生冲突矛盾。

案例三十四 妻子出走的家庭

曾家富，45岁，靠背背篼为生。由于夫妻关系不和，妻子抛夫弃子离家出走已经3年了。由于老家没有其他亲人，曾家富把将近70岁的父母和3个年幼的孩子（15岁、12岁、8岁）接到城市一起生活。一家6口人在煤矿村租了一间很窄的房子，屋里仅有两张上下铺的床、两张桌子、一台旧式的洗衣机、电饭锅，房间阴暗潮湿。两位老人以及3个小孩的开支都靠曾家富一个人维持。

3个孩子学习很刻苦，成绩处于中上水平。家中两位老人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需要照料。3个孩子每天放学后，要帮助做家务、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居，有时也到街头捡塑料瓶等卖钱。曾家富背背篼的收入很不稳定，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药费等，非常艰辛。

曾家富是一个顾家的人，为了更好地照顾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将他们带入城市生活。一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但也带来了更多的负担和困难。老人和孩子都需要照顾，但却没有足够的支持网络提供这一切。单凭一个人微薄的收入，如何面对日益沉重的家庭负担？农民工随迁子女和老人的社区照顾是一个不得不去考虑解决方案的问题。

案例三十五 摇晃的床

曹明荣一家5口人租住在一间年久失修的出租房里，房子20多平方米，月租金160元，出租屋内狭窄拥挤，光线不是很好。屋内只有一台老旧的洗衣机和电视机，以及租房时老板放在里面的一组电视柜。床是加大了的上下铺钢管铁床，稳定性不好，在床上轻微的动作都会引起剧烈的摇晃。

曹明荣夫妇以卖米为生，20多平方米的房间，除了要卖的米和床、电视柜之外，已经没有多大的活动地，连吃饭都得在外面的公共院子里。生意情况直接影响着家庭生活和3个子女的入学问题。

恶劣的居住条件、狭窄的生活空间，对于青少年儿童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因素，但这样的情况在农民工家庭中是非常普遍的。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一家人只能挤在狭窄的空间里。日渐长大的子女长期和父母、兄弟姐妹同住一室、同睡一床，对于他们的社会化、心理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案例三十六 拖家带口难以为继

蔡开云，40岁，四川人，来G市5年了，平时以卖煤为生。妻子在家操持家务之余，还收废品补贴家用。蔡开云有3个孩子，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两个女儿留在老家读书，由爷爷奶奶代为照顾；只有小儿子随夫妻来到城里，现在Y学校读四年级。

蔡开云一家现租住在15平方米左右的房屋内，房内光线较差，生活用品基本上是妻子收废品时收回来的。屋内有两张床、一台价值100元左右的旧电视机、一个旧沙发，还有一个收回来的旧火炉以及一些餐具。

家中每月总收入在1000元左右，但老家的两个老人需要赡养、两个女儿每月的生活费，加上房租、小儿子的学费以及基本生活费，常常让这个家庭入不敷出，生活十分困难。

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留守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却淡化了父女亲情；流动固然能满足情感的需求，但会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对于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案例三十七 摆水果摊的家庭

包海能，男，31岁。老家土地贫瘠，收成不好，辛苦一年却不够温饱。几年前，由于小儿子来G市看病，花了很多钱，欠下外债，夫妻俩逼于无奈把家里的牛卖了还债后，回到G市一边打工，一边给儿子治病。

包海能夫妻靠卖水果来维持生活，收入不稳定，收入好的时候每月大约1000元。小儿子是早产儿，先天发育不良，因此常常要到医院看病，医疗费用较高。大女儿现在旭东小学上学，学习成绩优异，也很懂事，放学后回到水果摊帮忙做生意或者接弟弟回家照顾。曾经包海能将在老家独自生活的母亲接到城里，一方面方便照顾母亲，另一方面母亲也能帮忙照顾孩子。但是，母亲到城里生活了几个月，感觉住不惯，走到哪里都没有熟人，所以一个人回老家了。

香港有一类社会工作服务称为新移民服务，主要是为了帮助新来港的人尽快适应社区的生活，了解社区的环境，协助建立与社区其他居民的关系。如果在煤矿村这个社区里有这样的服务，专门面向新到这个社区生活的人，那包海能的母亲现在是否会留在城里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呢？

案例三十八 没钱就要受到别人的欺负

车勋林同学，小学六年级，贵州省黔西县户口，现随父母居住在煤矿村旭东巷。父母都是小学文化，他的父亲——车斌，在G市当保安，月基本工资500～600元，平时很少回家；母亲——董光孟，在G市摆地摊，所挣的钱基本维持家中生计。车勋林家中有两个比自己年长的姐姐，因为家里负担不起学费，大姐初二就辍学了，二姐读到六年级也辍学了。现在两个姐姐都在G市打工。另外，在老家还有年迈的爷爷由叔叔照顾。在煤矿村旭东巷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就是他们家5口人平时吃饭、睡觉、学习的地方，家里面除了几张床和吃饭用的碗筷、家具以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了。

母亲说，“没文化能干什么呀！”“没钱就要受到别人的欺负！”“不识字，不知道怎么维持自己的权益。”“要到过年才会给孩子买套衣服，现在家里还没有过年的冬衣被呢！”“哪里有钱给孩子买工具书啊！自己学吧。”

面对着这样的家境，车勋林手里拿着书，没有书包，衣衫不整，脚上的鞋已有几处开口，在寒风中显得很单薄。本来正是要享受美好童年的年纪，可是对于车勋林同学来说，也许现在能有个书包都是莫大的奢望。这个家庭需要的是家庭生活上的一些补助（如过冬衣物、生活补贴等），给父母姐姐们的技能培训，对于车勋林同学则是学习上的帮助（如学习用品、工具书、学业上的辅导等）。希望在社工的帮助下能让这个家庭能拥有获得生机的动力，补足孩子缺失的童年。

案例三十九 妈妈，我会很用功的

陈丹，煤矿村旭东小学五年级的学生，由于家庭条件困难，得到农民工服务站的资助而重获读书机会。小陈丹在学校读书非常用功，而且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不错，她踏实奋进的精神感染着每个人，尤其是在了解了她的家庭境况之后。

现在陈丹的家中只有她和母亲相依为命。父母因为感情不好，常闹着离婚。前不久陈爸爸回来一次与陈妈妈商量离婚的事，没有结果，之后就又离家出走到水城，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也没给家中任何生活费用。陈丹还有一个哥哥在老家跟着叔叔生活，由于家庭的种种矛盾已没有读书了，才十五六的年纪，不能外出打工，也就只能闲在家里，没有办法。陈妈妈——殷世容，最近身体也不太好，一直在打针吃药，前几天还帮人打扫卫生，但至今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了。女儿认认真真学习，这给了她一点安慰，她说要尽最大努力供孩子读书。

这样的故事，仿佛只有在小说里才看过，可是，无论我们愿不愿相信，它就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生活中。小陈丹知道母亲的艰辛，知道生活的窘迫，不得不过早地成熟起来。现在，她能做的就是刻苦努力，好好学习，用知识来改变命运，报答含辛茹苦的母亲。也真心地祝愿她们能渡过生活的难关，迎来幸福的生活。

案例四十 爸爸不爱我们

这是一个由打工仔组成的家庭，外出原因是身为孤儿，家乡无土无房。母亲彭先琴，父亲程明海，从长顺来到G市打工，现居住在旭东路17号。由于双方文化水平低，在外打拼多年仍处于贫困状态。家中有3个女儿，母亲以卖菜、捡废品维持生计。房租每月120元，家庭支出每月200～300元，并且一直拖欠着房租费和孩子的学费。

一家5口挤在一间并不宽敞的房间内，除了能放两张床的地方外，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供孩子读书学习了。由于房子漏水，有一张床已经不能睡人，墙壁上到处可见雨水的痕迹。另外家长特别是父亲重男轻女的思想，对于这个没有儿子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男主人程明海虽在G市某私人鞋厂打工，但并不回家，更谈不上给这个家提供金钱上的帮助及对孩子的关爱。这样，3个女儿的学费几乎是由母亲一个人承担。另外还有生活费、房租费和水电费，可见这个家庭的负担之重。家里虽有电视机、VCD机，但那还是母亲结婚时的嫁妆，早已不能使用。父亲重男轻女对这个家不闻不问，让人心寒。不知道这3个女儿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否顺利完成学业。

农民工服务站除了给予这个家庭一定的补助外，还帮助孩子减免了一些学费，并且活动室还可提供给他们读书学习。可是要从根本上改善这个家庭的状况，就不只是要纠正父亲的错误观念，还要解决在各方面面临着的重重困难，最重要的是唤醒这个家庭，让其不断地增强自身的社会功能。

案例四十一 请帮帮我们！

党富学，男，40岁，小学教育水平，以卖板栗来支撑整个家庭，现居住在煤矿村。他通过X学校了解到农民工服务站，然后写申请，经审阅后，与服务站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

党富学家中几个孩子都在X学校读书，妻子的身体不好，经常生病，他自己在外面做点小本生意的所得收入勉强能维持一家的生活，但若是一旦遇上生病或其他意外的事情，就根本没办法应付。一家人仅租了一间屋子，生活、起居都在里面，所以屋里显得非常的拥挤、肮脏、零乱。家人穿着非常的简朴和陈旧。党富学工作不稳定，经常受到城管的追逐。孩子的学习成绩一般。家中老母去年过世，至今外债几千元。他们夫妻俩都表示不愿回家，认为在此不管多累也能找到点零用钱，在农村则无任何生活来源。现在妻子已病一个多月，每天都要打针输液，药费对这个家庭来说非常昂贵。家庭虽然内部和谐、团结，但是由于是外来打工者，社会交往薄弱，人际关系较差。

农民工服务站为孩子交了学费，进行了功课辅导，并提供冬衣给家人御寒过冬。好在这个家庭主要面临的是外在问题，家庭内部关系融洽，这样的家庭状况相比离异的家庭或是存在父母与子女关系问题的家庭也许更容易改善些，希望党富学的妻子的病情能尽快地好起来，让这个家庭尽早走出困境。

案例四十二 拖欠学费出于无奈

冯发远，男，41岁，小学文化水平，建筑工人，现在携妻子孩子3口人在G市租房打工，家庭生活困难，孩子拖欠学费。

他们本是习水县人，在几年前搬到G市，想在这里找些事做，赚点钱。但由于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低，不容易找到工作，更不用说找轻松的工作了。于是冯发远的妻子就在这里做起了卖菜生意，整天从早忙到晚，根本就没有时间来照顾孩子的学习和起居；冯发远则到外地打工，也不能照顾孩子了。尽管冯发远的工作相当辛苦，但每个月也剩不了多少钱，所以母子俩就只能靠母亲卖菜所得收入（每月收入在200至300元之间）来维持家里基本的生活开销。

母子俩住的是一间大概15平方米的出租房，家里的家具和生活用品都很简单，就两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台橱柜、一个铁炉；家里原本有一台电视机，但被偷走了。整个房间显得非常拥挤，但家里人的衣着干净、俭朴。夫妻俩的工作不稳定且很辛苦。孩子的学习成绩一般，主要是缺乏有效的辅导和监督。

好在目前，全家人的健康状况都很好而且家庭成员和睦、团结，家风甚好。但因为父母所做工作不具稳定性，有时候很难将生活费和孩子的学费同时顾及。

服务站为孩子减免学费，为他们提供冬衣，并定期访谈、继续关注、给予帮助。从自身的角度，他们觉得，社会对进城农民工有很多的不公平待遇，很多人瞧不起他们，连孩子的学习环境都比较差。面对社会歧视的目光，他们感受到的只有冷漠，服务站的帮助多少改变了他们的一些看法，可是，来自社会的其他压力还是不断向他们涌来。

