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后冷战时代的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在构想和实践上都具有一系列鲜明的特点。

一是大亚太的视野。传统上美国亚太政策视野主要关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不包括中亚、南亚和西亚3460355。随着亚洲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小布什时期美国的亚太政策视野开始涉及中亚和南亚。奥巴马政府在思考其亚太战略时，明确将南亚次大陆包括进来，将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安全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印-太地区”（印度洋和太平洋）思维浮出水面。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战略指南》表示，“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不可分割地维系于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亚的弧形地带的事态发展”3460356。作为这一大亚太视野的体现，美国积极鼓励、支持印度实施“东向”政策，积极参与东亚事务。2011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首次美国、日本、印度三边对话就旨在使印度更多地介入东亚安全与经济事务，加强三国间在东亚事务上的协调与合作。此外，奥巴马政府也积极谋划将美国在西太平洋尤其是东南亚的军事部署与印度洋的安全形势联系起来，美国在澳大利亚达尔文的驻军就反映了这一目的。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坦言，美国在达尔文派驻的海军陆战队能够快速地部署在亚太地区，“从而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与东南亚和印度洋的伙伴合作以应对诸如自然灾害和海上安全这样的共同挑战”3460357。

二是强烈的“布局”意识。二战以后的美国亚太政策兼有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双重目的，前者在于塑造地区格局，后者在于处理具体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挑战。这二者之间又存在互补关系：结构性安排为处理功能性问题提供手段，而处理功能性问题又为结构性安排提供了支撑。冷战时代，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双边同盟布局亚太，形成了“轮毂-轮辐”形状的地区政策架构，并塑造了地区政治安全格局，这是结构性安排作用的体现。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提出构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口号，意在重塑亚太格局。克林顿政府在经济上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整合亚太，在安全上巩固已有的双边同盟，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但地区格局总体上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小布什上台后，谋求重塑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但“9·11”事件和朝核问题的再起打乱了小布什政府的战略计划，迫使其在亚太地区重点关注反恐和朝核等功能性问题。奥巴马政府鉴于亚太地区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充满活力和持久的跨太平洋体系”，为亚太地区提供一个“更加成熟的安全和经济架构”3460358，这表明尽管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并没有忽视处理本地区的各种具体挑战，但其着眼点在结构性层面，要旨在塑造新的地区格局。通过打造新的地区安全与经济架构，奥巴马政府希望巩固美国与本地区关系的基础，并提升美国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主导地区事务的能力。

三是将“轮毂-轮辐”形状的地区政策架构转变成网络状的地区政策架构。传统的“轮毂-轮辐”状架构是建立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关系之上的。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力量的相对下降以及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轮毂-轮辐”架构在因应亚太地区事务中的作用方面显得捉襟见肘，另一方面，一些地区成员力量和影响力在上升，他们潜在和现实的地缘政治作用被美国所看重。奥巴马政府将这些国家视为美国在亚太的重要伙伴，积极发展与他们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虽然美国自克林顿政府后期起就在着手改善与其中一些国家的关系，小布什政府也继承了这一做法，但奥巴马政府对此有更明确的战略构想，有更多的资源投入，有更现实的政策需求。

具体说来，奥巴马政府打造亚太地区“盟友+伙伴”关系网络的举措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首先是将与本地区盟友的双边合作扩大到三边合作，即将美日、美韩、美澳合作模式拓展为美日韩、美日澳合作模式，以增大同盟的效应。例如，2012年6月，美、日、韩三国海军在朝鲜半岛以南海域举行了首次联合军事演习，而美、日、澳三国海军自2007年以来便举行联合军演，2012年更在南海附近海域进行军演，以凸显三国合作应对南海局势的态势。其次是“2+1”模式，即美国、日本与某个美国的安全伙伴的合作，如2011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首次美国、日本、印度三边对话，就是奥巴马政府将“美国＋盟友”的传统政策架构扩展为“美国+盟友+伙伴”的新架构的重要举措。最后是积极鼓励盟友和伙伴之间加强安全联系，积极介入美国关切的地区问题。例如，近年来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都在以各种方式介入南海问题，日本和印度还举行了关于“海上交通线”的战略对话，两国与越南的关系也热乎起来，日本还在积极加强与菲律宾的军事关系。通过编织“美国＋盟友＋伙伴”的合作网络，美国在亚太的安全政策架构不再仅是一些盟国与美国之间的单线联系，也包括了这些盟国和伙伴相互之间的联系和配合，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格局。将“轮毂-轮辐”状的地区政策架构转变成网络状的地区政策架构，丰富了美国赖以实现其亚太政策目标的手段，有助于夯实其亚太战略的依托。