案例四十三 医疗费用的重压

韩福维，女，57岁，贵州省遵义道真县人，身带残疾（腰椎突出）。女儿和女婿都在G市西路从事背篼工作，现其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四年级，另一个上学前班。全家的花销都是依靠夫妇俩背背篼勉强维持。2006年3月1日，韩因患上子宫肌瘤，住进了G市同仁医院。由于病情严重，只得动手术，在住院期间，一共花费了3320元。对于一个收入微薄的家庭来说，这样的费用很难支付。在旭东社区亲戚的引荐下，韩的女婿来到了农民工社区服务站，提出口头申请，希望服务站能帮助他们。

全家人住在一个不足40平方米的单间屋内，一家5口吃、住及小孩学习都在这里，屋内显得非常的拥挤，且光线极差。另外，刚出院不久的韩福维又患上了其他的病。由于没钱上大医院确诊，只有向亲戚借点钱，在小诊所里输液止痛，到服务站工作人员去她家时，已输了一个星期，总共花了500多元。去探访她时，她还是感觉疼痛，但由于没有钱就没再医治。

根据韩福维的情况，服务站制定了相应的救助措施：为其支付上一阶段住院治疗的部分费用；视其后期的情况再进行适当的救助；不定期对她的情况进行了解，以便能及时地帮助她。韩福维的案例只是一个代表，像她这样受病痛折磨而无法就医的农民工还有很多，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她这样得到及时的救助。由此可见，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

案例四十四 是什么让孩子走上了这条路？

曾俊祥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现在读小学五年级，老家在重庆。父母在G市实验三中旁边开了一个皮鞋店，母亲还跑三轮车。曾俊祥家里有3个孩子，大哥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姐姐没有读书在帮父母看店。父亲有家庭暴力，常常打曾俊祥。而曾俊祥在3年前被一条疯狗咬了后常常控制不住自己，上课时会在教室里到处走，常常拿同学的东西等。

他的母亲说他好多次了，想让他改掉偷窃的恶习，但是都没有用；也打了他好多次，每次都狠狠地打，但是没有办法，他就是改不了。现在如果他放学不回家的话父亲常常要出去找他，但总是找不到。他偷到东西后卖了钱才会回家。

曾俊祥父亲说他在学校很调皮，在学校熟悉了后就会和学校里不爱学习的小孩混在一起干坏事，所以父亲常常给他换学校，这个学期在这个学校读书，下个学期可能就不会再在这个学校读书了。他很迷恋玩游戏，以前父母常会给他一些零用钱，有时甚至是一周20来块钱，他都用来玩游戏了。曾俊祥一开始是在家里偷，后来家里偷不到就到外面的工地上去偷钢铁，或偷路边的电线杆上的电瓶去卖。家里人怎么对他都没有用，改变不了他去偷东西，所以现在已经对他不抱什么希望了。在家里，他不干家务，连洗脚水都是别人给倒，家里人都让着他。现在学校里，和他一起的也是一个爱打游戏的小孩。但他以前学习还可以，学校老师也说只要好好跟他说，他也会遵守课堂纪律。但是很多时候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各种问题交错在一起才导致了这个孩子现在的行为表现，不但要从生理上给予其正确的医治，更要从心理等方面给予其有效的疏导。通过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来改善曾俊祥的状态，帮他过上正常孩子的生活。

案例四十五 子女都上学的家庭

张贤勇，男，44岁，小学教育水平，现居住在XG村，夫妻俩和5个子女一起生活。5个子女全部就读于X学校，每学期学费共需1000元。张家来G市4年多。在老家生活很艰苦，因此来G市求发展。现在夫妻二人都很努力工作，子女也很努力学习，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在为改变现状而奋斗。张在XG村承包土地种菜并在空闲时到工地打工，妻子每天卖菜，节假日子女也要帮忙卖菜。全家人收入，每月共有600～750元可供支配。但由于诸多原因，张一家还在很艰难地生活着。

张一家7口人挤在不足15平方米的出租房里，每月需租金100元。家人衣着干净、整洁。由于长期超负荷劳动，夫妇俩患有一些慢性病，子女都较健康。

和很多的农民工家庭一样，这个家庭里的父母也都是外出打工，并且家中子女多。为了能维持家中的生活，孩子们在放学后帮母亲卖菜，放弃了可以温习功课、增加业余爱好的时间。也许对孩子们而言，根本就谈不了什么兴趣，能让自己继续上学就是他们最大的愿望了。我们经常在街上看见很小的孩子在帮父母看摊位卖东西，可怜他们在充满童趣的年纪中就要迫于生活的无奈而过早地扛起家庭的重荷，希望他们在将来能通过获取知识为自己开辟一个光明的未来。

案例四十六 让人感动的父亲

田景洲，男，41岁，贵州紫云县人，现暂住在G市云岩区旭东路大吉巷。田来G市打工近10年了，曾经背过背篼，现在的工作是当保安，每个月的工资是680元。妻子于2002年与他离婚，主要原因是夫妻长期分住，婆媳关系紧张，现已失去联系。现在田带着儿女一起生活，儿子田如意13岁，就读于G市第二十八中学；女儿田如敏11岁，在X学校读五年级。儿女学习都很努力。

目前家中有两间小房子，其中一间是刚租来的，每月的房租和水电费300多元。儿女每个学期的学费共需900多元，田家现总共欠学校620元的学费。尽管有时没米下锅，但也要供孩子读书；为了儿子学好英语，田景洲曾经拉下面子向隔壁邻居借收音机。田景洲最大的愿望是给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孩子的未来是父亲最关注的问题，看着孩子们都在努力地学习，即使自己再辛苦，田景洲都感到值得。一个人抚养子女，单亲父亲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要照顾两个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还要打工赚钱，这个父亲并没有半点怨言。他的臂膀给孩子们温暖，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孩子们创造好的环境，这种试图改变现状的勇气和决心不禁让人敬佩，这种如山般伟大的父爱更是让人震撼。

案例四十七 孩子明天是否依然能上学

张军一家有6口人。张军为临时工人，给别人修窗子，有活干时就可以把生活维持下去，没有活干时生活就困难。妻子周训琴是菜农，平时就在街上卖菜。家中4个孩子都在X小学上学，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仅靠他和妻子不稳定的收入来维持，收入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每天能挣到40块钱，坏时只有10来块钱。一家6口人居住在一间又矮又窄的小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家中只有一台电视机，没有钱安装有线电视，因此也成了摆设。吃、住和孩子学习的地方全在这个小房间里。煮饭的煤炉就在电视机旁边，煤气味随时都充斥着整个房间。一楼有一个公共厕所，导致家里空气污浊，威胁着家人的健康。孩子穿的都是校服，因为只有两套，一个星期换洗一次，所以很脏。父亲穿的是工作服。

4个孩子，张萍、张敏、张祥、张丽在学校读书，孩子学习都很努力，而且成绩优异，房间里都挂满了他们的奖状。可是家里孩子太多，父母的收入满足家庭基本开支已经困难重重，要如何才能让认真好学的孩子们继续读书呢？面对孩子们渴望的眼神，父母只能拼命地工作……

多子女在农民工家庭中很普遍，这也是造成他们经济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家庭的子女不得不因为经济窘迫而被迫辍学。对于这样的家庭，我们社工经济上的援助似乎显得过于微薄，更多的还是要根据客观实际，对辍学的孩童加以正确引导，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之中。

案例四十八 请给我一个机会

张松今年17岁，是一名初三学生，随父母来G市居住。父母原是威宁农村的农民，为让孩子有好的学习环境，近年从威宁搬来G市，现居住在煤矿村X学校附近。父亲张和平现在G市钢材市场做工，母亲龙玉莲由于无文化，闲居家中。其兄张福现在外打工，其姐张丽现已结婚单过，家庭无外债。

由于哥哥姐姐已经独立生活，张松和父母一家3口人，拥挤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房间内，家具有床、柜子、方桌等，环境简陋，但还过得去。张松本人一般都穿校服，他的母亲穿着很朴素。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张松面临高中升学问题。张松成绩优良，很有希望考上重点中学。但由于户口在威宁老家，父母担心在G市读书要交高昂的借读费和学费。加上老家还有老人需要赡养，因此这个只靠父亲张和平一人工作的家庭，经济压力很大。

由于家中经济紧张，无余钱购买学习资料，中考临近，学习资料和用具的缺少将会影响张松的复习。很多农民工的子女都在还未完成高中学业的时候就由于成绩不好或是家庭经济困难等其他原因而中途退学了，可是张松一直都很刻苦，他渴望知识、渴望学习。可毕竟作为打工者的父母收入有限，单靠他们的力量很难让张松完成学业。为了给这个成绩优异的孩子一个继续学习的机会，父母在通过向各种可能的途径求助而努力着。

案例四十九 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陈大静，女，35岁，贵州省大方县人，全家来G市已有8年之久，目前住在云岩区旭东社区附近的莲花坡。家中有4个孩子，其中三女一男。当初就是为了有一个男孩，所以才离开老家出来打工。来G市后继续生了两胎，终于有了小儿子，夫妻俩都非常高兴，决定为了自己的子女共同努力。虽然生活一直都很困难，但夫妻俩心里还是很高兴，感情和睦。只是好景不长，孩子的父亲两年前因为脑出血突然去世，这给原本幸福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从此就由陈大静一个人负责供养全家人，而且有时还要给孩子的奶奶买点东西尽孝。以前只有两个小孩读书都让其无法承受昂贵的学费，现在4个孩子要一起上学，这就更让其为难。

以前丈夫在的时候，陈大静一般就晚上去陕西路摆夜市——主要是卖水、饮料和烟酒之类。这样的商品成本低，不过赚钱也不多，而且每月还得交给黔东办事处100多元的摊位费。现在孩子的父亲走了，除了晚上继续摆夜市外，她白天还要去帮人家打扫卫生赚钱。这样的报酬一般都不会很高，平均一天能得十几块钱，而且不是每天都有。也有好心人给陈大静介绍对象，希望能让她找一个可靠的人来帮助承担这一重担。但是，陈大静看到周围的一些重组家庭并不幸福，也就打消了这个想法。因为她怕“他”来以后对孩子不好，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矛盾，伤害子女。她的第一个女儿今年12岁，已经读初一了；其余的分别读五年级、三年级和一年级，孩子们都在旭东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虽然老家实行的是义务教育，但是她还是不愿意让他们回去读书，因为那里既没人照管，教育水平也没有G市的好。

这样的单亲家庭在农民工群体中还有很多，生活的重荷都压在一个人的身上，让这位母亲非常辛苦。显然，除了物质上的帮助，精神上的鼓励也同样重要。

案例五十 实实在在的农民工

曾再华，男，55岁，贵州惠水人，现暂住于G市云岩区旭东路大吉巷。由于家里兄弟多、分的地少，再加上自己家里孩子也多，曾再华不得不出来打工挣钱维持家庭生活。他曾经背过背篼，现在向朋友借钱买了辆1000多元的摩托车跑摩的，每月能挣到四五百块钱。

后来，妻子也来到这里打工，她捡过废铁、卖过菜，现在在一家亲戚开的五金店值班。家中有两个女儿曾帮琴、曾帮红，一个儿子曾帮雄都在X学校读书。家里只有一间小屋、一张床，每个月的房租和水电费是120元左右，目前欠学校学费300元。家中土地租给别人种。

曾再华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典型的乡村父辈，朴实而且慈爱，代表的那一代不仅肩负着一家人的生计，更支撑着国家经济的实实在在的农民工。迫于家庭生计，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并不是他们所愿，他们所向往的并不是城市的繁华，而是老家幸福、宁静的生活，城市给他们的只有冷漠和重压。可是面对家庭的开支，他们无力选择，只能踏踏实实地工作、认认真真地赚钱，因为他们是全家人的支柱，在家庭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

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只能靠出卖劳力来维持生活。不是农民工自己不愿学习，而是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绝对不能让孩子们像他们一样。就是这样朴实的想法，让曾再华艰辛地工作着。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如他所愿，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案例五十一 退伍军人的选择

徐永平 （退伍军人，高中毕业），顾怀琴（文盲），身体状况良好，2006年2月出外打工，感觉相对于在老家种田，在G市打工还是很好。现在以卖核桃为业，每月大概有500元的收入，平均每天二三十元。小儿子徐良，就读于旭东小学，父母的期望是他能够好好读书，以后能在G市安身。一家3口住在G市煤矿村，共住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屋内有一根电线、一个灯泡、一张床，孩子晚上睡觉要打地铺。有一台电视机，但已坏；有一个电饭锅、一张书桌，整间屋子显得很拥挤，生活用具很简陋。家人衣着朴实。一周很难吃上肉，只能吃一些小菜。冬天来临，没有棉衣棉被御寒。

这个来自毕节的家庭，老家还有父母健在，每月都会向家中寄一部分钱，夫妻二人对父母很是挂念。徐永平还有一个大儿子徐健已辍学在湖南打工，女儿徐梅也辍学在毕节做维修。父母在家有9分地，包给他人种，每年50元承包费。作为困难户，原在老家时徐永平一家并没有得到过当地政府的帮助，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徐永平也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福利。

这一典型的农民工家庭，徐永平夫妇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尴尬处境。社工一直强调“人在情境中”的系统分析，而接纳和尊重也是社工必须坚持的使命。这个案例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农民工的艰辛，心灵上有很大的震撼。

案例五十二 我很孤独，很自卑

夏玲，永恒小学二年级，学习成绩很好，非常懂事听话。父亲刘振友，小学文化程度，建筑工人，月收入1000元左右；母亲夏仕华，文盲，无业无收入，夫妻婚姻状况良好；还有一个弟弟刘涛在读幼儿园，家里一共4口人。父母双方的老人都已过世，家人都很健康，家里的负担主要是两个孩子上学。

夏玲随妈妈的姓氏，在跟社工的交流中特别表示对母亲的爱。但是因为身处城市，伙伴少，课余时间帮爸妈做家务，经常会有自卑、孤独的心态出现。社工在夏玲的引荐下见到了她的父母，并了解到外出打工主要是因为家中的老人都不在了，对老家没有什么顾虑。因为父亲长期在外，母亲能力有限，很难为孩子提供好的学习环境。但母亲认为只要孩子有能力考好学校，她一定会供女儿读的；认为因为自身条件的限制，孩子不能在公立学校读书是没有办法的事。对目前就读学校不满意，因为老师更换过于频繁，造成孩子学习困难。

农民工在别人眼中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但社工在与这一家庭成员交谈的过程中发现，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自卑的心理。在明知道我们是农民工社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的前提下，也并没有为得到救助说什么假话，社工觉得他们活得很有尊严。

案例五十三 苍老的年轻父亲

李国有，今年38岁，显得有些苍老，但人很正义、热情与豪爽。现在独自居住在G市，妻子已与其在十多年前以口头协商形式离婚，至今不知下落，家中有两个孩子，都住在老家，由其爷爷奶奶种田种地来抚养。

李国有现阶段对子女的读书问题较为忧心。大一点的孩子正读高二，如果考上大学恐怕无钱供应，再加上高中阶段已经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因此每年都必须缴纳较高的学费；较小的孩子正读初二。家中的老父母和两个孩子成了他最大的负担。

李国有现在在G市做背篼，一个月600元左右的收入，除了生活费、房租、水电费后，就所剩无几了。但这比起在老家要好得多。

案主是农民工社区服务站的受助者之一，当社工回访调查时发现他的精神状态很不错，他认为农民工社区服务站很好，对农民工很关心。他身上穿的、床上用的都是服务站提供的，服务站还教会他一些日常的法律知识。但是若在外面真的出了事，由于自己没有任何证件（除身份证外），找不到任何投诉的地方，又组织不起一个团队来维权，有时就任由欺负。他表示若服务站再提供一些技巧培训他都很愿意接受。这体现了服务站从先前的金钱提供到后来的主要以实物资助的转变，以及社工更注重案主精神意识的改变。社工相信，最开心的事情不是看到有新政策的出现，而是在过程中见证参与的服务对象有不少重要的自身转变。

案例五十四 想回老家修房子

徐表芳，女，34岁，小学文化程度；丈夫周思贤，32岁，初中文化程度；有两个孩子，长子读大班，次子读小班。他们一家来自花溪，现住煤矿村。

丈夫在外面收破旧物品，每天有10多元钱来维持家中生活。徐表芳无业，主要是在家中操持家务及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因去学校途中有许多地方正在修建筑物，比较危险，所以两个孩子要早晚接送。生活费用基本当天用完，常无剩余，有时要跟邻居借钱，在不收废品的时候就堆点水果来卖。在老家的田地已给哥哥家种，因为4个人只有一个人的田地，在老家难以度日才外出做工，租来的房子也比较一般。

家里和外面都堆满了收来的各种废品，家中有房东送的旧电视，连喝水的杯子也没有，只有一个烧蜂窝煤的炉子。

在孩子的书费问题上，本学期预先交的50元是向邻居借的，在探访过程中邻居还提起快点还钱。两个孩子在徐表芳的监督下完成作业，但是没有任何课外书籍，只是在收到的一些废书中发现有适合的就给孩子看。一家人在有钱的时候才吃肉，常常只吃一些廉价的蔬菜。最大的希望是在存到钱后先在老家修一所房子，给孩子一个固定的家，不用总是在外租房子住。有条件的情况下，让孩子就读好一点的学校。

很难想象这样收入的家庭的度日方法，他们对政府的一些相关政策都不太了解，只知道可以减免一些学费，但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这种待遇。他们对自己最大的满足是有钱吃饭、孩子读书。

案例五十五 父亲有外遇

秋艳，20岁，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2009年11月份来到G市，高中没有毕业，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继续读下去，不得不出来打工。她想到G市来发展，因为一直以来她都想在G市上学，煤矿村毗邻贵州师范大学，所以她选择在这里上班，已经有快一个月了。

父亲有外遇之后，她很同情母亲，但对此也无能为力，只能通过努力工作来弥补。但是服务员的收入很低、待遇又差、人际交往圈窄，因此她一直在寻求上学的机会，希望能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生活，让母亲以后能安度晚年。

服务站社工经过前期的调查，了解了案主的情况，并发现案主及其家人对社区的活动还是有一定兴趣的。但是由于经济压力大、娱乐时间少，家人对案主期望上学的愿望很气愤。因此，社工首先解决的是案主以及家人的情绪问题，改变家人对案主求知欲的漠视态度，从而帮助案主树立信心；其次是力图改变案主自身自卑无助的心态，社工充分运用社区资源，鼓励案主参与服务站的一些活动和小组，在小组中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

案例五十六 渴望温暖

小桃，12岁，父母是黔西人。家里有4个姐弟，两个姐姐已经到外地去打工了。父母关系不好，父亲很爱喝酒，母亲于去年被父亲打了离家出走至今没有回家。小桃与父亲和弟弟居住在煤矿村的一个出租屋，房子里光线不好，而且潮湿，里面放着很多东西。因为父亲不给她出学费让她上学，所以她才自己出去打工（目前在一个餐馆）然后交自己的学费书费什么的。邻里之间交往不多，对于这种家庭环境，邻居是敬而远之的。身上穿的衣服大都是好心人送她的，有老师送给她的，还有一些是餐馆阿姨送给她的。据邻居透露，家庭对她的影响还是很大，这个学期她爱穿着打扮了；学习还可以，因为父亲重男轻女不让她读书，她就自己去打工挣学费，但是近期表现出颓废的态度，经常睡到中午，很久没有去餐馆工作了。

社工认为，小桃出现不良行为和情绪的内部原因是家庭环境、邻里之间缺乏温暖。小桃只是个12岁的青少年，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都不成熟，因此在辅导过程中可以从她近期行为上的问题来推知认知上的动因，通过改变其认知上的错误来帮助改变行为。

案例五十七 精神健硕的老党员

张少贤（党员），81岁，苗族，老伴已经去世多年，现在与儿子儿媳以及3个孙女：张普（初一）、张婷（三年级）和张燕（未到读书年龄）居住在煤矿村租的3间房子里面。

老人很健谈，当社工表明身份、询问家庭情况时，他就向社工娓娓而谈：他和家人原住在黔西，2003年来的G市，想到来G市是因为在老家收入微薄，实在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开销。孩子在那边也影响他们的前途，于是儿子和媳妇便商量着来G市打工，希望有更好的发展。

老人谈道：“我今年都81岁了，身体还算健康。我可是一名老党员，当年在老家是参加过土改的，后来来G市后觉得生活好多了，不然儿子和媳妇就老辛苦了，他俩在当清洁工，每天早上5点就上班，下班时间不一定，每天回来都看到他们特别疲倦，更重要的是他们上这班可苦了孙女们，每天上完学回来还要帮忙做饭，衣服也是自己洗，看着特别心疼。……我对孩子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她们能好好学习，以后能够有好前途，以后能过上好生活。”

依靠着爷爷的14岁的张普也说：“我今年读初一，在班级担任文艺委员，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爸妈工作都很辛苦，他们起早贪黑，一个月也只有700多元的工资，光是我们租这些房间，一个月就105元，还有我和二妹的学费，这样一算，每月几乎没有什么结余。我们每周能吃上一次肉，其余几天都是吃素菜比较多。……我和二妹两个人的成绩还行，爸妈有时下班早也会辅导我俩的作业，他们感情很好，他们闲时几乎没有什么娱乐，爸爸喜欢喝点小酒。我们来到G市这么多年，没有回去过老家，爸妈说太远了，不太方便。我们三姐妹一年就买一次衣服，不过，我们在G市生活得挺好。”

这样的三代人家，会让人觉得很温馨。平平淡淡何尝不是一种福气！有时候我们认为他们的需要并不符合实际，这也是社工在今后的实务中需要认真把握的评估事宜。

案例五十八 智障母亲

穿过深深的阴暗通道，再转几个弯，就来到赵林森同学（11岁）的家里。赵林森一家住一楼，两间小小的单间，每间20多平方米，基本没有光线，黑暗与潮湿交织在一起。赵林森家一共5个人——爸爸、妈妈、奶奶、哥哥和赵林森。家里少有的电器就是电饭煲、电磁炉和一台15英寸的小电视。简单的生活用具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家里仅有两张床，床上的棉被单薄而显破旧。整个屋子有一种怪味，加上智障妈妈和年老体弱的奶奶，整个家庭显得凄凉与无助。

在交谈中得知，他们一家是从四川省南充市的某个村搬迁来G市的，赵林森的爸爸赵胡忠（40岁）来G市20年了，老家因田地少，无法生活，所以来G市谋生。赵胡忠先来G市，因老家房子坏了，没有地方住，所以全家人在4年前也来了G市。他是家庭中唯一的劳动力，维持整个家庭生活。工作职业就是背篼，收入不固定，每月大概800元。赵林森的母亲，名字不详（因为她家人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40岁，智障或者说有轻度的精神病，无劳动能力。赵林森的奶奶，63岁，无劳动能力，在家负责做饭等其他简单的家务。赵林森的哥哥赵火军，16岁，初中学生，成绩不好，但在访谈中得知，他想好好学习，改变自己的生活命运。赵林森，成绩一般，有考大学的理想。

当问他们在将来有没有什么打算时，赵胡忠回答道：没有什么打算，过一天算一天，也希望多挣点钱改变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生活太难了。问他们进入城市有什么感受，他说来G市20年了，都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但亲戚朋友都在老家，挣到钱以后还是愿意回去。此时奶奶插话说，城市太怪了，这里的人没有老家热情，这边亲戚少。

听赵胡忠的描述，他一家人的生活收支基本上平衡，但有时候一个月下来，他挣的钱还不够基本生活费用。他说挣得多的时候吃好点，挣得少的时候吃得差点，但基本上都吃得不好。他中午一般都不回家，早上9点出去，晚上7点左右才回家，中餐就3块钱左右。每个月还要交140块钱的房租费，几十块钱的水电费。问他们生病时的医疗情况，赵胡忠说，平时也不怎么生病，偶尔家人生病了，就找点药或睡上几天，自然就好了，从不到医院去看病，药价也很高，买不起，医院的费用高得更吓人了。

奶奶和赵胡忠都希望孩子好好学习，以后有点出息，不要像赵胡忠那样再做背篼。对于这样的家庭，我们社工更多的要给予他们的子女一些学习上的辅导，给他们一些精神上的鼓励。

案例五十九 语言成为交流的障碍

王贵华，贵州省凯里市凯棠乡龙塘村人。顾先英（妻），小学文化，无业。王贵华夫妻二人十多年前，到浙江一带打工，先后在制衣厂、皮鞋厂、电器工厂打工。一年前，因顾先英哥哥（顾志平）的长子意外身亡，顾先英夫妻二人从浙江回到贵州。由于超生严重，担心回浙江后出现问题，因此夫妻二人决定和哥嫂留在G市。

夫妻二人育有5个子女：王兰兰（女），X学校二年级；王小芳（女），X学校一年级；另有两儿（4岁、满月）、一女（2岁）。因为孩子年龄小，顾先英在家照顾孩子，仅王贵华一人出去打工。据称4个大的孩子均在浙江出生，因此不会说也听不懂G市话，只能说普通话。因为语言关系，几个孩子仅与亲戚家的孩子玩耍，并不和周围或学校其他孩子在一起。顾先英受其嫂子影响，对孩子的安全很关注也很紧张。

一家人租住了两间房，约有10平方米。外间放着两张桌子，一张给孩子写作业用，一张用于家人吃饭。里屋有一张大床、一张小床，还有几个纸箱，据说放着一些衣服。房间收拾得很干净、很整齐，看来女主人比较喜欢整洁。

由于孩子多、劳动力不足，服务站工作人员反复确认了解，其家庭的确难以承担王兰兰、王小芳本学期学费，于是在2006年资助王兰兰、王小芳学费共计400元以缓解家庭压力。

对于这个家庭，我们社工进行了跟进服务，邀请其子女前往活动室参与活动（指定志愿者前来接，减少家长顾虑），建立一定的朋友群。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们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交关系圈。

案例六十 垃圾站的木板房就是家

王春宏，38岁，毕节地区人，现住在扶风路附近。10年前来到G市，随其而来的还有一个残疾弟弟。母亲4年前过世，前年父亲也过世，因此老家已经没有可以牵挂的人。再加上土壤贫瘠，收成不好，几乎年年歉收，因此安葬父母后，王春宏就和残疾弟弟留在了G市。

王春宏去年与现在的妻子结婚，妻子是再婚，有3个子女。跟随他们的是一个女儿，成绩优异，今年8岁，上二年级；其他两个跟随生父。妻子长年生病，却无钱看病。

王春宏靠捡垃圾为生，每月收入大概500元。住房是妻子之前的住处，家乡已经没有土地、房屋。妻子、弟弟有时也去捡垃圾。生活费每月最少300元，剩下的钱用于妻子买药。房屋由木板搭建构成，一间用来堆垃圾，一间用于休息。屋顶是用塑料纸及石棉瓦铺盖，木质墙壁，在走道处做饭，地面是泥土，屋内除了炊事用具就只有两张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社工很难想象看起来像垃圾站的木板房里竟然长期居住着4口人。只有与底层居民亲密并真挚地接触，社工才能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日常苦困，并帮助社工们确立自己的工作使命。

案例六十一 妻子难产雪上加霜

汪善文，36岁，贵州黔西县人，到G市已经10年了，现住煤矿村。他和妻子都是背背篼。儿子，汪明福，8岁，永恒小学三年级。父母均在黔西老家，靠种地为生，但因为无其他经济来源，再加上负担重，所以常常需要汪寄钱回去买种子、化肥供家里使用。

一家3口人全部住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里，房间光线很暗，没有什么家具，有一台非常旧的小电视。全家人做饭全靠一个煤炉，在狭小的走廊里。房间里仅有一张破旧的桌子用来吃饭，平时小孩放学回来就在桌子上学习。房间里铺了一张大床，被褥都是旧的。汪善文告诉笔者，这些东西都是帮别人背东西时，人家不要了，捡回来用的。

汪善文和妻子工作时间通常在12小时以上，妻子一般晚上7点回家，照顾儿子生活。儿子的学习很好，夫妻二人对儿子的期望较高，希望他好好读书，上大学，不要再做背篼。

汪善文26岁时，因为老家太穷、太苦，所以带着妻子，跟着老乡来到G市打工。开始几年，背背篼的人少，工作好找，挣了一些钱，一部分寄回老家赡养父母，另一部分就存了起来，有5000元。本来打算再存一点，夫妻二人做点小生意，不用再背背篼了，但是妻子在生儿子时难产，送到医院去抢救。所有的积蓄在那一次都花完了，还欠了3800元的外债。这也造成这个家庭虽然人口少，但是却一直处于很贫困的状态。所挣的钱要用于赡养老人、抚养儿子、日常生活及偿还外债。

社工接触这一个案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汪善文在一次背东西的过程中，被铁块砸伤脚背，雇主仅给其50元钱治疗。他在小诊所缝合处理伤口后（花费100元）回到家中休养，但是一直流血不止。同乡又将其送到诊所，诊所无法处理，建议送往大医院。但他及同乡所凑的钱仅有100元左右，担心无法支付大医院的费用，因此其同乡李先生前来服务站求助，希望服务站能提供帮助。于是社工立即和其同乡将汪善文送入省医院进行治疗，并垫付其所有费用（检查费、治疗费、药费）。

社工在整个过程中为案主的不幸遭遇常有流泪的时刻。我们解决的不仅仅是医药费的问题，更多的是救助一个家庭。相信社工的介入及服务内容带来的影响，会一点一滴地印在服务对象的生命里，对其将来生活的改变有重要的影响。

案例六十二 成长的烦恼——孩子教育咋办？

梁以元，37岁，老家在重庆，由于家庭贫困，小学未毕业就辍学了。14岁时坐上开往G市的列车，开始了打工生涯。由于所受教育程度低，无法谋求好的职业，只能在馆子里给人打工，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之后与同乡结婚。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梁春，生性孤僻，学习成绩一般，现就读于旭东小学六年级；小儿子梁冬，活泼好动，就读于旭东小学二年级。由于前些年梁以元的母亲生病，为了治病欠了外债，两个孩子的学习费用难倒了这对父母，让贫困更加恶化。

当我们走进梁家时，映入眼帘的是一间不到60平方米的房子，黑乎乎的，实在不适合孩子学习。家中唯一的电器是一台电视机，两张床用帘子隔着。梁以元平时主要在餐馆打临工，妻子则在工地做饭来补贴家用。要存钱还债，同时也要负责一切生活费用和两个孩子的学习费用，原本就很贫困的家庭变得更加贫困了。梁以元的妻子说：“由于我们在这边很不熟悉，没有本钱来做生意，又很怕赔钱。前不久还被人骗过，所以只能老老实实地打工，大儿子梁春还被别人持械威胁过。”他们真的很担心这样的生活。但是，现在最担心的是孩子们慢慢长大了，孩子们的教育怎么办？

孩子的教育问题是许多农民工家庭都面临的重大问题，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孩子身上，却无法给予孩子好的教育环境，这也是困扰家长的问题。社工一方面要面对农民工家庭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更要帮助缓解和疏导农民工个人及家庭的情绪以及心理压力。

案例六十三 年迈的进城农民工家庭

李大爷，60岁，和老伴（63岁）是4年前出来打工的。本来这么大年纪了，该在家里待着，但是一场大火把老房子给烧光了，什么也没有了，又没有人管，种地也挣不了钱，就只好出来打工了。

李大爷说：“开始来的时候，我和老伴在XG村那边住着，那边的房价比较划算，一个月也就60块钱，还不交水费，但是几个月前，那边要拆房，只好搬过来住了，这里的房价要70多块钱，还不包水电费，煤又贵，我们做饭都是用柴烧，水也是一滴一滴地省着用，省的那点钱就可以多买一些米、油、盐之类的，现在什么都要用钱。”李大爷背背篼一个月才挣三四百块钱，交了房租什么的，就几乎没剩下几块钱了。才来的时候李奶奶还帮人家带孩子，做一些零活，一个月还有200块钱。现在人家走了，孩子也跟着走了，李奶奶又没找到其他的活干，就只能靠李大爷一个月赚点钱生活。

李奶奶说道：“现在啊，我的浑身都是病，腰上有个大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老伴也有病，可没钱看，那个医院的费太高了，我们这些人根本就看不起，全靠天上的神保佑（她指给我看十字架），你可别小看它，我们全家的平安可就全靠它了，其他的神啊什么的都不管用，就是那个神好，我们这里很多人都信它，我和老伴的病才没经常犯。（她的头朝向那个十字架，嘴里念念有词，‘天上的神仙天上住，求你保我家平安’）只要你信它，它就会保佑你！”

李大爷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离婚了，还有个孙子，上小学一年级。大儿子也在G市打工，但因为离婚的事和李大爷翻了脸，再也没有往来；二儿子前几年到外地去打工了，好几年了也不见音讯。李大爷说自己本身没有文化，年纪大了也不怎么背得动了，想做一点其他的事，可人生地不熟的，不敢做。现在老家也回不去，只有和老伴相依为命。

老年社会工作的目标就是要帮助老年人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老年人在生活中常遇到的问题可以分为生存问题、心理问题和经济问题，而对于老年农民工来说，他们是弱势中的弱势。由于缺少相应的养老政策的支持，养儿防老成了主要的支撑力。但像李大爷这样无法依靠儿子们的时候，老人的希望又在何方？

案例六十四 没去过公园的孩子

董定林，男，12岁，Y学校五年级。老家在黔西县，全家来G市4年了，住在卫干校旁边，共租有两间，大约30平方米。房间里放满了简单的家具，外面一间有一张床，是父母的卧室兼厨房，还放有一个炉子、两张桌子、几个小凳子和一些简单的餐具，如锅、碗等。里面一间放有两张床、一个小箱子，是3个孩子的卧室。房子里有两根绳子，上面挂满了旧衣服。家里没有电器，连电饭锅都没有，做饭是用炉子做。除去家里的床和桌子等简单家具后，家里剩下的空间就很小了。

家里每个月的收入大都用于生活费和房租费等费用上，很少有剩余的。父母也很少给孩子买新衣服。董定林三兄弟放学回来后分担家务——董定红洗菜、董定林煮饭、董伟洗碗，等父母下班回家后则可以直接炒菜吃饭。大多时候父母吃了饭就休息了，三兄弟则看书做作业。三兄弟跟着父母来G市4年了，从没有去过公园，他们说他们很想去，但是父母一是没有时间，二是没有钱带他们去。董定林说他想上大学，而且想去清华大学读书，他是在电视里看到清华大学的，他说他很喜欢那里。

孩子的梦想简单而纯粹。作为生活在G市4年的孩子，却没有去过公园、没有享受过任何的公共服务。尽管与城市里的孩子同在一片蓝天下，但他们经历的是完全不同的境遇。

案例六十五 请不要拖欠我们的工资

杜昌伦，男，初中毕业，老家在贵州省织金县。有3个孩子：大女儿杜世琴16岁，大儿子杜世海14岁，小儿子杜世江12岁，都在Y学校读书。

一家5口人租住在大约40平方米的房屋内，室内分为3个小房间，最外间摆放家具并用做厨房，里面两间是夫妻俩和孩子们的卧室。室内很脏、很乱、很暗，卫生条件较差。

夫妻二人主要在建筑工地做临工，如挖土、背水泥、修砖、背沙等脏累的体力活。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出门，晚上七八点钟回家。每天收入不超过40元，有时还被老板拖欠工资，生活十分困难。

拖欠工资对于在建筑工地做临工的农民工来说，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几乎每一位农民工都经历过。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及与雇主灵活、简易的雇佣关系，当遭遇拖欠时农民工无力维权。当因此导致生活无以为继时，他们只能采取极端的手段，寻求雇主的怜悯与同情。

案例六十六 我想学门技术

顾怀仁，男，38岁，小学文化，贵州织金人。全家以前在贵州织金生活，一直过着清贫的日子。顾怀仁想趁自己还年轻，在外面打打工，多挣点钱养家糊口。一家迁来G市已有十多年，从没有回过老家。

在G市打工的日子很辛苦。对于未来有什么打算，一家人显得很迷茫。“走一步看一步”成了顾怀仁无奈地回答。家里有3个孩子，长子17岁便辍学在家，准备到职业学校学汽修；两个小女儿正在读小学。顾怀仁认为儿子想去学习汽修是一件好事，能学一门技术，今后找工作会比较容易。但是高昂的学习费用，让一家人绞尽了脑汁。

顾怀仁期望孩子们能够通过学习技术，改善今后的生活，脱离目前家庭的窘况，但是在学习过程中沉重的负担是他们夫妇无力承受之重。我们常常说要让农民工通过掌握技术，提高能力，改善就业状况。但是，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又该由谁来解决？

案例六十七 用打骂来督促孩子学习

何家兴，男，37岁，小学文化，黔西人。他和家人居住的房子是自己在垃圾池附近的空地上占地搭建的。夫妻俩靠捡垃圾为生，3个孩子都在Y学校读书，学习成绩中等。何家兴认为自己之所以捡垃圾，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有文化了才可能离开垃圾山。因此他将自己所有的希望都放在3个子女的身上，平时所有的家务都不要孩子做，他们只需要好好学习。何家兴夫妇俩都只有小学文化，无力辅导孩子的功课。对于孩子并不优秀的学习成绩，何家兴只能用打骂的方式督促孩子要好好学习。

这是一个非常看重孩子学习的家庭，“知识改变命运”是这位父亲的口头禅。孩子并不理想的成绩和父亲的高期望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父亲只能用藤条来鞭策孩子向前进。但这样鞭策的结果是什么？农民工家庭中由于不当管教方式造成的悲剧还少吗？

案例六十八 孩子差点被拐卖

何元群，女，37岁，文盲，贵州毕节人。毕节老家是一个偏僻的农村，那里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即便有农产品也无法将其运出转换为适当的经济收入。遇上天灾，生活更是难捱，于是何元群一家不得已进城打工以养家糊口。丈夫常年在外打零工，何元群则在家照顾4个孩子，接一些工厂的手工在家里完成。

一家6口人租住在煤矿村深处的20平方米的房屋内。这里房租便宜，但品流复杂，属于三不管地段。治安非常不好，不仅常常有小偷出入，而且经常有拐卖儿童的事情发生，何元群的小儿子就曾差点被拐卖。从那以后，何元群就没有外出工作，而在家里照顾4个孩子。

拐卖常常发生在农民工子女身上，因为他们的父母忙于生计，不得已对他们疏忽照顾。安全的生活环境，是他们根本性的需要，但谁来提供？

案例六十九 重男轻女的家庭

卢红，女，15岁，初中二年级。卢红家里共有9口人，5个姐妹、1个哥哥、1个弟弟。父母在G市卖菜，有时做临时工，全家人的生活开销都来源于此。现在卢红和哥哥、弟弟在读书，其余4个姐姐都已经辍学外出打工或结婚成家了。父母身体不好，弟弟身体也不好。

卢红和家人住在XG村附近，父母租的田地就在出租房的旁边。居住环境拥挤、潮湿，光线也不好。每天父母早出晚归，上午在田里做完农活后，母亲就挑着蔬菜到菜场去卖，父亲则在附近找零活干。卢红每天中午放学后，给哥哥弟弟做好饭之后，还要到菜场给父母送饭。卢红承担着家里的所有家务活，比如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等。她学习成绩很好，非常刻苦，每年都拿服务站的优秀学子奖学金，但她的哥哥和弟弟则学习一般。不过，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父母不是很支持卢红继续读书，很有可能在初中毕业后安排她和姐姐们一样外出打工。

重男轻女的观念是造成农民工家庭多子女的原因之一。女孩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责任和劳动远远大于男孩；当家庭无力负担时，被迫做出牺牲的往往还是女孩。这是非常大的不公平。

案例七十 很少能吃到肉的家庭

孙艳，女，13岁，Y学校六年级学生。全家7口人挤在30平方米的一间房内，房间里有3张床，屋里用品很乱很脏，只有一台电视机、一张桌子、一个衣柜、一个电饭煲、一口铁锅以及一些其他的简单餐具、4个凳子、一盏灯。所有人的衣服都悬挂在房间内的绳上，家里还有一个铁炉子用于做饭。

父母都是搬运工，每天从事着高体力、低收入的工作，早出晚归。每月收入除掉必要的生活开支外所剩无几。酸菜、豆米、土豆、白菜是餐桌上最常见的食品，很少能吃到肉。5个孩子放学后只能在出租房附近玩耍，大的孩子还要负责做家务、照顾弟妹。

微薄的收入要支撑众多家庭成员的生活，维持温饱已属不易，增加营养更是奢谈。这也是为什么农民工的孩子要比同龄的城市孩子瘦小的原因。我们社工在服务中应更多地为这些孩子们争取资源，帮助他们健康地成长。

案例七十一 我的艺术梦想能实现吗？

张娜，女，9岁，巫峰永恒小学三年级学生。弟弟张兵（7岁）在巫峰永恒小学读二年级。

张娜的母亲在附近的街上摆摊卖些小商品，父亲卖菜。一个月家里收入1000元左右，但是生活费、房租费要七八百。一家人住在2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房子里墙壁已经泛黄，光线一般。屋里两张床，是靠在一起的，床上用品很乱。家里有一个炉子，两个凳子，一台电视机，一个衣柜，一盏台灯。衣服多是挂在绳子上的。有一个水缸，地上还算干净。父母衣着很旧，简单朴素，但是很干净。张娜和张兵穿着也很旧。

张娜很喜欢跳舞，常常跟着电视学人家跳舞；弟弟张兵很会画画，常常自己拿着铅笔在本子上画。但是，两个孩子却从来没有机会接受相关方面的教育。他们就读的学校由于师资力量有限，只能开设最基本的主干课程，像音乐、舞蹈、美术等副科是不可能增设的。加上家庭环境的影响，他们根本没有可能去少年宫等场所学习“奢侈的艺术”。

农民工家庭的子女很多也是有着一些艺术爱好和梦想的，而现实的条件却很难让他们去实现这些梦想。对此，我们社工组织志愿者中有艺术特长的人员定期为他们进行培训，为孩子们的艺术爱好和梦想提供力所能及的条件。

案例七十二 父亲抛弃了我

周香琴，女，14岁，七年级学生，生活在一个再婚家庭中，与母亲、继父、继父儿子住在租来的30平方米左右的两个单间里。房间里设施简单。由于父母都是背篼，披星戴月，因此她承担着大多数的家务活，时常照看年幼的弟弟甚至带其上学读书。

看似平淡的生活背后有着一个小女孩缺乏安全感的潜意识，社工作为一名倾听者，聆听的同时也在安慰这颗无奈的心灵。她屡次强调的“不幸”，是青少年精神缺乏沟通的表现。社工时常强调助人自助，我们并非救世主，有时候仅仅可以缓解案主的一点点精神压力，但对渴望关怀的他们而讲，这些也许就足够了。

案例七十三 长大的女儿们起居成问题

白含超，男，47岁，初中文化程度。因为腿部受伤，他只能从事轻便工作，妻子是临时工，夫妇收入微博。育有子女六个，两个女儿外出打工，夫妻二人与四个正在读书的子女居住在不足15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小儿子患有顽固性鼻窦炎。三个女儿都慢慢长大，却不得不与父母居住在一间房子里。他本人感觉有诸多的不便，可是又有许多无奈，因此时常为不能为孩子们提供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空间而自责。

农民工居住条件的共同特点就是居住拥挤、潮湿，基本无独立的卫生设施。白含超一家的情况就集中反映了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子女众多、家庭成员患病、收入极其微薄，都是导致农民工生存境况出现问题的诱因。对于这样的家庭，除了给予其最直接的物质帮助和心理疏导之外，社会政策的倡导以及适当社会制度的安排才是最为有效地解决问题的途径。

案例七十四 沿街叫卖的艰辛

喻成贵，男，38岁，小学文化程度。有三个子女，大女儿在织金老家读书，跟着弟弟一家，每月都需要支付给女儿的抚养费和瘫痪老父亲的赡养费。另外两个孩子跟随夫妻二人就近读书。在城市规划改造未实施之前，夫妇俩租门面卖水果。门面被拆除之后就只能用板车流动叫卖，时常还得提防着城管的处罚和没收。

城市的设施改造和重新规划是基于诸多因素的考虑，是为了让人们拥有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设施，但也定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对于生活无保障的农民工来讲，保护他们的利益，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社会工作者一方面提供农民工子女学业辅导、家庭生活压力的缓解；另一方面是社会法规与政策的推动，而这些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

案例七十五 夜市卖花赚学费

安从信，男，40多岁，初中文化程度，老家安顺平坝。一家人来G市两年了，7口人现租房子住在大吉巷内。安从信主要是背背篼，而妻子彭成书则在一家饭店做清洁工。房子大约15平方米，房租120元每月。房间只有一道门和一扇窗子，屋里光线很暗，白天都要开灯。全家人衣着简朴而且很少，冬衣更少。妻子在饭店工作每月收入700元，安从信背背篼则无固定收入。5个子女都在Y学校读书，每个学期高昂的学费给夫妻俩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夫妇工人不得已要求孩子们放学之后去捡塑料制品、报纸、纸盒等补贴家用，有时晚上安排几个孩子到夜市上卖玫瑰花，赚取学费。

低收入高支出之间的不平衡，强迫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要加入到弥补开支空缺的行列中。这也是造成“童工”现象无法彻底杜绝的原因之一。

案例七十六 经常吵架的家庭

周勇，男，33岁，贵州纳雍人，暂时处于失业状态。来G市两年了，家乡还有一个老人，现在住在实验三中附近。家里有6口人，住的房子大约11平方米。房间里有一台300多元的旧电视机，两张床，生活用具齐全。屋里光线较差，居住环境也比较拥挤。由于周勇暂时处于失业状态，妻子每天出去以背背篼维持全家的生活，每月收入大约800元，但有时一天也无收获。小孩成绩一般。老家土地很少而且现在都退耕还林了，种地不能再维持一家人生活，所以才出来打工。夫妇俩偶尔也会吵架，但都是为孩子的学费和一家人的生活费。

我们了解到案主周勇面临多重困境：孩子的学费问题、年老母亲的照顾问题、家庭收入问题等，其中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家庭经济问题。需要政府为经济暂时困难的农民工家庭提供低保服务，设立一个安全网，让受助家庭得到经济上的帮助，以使其可以应付生活上的基本需求。

社工初期以孩子的学费问题而不是周勇的失业问题为介入点，不但抓住了家庭的关心点，而且这对周勇来说也并非敏感的话题，有利于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社会角色理论认为人们在社会结构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周勇现在的失业，导致作为一家之主的他无法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身为儿子不能很好地敬养老人，作为父亲不能解决孩子上学的费用。周勇面临暂时的角色失败问题，所以需要重树他的自信心，让他重怀希望面对明天。

案例七十七 孩子成绩差的原因是什么？

周菊，女，38岁。老家地处偏僻的贵州省织金农村，土地贫瘠，交通不便，一年种的粮食不够全家人吃，更谈不上送小孩上学了，所以周菊离开家乡，来G市打工，让孩子读书。刚来G市时，她做过很多职业，当过背篼、保姆等，但是都不够几个孩子的书费、学费和一家人的生活费。后来发现做水果生意利润比较大，就和丈夫一直在做，但现在卖水果的人比较多，夫妇俩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基本的生活。

一家5口人拥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屋里，家里摆设混乱，到处都是装水果的箱子，有一台旧电视机、一个旧电饭锅。孩子耿云、耿磊学习成绩很差，考试时常只能考十几分；而耿鑫成绩相对好一些，考试勉强及格。

周菊的困惑在于家中3个孩子的学习成绩问题。虽然家中的经济困难，但是这些他们都能克服，而3个孩子成绩都不好，让他们很担心，但是家长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子女学习障碍的困难。子女的教育关系到下一代的生活状况，家长不想让自己的子女遭受他们受过的苦，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好好学习、通过教育来改善家庭的境遇，所以子女学习不尽如人意就成为现在困扰家长的最大的问题。

通过对周菊及其家庭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到这3个孩子都比较听话和懂事，经常是放学后自己做饭吃，还帮家长做饭，这显示他们并不是因为调皮贪玩而导致学习成绩差。从他们的衣着来看，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有补丁，可能会在学校因为贫困而遭到排斥，进而产生自卑或者孤僻的性格。这需要社工帮助他们放弃消极的人生态度，建构积极的性格。

案例七十八 孩子读书的好环境在哪里？

周学军，男，45岁，已婚，暂时失业，小学文化程度。家里成员多，共有5个孩子，其中2个孩子在外省打工，3个孩子在旭东小学上学。周学军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外出工作，只能靠妻子卖菜维持家里的生计。一家5口居住在十几平方米的狭小房间里，屋内空气浑浊，有两张床，一张破旧的桌子上堆满了杂物，房间光线很暗。3个孩子在学校成绩优异，回到家里还会帮助爸妈完成家务，洗衣服、做饭。但孩子们性格都有些内向，不喜欢与人交谈。周学军的妻子每天在外卖菜，很难有时间料理家务，因此整个家主要靠子女自己打扫。

我们了解到，周学军一家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困难、有自身身体状况不佳的问题，但是，对周学军和妻子来说孩子的学习问题是最重要的，需要社会和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能够使其子女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

对于社工来说，从孩子的学习用品的改善入手，抓住案主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有利于与案主建立关系，使他们真正地接纳社工。然后在这个运用社会资源帮助案主的过程中不断地发掘其自身和家庭的潜能，最终达到“助人自助”的目的。在本案中，可以尝试通过学校、社会（机构）、政府的帮助，达到减免学费、获得捐赠的学习资源、让孩子走出心理困境、最终健康成长的目的；同时创造条件让案主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解决自身家庭经济的困境。

案例七十九 公厕管理员的烦恼

张云彪，男，34岁，已婚，公厕管理员，来自贵州省铜仁地区思南县。家中有4口人，父母已经去世，6岁的儿子和9岁的女儿都在X学校上学。张云彪的妻子詹吉花患有轻度智障，无法外出工作，因此张云彪的工资成了家里的唯一收入来源。詹吉花和一双儿女到G市只有一年的时间，主要是因为张云彪的父母相继去世后，老家无人照顾母子3人，张云彪才将妻女接到身边一起生活。但是，一双儿女在G市读书的学费、一家人在城市的生活、妻子的智障和对子女的照顾成了张云彪面对的难题。

案例中的张云彪面临多重困境：孩子及妻子的照料问题、居住环境恶劣、家庭收入问题等，其中张云彪最为关切的是孩子及其妻子的照顾问题。轻度智障人士生活自理已属不易，另外还有对两个年幼子女的照顾更为困难。失去了老家亲人的支持，对于漂泊在城市里的农民工来说，如何建立新的支持网络成为解决照顾问题的关键性因素。

案例八十 踏入社会的年轻人

龙先灏，男，22岁，未婚，现在是G市一家保险公司的员工。他不敢和别人讲话，尤其是工作的时候，总害怕人家拒绝，自信心很低，但改变的欲望很强烈。目前他和一个弟弟生活在一起，来G市有两个多月。平时虽然在保险公司里面，但几乎和同事没有交往。这两个月从来没有出去跑过业务，主要怕被人拒绝，有时很想去，可一想到被人拒绝，就不知道怎么办，经常很矛盾。为别人做事情总害怕自己做得不好，经常会想很多（如怕做得不好、在乎别人的态度）。很想和同事一起出去跑业务，这样别人带带也挺好的，但他几乎不认识人家，都不熟悉。与家人沟通也不畅，在社会交往方面缺乏足够的自信，因为担心遭拒绝而不愿接触外面的世界。很少与其他人联系，比较孤僻。

针对案主缺乏自信、惧怕与外人交流的实际情况，我们介入社工采用心理社会治疗模式。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而心理和社会两个不同方面的影响最大。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实际上是他们心理和社会以及生理因素影响的结果。心理社会治疗模式最重要的就是“人在情境中”的理论，因此，我们社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了解案主的成长环境中的心理和社会互动，帮助案主实现客观环境和主观印象的平衡。

案例八十一 融入城市生活很难

朱琴，女，14岁。父亲朱西军与其母王秀兰均在G市工作，工作繁忙，虽在此工作却无当地朋友，甚至还存在当地人对他们轻视的现象。家中共有3个孩子，长女朱静今年18岁，在外工作；小儿子朱雨随父母在G市上学；朱琴为次女，之前随奶奶与叔叔在老家一起生活，现同父母一起在G市居住。由于大家对来自农村的朱琴的轻视，加之其自尊心和自卑感都比较强，朱琴不大喜欢与同学交流思想和玩耍，和多数同学比较疏远，只与两三个同学说得来话；她集体活动表现一般，不愿意为大家做好事，班主任李伟军对她的评价是“学习一般，性格内向，交往不够”。但在家里表现不错，叔叔对她的评价是“体贴家人，常做家务，非常懂事，但不够活泼”。

农民工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社会等环境中接受各种外界影响，同时自己思想内部经过接纳与不接纳、认同与不认同的矛盾斗争，形成了他们与城市同龄儿童的差异。

从家庭来讲，朱琴父母对其教育实际投入不足。父母劳动辛苦、工作繁忙，无法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关心和教育孩子，也没有精力和热情同孩子的老师联系和沟通。朱琴的父母文化水平较低，又没有条件参加有关家庭教育的学习，所以他们无法掌握教育孩子的正确观念和科学方法，不懂得如何培养孩子。在针对这一类型的农民工家庭时，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只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解决朱琴这类孩子的问题。

案例八十二 自尊心很强的父亲

赵光书，男，39岁，已婚，现在进城六七年了。小学文化的他以推板车为生，妻子卖水果，家里有3个孩子在读书。一家5口人住在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房子里，里面光线昏暗，生活环境条件较差。由于城里的开销大、生意不好做，每月收入基本上只够一家人生活费和房租费等杂费，家里3个孩子的学费常没有着落，学习用品也买不起。生活的困难并没有影响家里的和谐关系。赵光书是个自尊心比较强的人，希望通过自己努力撑起家里的一片天，让孩子能上得起学，不会因为自身的原因而影响到下一代。

案主赵光书的问题主要出在家庭比较贫困，而贫困的原因与案主的受教育程度直接相关。案主的文化水平有限，所能从事的行业的范围很狭窄，这就需要提高案主的职业技能，挖掘案主的潜力，以期望通过案主自身努力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改善现有的家庭环境。

此外，还需通过社会工作者以倡导者的身份推动有效政策的出台，从而改善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同时联系案主周围所存在的资源如社区为其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联系当地的学校说明案主现在所存在的困难，希望学校能减免案主孩子学费等。通过联合多方面的努力与支持，使案主能尽快改变现在的生活状况。

案例八十三 我们很少和邻里交流

张习贵，男，30岁，已婚，临时工，小学文化程度。全家3口人，孩子在G市X学校就读，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无欠债情况。租住在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家里有一台电视机。张习贵在市里工地上干活。夫妇和孩子身体良好，无疾病史，智力正常，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很少有争吵现象。很少与邻里交流沟通，人际关系薄弱，但未出现相互争吵的情况。

案主张习贵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还不是很严重，从社工的角度来看是可以帮助其通过自身能力解决的。现在张习贵本身面临着一些困境，比如家庭居住环境恶劣、收入来源不稳定、邻里关系淡漠等，但是现在困扰案主的主要是孩子的学习问题，特别是如何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给孩子。社工在介入过程中，要注意把案主孩子的学习作为介入的中心，通过改善孩子的学习环境进而推动案主问题的解决。一方面，社区是孩子放学后主要活动领域，建构好有力的社区支持网络，可以帮助孩子找到较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另一方面，挖掘案主的潜能也有很大的帮助。个案工作强调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所以处理好社区关系，是个案社会工作的目标之一。

案例八十四 争气的女儿

张海燕，女，15岁，现在是旭东中学的初中学生。张海燕的父亲张斌原籍是四川，2002年来到G市打工，由于没有什么文化知识，只能够以收废品为业，家里4口人都要靠父亲这份收入为生。一家人居住在不足30平方米的房里，房间里很拥挤地放着两张床，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张海燕很争气，学习比较优秀，还有一个弟弟在读小学六年级，学习也不错。家人的身体状况都还好，与周围的邻居关系也不错。

案主及其家庭在G市主要是受经济水平低下的困扰而产生一系列的困境与问题，这是农民工问题的一个比较集中且普遍存在的方面。这就要求政府在城市反贫困问题中注意农民工贫困问题的解决，建构一个适合农民工的社会安全网络，在社会政策层面介入农民贫困问题的解决，改善农民工现在的生活状况以及其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从社工介入的层面来看，首先要解决的是该家庭子女的学费问题，在保证子女学业完成的情况下，继续提供对家庭的支持。建构社会支持网络，提高该家庭在反贫困中的功能，发掘家庭成员的潜能。社工的角色是“授人以渔”，重新建构案主的社会角色，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下帮助案主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改善生活境遇的目标。

案例八十五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胡才灵，四川人，与妻子两年前来到G市，一儿一女都在X学校读小学。一家4口住在X学校附近的一间出租屋内，房租140元（含水电费）。房间的面积很小，显得十分拥挤，有电视机、衣柜等基本的家具。家人的穿着十分普通，但是很干净。

胡才灵平时靠背背篼维持生计，妻子由于身体欠佳不能做体力活，只能在家里照顾孩子。一家人的身体情况都不是特别好，胡才灵患有支气管炎，妻子有眩晕症，儿子有鼻炎。尽管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但一家人关系比较和睦。

农民工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小病靠扛，大病就去私人诊所，只要没有生命危险，绝不到正规医院看病。这样对待身体不仅是由经济条件引发，医疗政策和福利体制的因素也起到很大作用。

案例八十六 陷入亲情危机中的女人

殷世容，女，36岁，已婚，暂时失业，小学文化程度，来G市3年，贵州金沙人。身边带着两个未成年孩子，丈夫一年前外出工作至今未归。在大吉巷租住一间很小的房子，房间很黑，白天都要开灯。殷世容由于自身的身体问题不能做体力活，只能做一些轻巧的活，主要是清洁工作，每天的收入平均在20元左右。丈夫的离家出走，让其独自一人承担家庭重担。由于当时家人极其反对嫁给现在的丈夫，所以她与父母的来往较少，关系不是很好。

案主殷世容面临多重困难：子女的教育问题、生活费用问题、家庭关系问题，而首先要面对的是丈夫离家出走之后的情绪恢复和生活收入问题。在解决其经济问题的时候应该看到，通过改善其与父母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支持案主，这不但可以解决其自身的经济困难，而且在情绪上也会使其得到家人的安慰。社工初期所要做的工作是帮助案主处理好与母亲的关系。

案例八十七 孩子是我们的骄傲

张朝芬，女，34岁，已婚，黔西人，到G市已有9年，现在是家政清洁工。丈夫在外打零工，工作很不稳定。家有4口人，两个儿子都在Y学校就读，分别读小学四年级和八年级。两个儿子学习都很好，袁祖金在班上担任班长，袁祖德年年拿奖学金。张朝芬夫妇两人每月平均收入800元，勉强够日常生活开销，孩子学费常常无法按时交清。全家人衣着简朴，冬衣很少。

一家4口人现居住在实验三中后面，房租每月100元，不包括水电费。住屋共有两个单间，屋内家具简陋，除了一台电视机之外，只有一些做饭用的餐具。两个孩子平时做作业就用一个小凳子当书桌。

张朝芬身体不太好，患有支气管炎，其他家庭成员身体还可以。全家人认知情绪良好，家庭关系和睦，和周围人相处还好。

怎样帮服务对象摆脱目前家庭经济困难的局面？首先，社工从最容易做的方面介入，从微小的改变启动，整合服务对象居住社区内的资源为服务对象家庭捐献冬衣和书桌。其次通过当地居委会为服务对象申请低保；通过居委会下设的就业介绍部门为服务对象丈夫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联系服务对象孩子所在学校，看看是否可以适当减免些学费。最后挖掘社会资源，联系医院为服务对象治病；根据夫妇俩的就业意愿，联系职业技能部门，提高夫妇俩的职业技能水平。

案例八十八 好怕妈妈让我退学

翟春秀，女，G市Y学校八年级学生，在班里成绩名列前茅。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现在在外地打工，仅给她汇过一次300元钱便杳无音讯。翟春秀至今都没有户口，现和G市的姨妈家一起生活。姨夫无业，姨妈每月有400元的工资，姨妈的两个亲生子女都患有中度弱智。

翟春秀从上初中以来，每学期450元的学费都是向亲戚们借的，没有人承担她的教育费用，至今还欠学校学费450元。衣服大多是同学们给的，鞋子是自己挣钱买的。

翟春秀和姨妈家4口人一起住。姨妈家有3间平房，约70平方米。房间虽然宽敞却显得很乱，堆放的十几袋稻谷占去了很大一片空间。家中仅有一台彩电、一个高柜和一些简单餐具。

翟春秀身体虚弱，经常失眠，总是害怕。既怕她妈妈回来不让她上学，要她出去打工，又怕自己在学校学习搞不好。数学和外语是她的弱科，老师经常更替，她根本适应不过来。

本案中的服务对象拥有的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包括：①社会性系统——G市Y学校、农民工社区服务站、所在地居委会等；②专业性系统——Y学校的教师或校长、农民工社区服务站的社工、律师等其他专业的助人者。服务对象拥有的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包括：母亲、姨妈一家人、朋辈群体、居住社区的邻居等。社工可协助服务对象找出支持网络的成员，然后将支持网络成员和他们提供的支持按其所回应的具体问题进行分类，再由服务对象描述她如何看待所获得的这些支持，从而决定解决问题的先后次序。

案例八十九 我是同学中的“异类”

宋俊林，男，9岁，Y学校一年级。一家6口人，父母在建筑工地做工。宋俊林有3个哥哥，大哥16岁，辍学后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二哥宋勇今年14岁，在永恒小学读五年级；三哥宋富强今年12岁，在永恒小学读三年级。

服务对象一家在煤矿村大吉巷租有一间面积约为15平方米的房子，房屋光线很差，室内空气潮湿。一家人的衣服大多靠周围人捐助，穿着单薄且比较破旧。

从宋家几兄弟的年龄和所就读的年级可以看出，他们上学的时间都比较晚，并不符合7岁上小学的惯例。这样的状况让他们在同学中成为“异类”，缺少良好的朋辈关系网络。

对于此类情况，我们社工主要是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朋辈关系网络，通过系列相关活动的开展，加深他们与其他人的交流和了解。让他们健康地融入到群体中，从而快乐地成长。

案例九十 希望孩子早点赚钱养家

唐珍，43岁，文化程度为文盲，籍贯G市，是由G市另外一个区迁往煤矿村的。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地不多，收成差，雨水不均匀，种出来的东西还不够一家人吃，又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所以她和家人只能来到煤矿村打工。来G市后一直是卖水果，不怎么赚钱，只够吃。每天开销很大，还有孩子读书负担很重。房租是150元一个月，并且不包水电费。一家5个人住一间房。

唐珍和家人生病了大医院都不敢去，一般都在小诊所治疗。农村合作医疗对他们来说没有用，因为在药店买的药报销不了，只能去了大医院才能报，但是他们从不去大医院。

唐珍在G市感觉还好，没有被排挤的感觉，来久了也习惯了。现在卖水果苦得很，风吹日晒，经常伤风感冒，常年都生病。老公爱喝酒，不做事，唐珍一个人得养起全家，负担重得很。家里人关系很亲密，但是夫妻关系一直不是很好。

唐珍希望孩子早点挣钱，减轻点家里的负担。在G市和亲戚接触比较多，经常在一起，也住在一个社区。对现实生活不满的地方就是没有钱，负担太重。3个小孩中最小的在二十八中上初一，其他两个都不读书了，在帮忙卖水果。最小的孩子不听话，不爱学习，整天只想着出去玩。

唐女士一个人承担家庭的重担，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对于这样的家庭，我们社工主要有两个切入点，一是感情修护，通过系列活动，增进她和老公的感情，最主要的是敦促她的老公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二是社工通过社会网络调动资源，使他们的孩子能够继续学业。

案例九十一 我今天穷困是因为没有文化

魏忠平，男，现年56岁，小学三年级学历，原籍贵州织金县珠长高山，2004年来G市，现在的职业是背篼。只有妻子和自己来G市打工，妻子张安芬在家做饭，两个人生活都要靠自己背背篼的收入。家里有一个儿子魏成义，33岁，是泥水工，现有两个孩子；3个女儿魏成敏、魏成仙、魏成丽，均嫁人了，各有两个孩子。来G市主要因为岁数大了，在家务农体力有限。另外，老家地也不多，环境不好，挣不到钱，孩子们已经大了，不需要过于费心，于是和老伴一起来G市赚钱维持生活。

做背篼收入不稳定，有时多有时少，一个月大概500块钱，基本够用。夫妇俩在煤矿村租了一间房子，每月租金加上水电费80元勉强够用。家里有电视机，可是也很少看。魏忠平一般不和外人来往，就和老伴过日子，平时拉拉家常，聊聊子女家里的情况和一天挣多少钱。自己和哥哥一家联系还比较频繁，经常通通电话。得病尽量在这里（G市）治，因为50多岁人已经不能入医保了。

谈到自己现在的生活状况和以前在老家的状况，魏忠平认为在农村挣不到钱时，心里虽然很着急，可是觉得这也不能怪别人，主要是自己的问题，不识字、没文化干不了其他的。对于目前的生活，魏忠平自己比较知足，毕竟两个人年龄也大了，只要把自己养活了就可以。孩子们都不需要照顾了，自己都有自己的生活，也不用他们太操心。

案例中的主人公年纪已经很大，但为了生活却仍然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幸运的是他们对目前的生活还很知足，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我们的服务重心就是让他们能一直保持这种积极的心态。

案例九十二 平淡的生活我很知足

倪云图，36岁，文化程度初中，籍贯遵义习水。家里3个女儿，现在都在Y学校读书。经同乡介绍来G市打工有七八年，目前全家人都来到G市。现在的职业为电工，有一定的技术，生活较为稳定。在农村的时候主要就是和一些亲戚以及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的人来往。平常喜欢聊天，没有其他活动。没有电视，也没有麻将。

现在在G市这边住了这么久，也就买了电视机。每周上4天班，平常看点电视。没事的时候，也和住得不远的人一起玩玩麻将，打得不大，图个开心，打发时间。现在的收入是1000多块钱一个月，有事情干的时候就出去干活，一般是打电话通知。一个月的基本花销为700元以上，房租100块钱一个月，还是因为在这里住了几年，才一直是这个价，其他地方更贵。5口人住一间房，如果再租一间房，开销就太大。现在供3个孩子读书，必须省吃俭用。

倪云图来G市后主要和同乡在一起，和家里人联系得不多。现在老家除了老人在，没有其他的人了。兄弟们都在外面做事，也不常联系。只是过年的时候聚一下，但也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在外面很想家，但是没有办法，在农村待着弄不到钱，没有办法生活。工作中接触的人有的好相处，有的也不好相处，也不愿意去计较。

工作中聊天的话题一般就是今天出去挣了多少钱之类的，回家以后就是问问孩子的学习情况。生病了很少上医院，一般都是去小诊所，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医院看病。来G市很多年了，基本上已经习惯了，对G市也有感情了。希望孩子一直读书就好，把希望留给他们。对现实生活没有太多的不满，只希望可以有吃有穿，孩子好好读书，没有更多的要求。“对于我们来说反正年纪大了是要回乡下去的”。

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心理健康对于他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案例中的主人公显然有着比较健康的心态。或许物质上的贫困不能够短时间改善，但是精神上的富有是可以长期拥有的。

案例九十三 我要攒钱娶老婆

潘伯军，37岁，小学文化，原籍黔西。来G市3年了，来的原因是老家生活条件差，实在是挣不到钱。

到G市后，平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以生活为主。家里没有电视，也不打麻将。没有钱的时候不串门，有钱的时候走一下，总的来说走得也不多。来G市后的职业是背篼，没有人介绍。每天的开销就是吃点酸菜，没有钱买米的时候就买点面条，用清水煮，基本上没有买过油。每月的开销还有水电费和房租费，房租费每月100元，这些都是很重的负担。

现在还没有结婚，因为没有钱，没有人愿意嫁的。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回家了，挣不到钱，不想回家，也不好意思回家。在G市和其他人一般不接触，主要就是和背篼在一起，聊每天的收入，以及哪里有没有活干之类的。其实不愿意做背篼，但是没有文化，没有办法。生病的话一般喝点姜水，没有钱买药，靠身体好撑过来的，还从来没有输过液。

对G市没什么太大的感觉，觉得在哪都差不多，只要有钱挣，到哪里都可以的。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希望可以赚点钱把老婆娶回家。

其实农民工也需要感情，在外打拼漂泊的时候也需要有个伴。案例中的农民工想法很简单，很朴素，却很真实。对于这样的案主，我们社工更多的就是给予精神上的鼓励。

案例九十四 贷款也会供孩子读书

王华军、赵明财夫妻，籍贯四川遂宁，来G市3年。夫妻两个只身在G市，两个小孩在老家读书。因为孩子们来G市生活不习惯，主要是吃不习惯，小孩长不高，所以待在老家由老人照顾两个孩子。

来G市是因为这边有亲戚，又有弹棉花的手艺。另外，家里有两个孩子要读书，花销很大，只能出来挣钱。原来在四川农村的条件也还可以，家里挖了井水，用电也很方便，但在家挣不到钱。

希望孩子多读点书，不能像他们一样没有文化，吃没有文化的苦。只要孩子肯读，他们就供，即使现在供不起，孩子可以去贷款，这点还是很便利的。经常给老师打电话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因为实在是隔太远，只能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叮嘱孩子好好学习，告诉他们在社会中以哪种方式去处理事情。

很多时候，孩子的发展成为一个农民工家庭改变命运的希望。他们将自己今天的穷困归因于没有文化，所以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学业上。对于农民工家庭，孩子的出人头地或许真的是改变家族命运的唯一路径了。

案例九十五 有点收入来源心里才踏实

王兴仙，女，38岁，小学文化，原籍黔西，来G市十多年了。家里有3个孩子，加上父母，总共6口人。因为丈夫有病，几个月就需要来一次G市，很不方便，后来加上在家挣不到钱，孩子大了要读书，而读书的地方离住的地方有几十里，所以全家就来G市打工了。在农村几乎没有收入来源，到现在都还没有自来水，要挑水喝，直到去年才通电。在城里住比在农村方便多了，买东西出门就可以了。

王兴仙来G市后的职业是清洁工、捡垃圾。每天的生活费大概为20元，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每月700元左右，不够花销，小孩大了读书压力更大。生病了去老中医院，不敢去大医院，去一次几百块钱就没有了，花几百还算好的。

在G市还是有被排挤的感觉，但是没有办法。在老家挣不到钱着急也没有办法，现在好一些，有点收入来源心里踏实了。在老家的时候老人脾气不好，现在大家都自由一些了，相处就亲近些了。希望孩子读书，比自己好才行，不要和自己一样，否则很没面子。来城里与家里的亲戚朋友的关系自然疏远了，因为没有空联系。与一个城市里的同乡接触还是挺多的，因为大家都住在一个社区。3个孩子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分别是六年级、初三、高一。孩子性格很开朗，放学了做完作业就做饭，经常要做家务。周末大的孩子出来帮大人做事，小的在家里做饭。自己没有文化，不知道怎么样去指导他们。但对他们的学习还是很关心的，希望孩子多读点书。

农民工的想法很现实，也很真实，他们不会心疼自己的血汗，却很担心没有流汗赚钱的地方。政府应该更多地提供一些适合农民工的岗位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

案例九十六 家庭中只有一个劳动力

赵林森，男，11岁，就读于Y学校五年级。从学校出来走50米左右，再穿过深深的通道（显得有些阴暗），再转几个弯，来到赵林森的家里。赵林森一家住一楼，两间小小的单间，每间20多平方米，基本没有光线进入，黑暗与潮湿交织在一起。赵林森家一共5口人，爸爸、妈妈、奶奶、哥哥和赵林森。家里少有的电器就是电饭煲、电磁炉和一个15寸的小电视。简单的生活用具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家里仅有两张床，床上的棉被单薄而显破旧，整个屋子有一种怪味，加上智力上有问题的妈妈和年老体弱的奶奶，整个家庭显得凄凉与无助。

他们一家是从四川省南充市的某个村搬迁来G市的，赵林森的爸爸赵胡忠来G市20年了，老家因田地少，无法生活，所以来G市谋生。赵胡忠先来G市，因老家房子坏了，没有地方住，所以全家人在4年前也来G市了。赵胡忠，40多岁，是家庭中唯一的劳动力，维持整个家庭的生活。职业是背篼，小学学历，收入不固定，每月大概800元。赵林森的母亲，中度弱智，无劳动能力。赵林森的奶奶，63岁，无劳动能力，在家做饭等简单的家务。赵林森的哥哥赵火军，16岁，初中学生，成绩不好，但很想好好学习，改变自己的生活命运。赵林森，成绩一般，和哥哥一样希望通过考大学改变自己的生活。奶奶和赵胡忠都希望孩子好好学习，以后有点出息，不要像他那样再做背篼。

一家人的生活收支基本上平衡，有时候一个月下来，赵胡忠挣的钱还不够基本生活用，他说挣得多的时候吃好点，挣得少的时候吃不好点。但基本上都吃得不好，他中午一般都不回家，早上9点出去，晚上7点左右才回家，中餐就3块钱左右。每个月还要开140块钱的房租费，几十块钱的水电费。

像这样的家庭，一个家里面只有一个正式的劳动力。经济来源很脆弱，或许一场小病小灾就可以把他们的生活推入深渊。这样的家庭或许还有很多，他们太需要社会的关注和帮扶了。

案例九十七 希望孩子比自己强

袁吉军，38岁，小学文化程度，原籍贵州黔西。1999年来G市，由同乡介绍，夫妻两人都在大吉社区、煤矿村搞卫生。之所以来G市是因为老家太贫穷，在家挣不到钱。家里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是龙凤胎，两个孩子都在读书。

袁吉军和妻子两个人总共的收入约1000元/月，在煤矿村租了两个单间，月租为220元/月，生活费为20/天。捡垃圾一般从早上四五点就出去，到下午四五点才回来，每天工作10个小时左右。下班后不怎么聊天，自己都忙自己的。回家要洗衣服，经常很累就睡觉了。有病一般要回老家看，因为老家有医保。平时很少和别人接触，和家里一年能联系两三次。

袁吉军说：“刚来到G市这座城市，感觉不清楚，可是听同乡说车费很高都不敢来，以前去黔西10块钱车费，现在要20块钱。来到G市，觉得G市很好，是大城市，什么都方便，吃的也比在老家好得多。在老家一个月能吃两斤菜油都算好了。”

袁吉军希望孩子能好好读书，自己已经快40岁了，生活就这样了，小孩一定要比自己强。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还是挣钱太少，但是自己没文化也从事不了什么工作了，希望在这里赚钱，回家可以盖房子。唯一不满意的就是现在自己一个月200块钱，有些人300块钱。

很多农民工家庭都把改变命运的希望放在了自己孩子身上，而窘迫的经济条件却又很难保证孩子有很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这种矛盾，这种无奈，个中滋味只有他们体会得最真切了。

案例九十八 最怕生病

李义华，52岁，小学学历，原籍四川岳池。自己先到G市，已经待了十多年了，妻子蒋绍芬和女儿随后来的，也来了7年。现在自己和妻子以收废铁为主要职业，来G市主要因为家里太贫困，孩子要上学，老婆多病，需要照顾要看病。家里有两个小孩，儿子李安平今年24岁，在四川上完大学，现在在成都工作；女儿李安翠，今年12岁，在旭东小学上学。自己和老婆病多，自己有骨质增生等，老婆有胰腺炎、胃病等，一病就没钱了。家里每天都要熬中药，经常去小诊所，有时也要上大医院看病。

谈到自己现在的生活状况，李义华说：“我对工作目前没有其他想法，觉得卖铁还可以，自己也没有文化不能干其他的。自己在老家没有收入，最怕得病没有钱看病，以前每次看病就向亲戚借，心里也不好受，来到G市虽然生活还是很紧，可是要比老家觉得好点，没那么无助。老婆一直有病，过来可以赚钱给她看病，她的心情也能好点。孩子也听话。我们一家与侄子和女朋友住得还算融洽，经常一起做饭吃饭，一般是女儿放学回家煮好饭，我们回去做菜，侄子对女儿很好，经常给她玩电脑，我和老婆偶尔还是会吵架，一般是老婆骂自己，忍忍就过去了。”

总的来说，李义华觉得G市还可以，至少要比老家好得多。女儿觉得G市污染很大，老家那里很干净。但都觉得G市要方便很多，一出门就可以坐到车，老家要进县城必须走几里路才可以。亲戚朋友还是有事就联系。

对于未来，李义华觉得儿子已经不需要太操心了，希望女儿也能好好读书，多识点字。只要孩子读书读得好，他还是要尽全力供她。但是看病太贵了，都生不起病。孩子还要读书，哪里都需要用钱，自己赚的钱太少了。

看病贵，看病难，一个正常的工薪家庭都会有如此感慨，更何况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家庭？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是不是也该把这些经济特别困难的进城农民工纳入其中呢？

案例九十九 我想把孩子送到“正规学校”

宋德举，40岁，小学学历，原籍黔西谷里。1986年来G市打工，现在以补胎为职业。来G市主要因为老家地很少，生活不好维持。现在老家有两位老人，自己有两个孩子，儿子去年死于车祸，女儿在旭东小学上五年级。如今一家人住在煤矿村。

在他看来，G市比老家好得多，也方便很多，可以挣到钱。以前在老家挣不到钱觉得很难过，作为一个男人什么都买不起，老婆想买衣服也买不了，现在来了能好点，孩子的小事情一般都可以摆平。自从儿子出车祸后一家人都很难过。与老婆关系还可以，毕竟大人吵架对孩子不好。现在和同乡关系还算亲近，可是也不敢多带老家的人来这里，有些人来了乱整。

宋德举最大的希望就是小孩能多读点书，有文化，只要能考取学校就会供她读书，不能让她早早打工。对于生活，宋德举说：“最想找一个正规学校让孩子读书。”

案例中的主人公显然很重视子女的教育，甚至当前最大的一个希望就是想让自己的孩子进入一个正规点的学校，可见其背后的良苦用心。但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条件落后，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的改善可以承载起更多农民工家庭的希望。

案例一百 无依无靠的我不得不背井离乡

张伟，男，67岁，老家在黔西。儿女分家后不孝顺，拒绝赡养他，村委会调解了很多次都没有效果。老家地本来就少，分给孩子后他就只有一丁点儿了，靠那点地他根本不够吃，所以不得已只身一人来G市打工，靠背篼、捡废品为生。别人看他大把年纪了，很少叫他背东西，因此他也没有挣到什么钱，连生病也不敢到医院去治疗。

尽管有人告诉他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让子女给他生活费，但他说算了，都是自己生的，再怎么也不想他们被告上法庭。反正现在还可以来当背篼，捡点废品什么的卖了可以有点吃的就行了。

张伟一个人住在东山山顶的一间6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屋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放碗筷的桌子和一个蜂窝煤炉，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床上铺的是街边捡回来的塑料喷绘布，盖的是一床破旧的薄被。

现在，老人家还能有体力背东西赚取每天的生活费，当有一天他病了或老得背不动的时候，谁来照顾他？老人的现状，可能是一部分从事着低收入、高强度体力劳动的农民工的明天。明天何以为继、何以为生，不值得所有人思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