四是外交、经济、安全多管齐下，相互配合。在以往的美国亚太政策实践中，有时会出现外交、经济和安全相互脱节，各部门自行其是的情况，这使得美国亚太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在设计和实施上注重外交、经济和安全的配套。外交上，积极发展与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的伙伴关系。经济上，推进TPP，打造新的地区经济架构。安全上，抓住南海问题大做文章，将东亚峰会转变为多边安全平台。这些政策手段之间的互补效应十分明显：发展与伙伴国家的关系有利于美国搭建新的地区经济和安全架构；打造新的地区经济架构有利于美国拉拢一些地区成员，并巩固其地区安全安排的基础；南海问题和东亚峰会这两个抓手又有助于美国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和拉拢一些东南亚国家。以上这些手段又在总体上服务于制衡崛起的中国这一重要战略目标。从政策执行的情况看，国务卿扮演了主要角色。从2009年到2012年9月，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13次出访亚太，多次就美国亚太政策发表演讲，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也积极出谋划策，活跃于台前幕后，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和经济部门也提供了积极和有效的配合，使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整体上体现出较强的一致性。

五是以东南亚为重点。在后冷战时代，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重点都是在东北亚，注重加强与日本、韩国的同盟关系，积极谋求处理朝鲜半岛问题和应对台海冲突。奥巴马政府忧心于21世纪最初10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和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同时也鉴于小布什政府对东南亚的忽视，决意把亚太战略重点放在该地区。实际上，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上任后第一次出访包括了印度尼西亚这一举动就是要传递一个信息，即美国对亚洲的兴趣超越了传统上对东北亚的关注3460359。从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到正式加入东亚峰会，从启动“美国-东盟峰会”到推进“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从重点发展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的伙伴关系到解冻与缅甸的关系，从介入南海问题到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等，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奥巴马政府成为美国自越南战争结束以来最重视东南亚，并在这方面最有作为的一届政府。奥巴马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多尼隆称，“我们不仅在向亚太地区再平衡，我们也在亚太地区内部再平衡，即重新聚焦东南亚和东盟”3460360。其中积极介入南海问题更是暴露出奥巴马政府的多重政策目的：拉拢东南亚国家，离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更深地介入地区事务，牵制中国海军在南海的活动，等等。

六是对华战略态势的变化。冷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亚太战略都有针对中国所可能带来的安全挑战的设计，克林顿政府是“防范”战略，小布什政府是“避险”战略，奥巴马政府则是“制衡”战略3460361。从理念上讲，对华“制衡”战略是与克林顿政府的“防范”战略和小布什政府的“避险”战略一脉相承的，但其针对性更强。“防范”战略和“避险”战略都是旨在做好应对中国有可能朝着对美不利的方向发展的准备，侧重于塑造中国的战略环境、引导中国的安全行为，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影响主要是潜在的。“制衡”战略则是针对中国力量上升、影响力扩大的现实，要直接地和针锋相对地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牵制中国的行为，其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影响已是现实。奥巴马政府的对华制衡战略已经对中国的安全利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最主要的就是南海问题的激化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紧张。由于2010年以来美国的怂恿、拉拢和挑拨，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立场越来越强硬，不断挑起事端，南海争端高温不退，东盟内部在南海问题上分歧凸显，东盟与中国的关系趋向紧张。21世纪初的10年中国周边外交的一大亮点就是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进展，现在由于美国的“破坏性”介入，中国的东盟外交面临新的挑战。此外，在美国的怂恿下，日本也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发难，力图突破现状，以所谓“国有化”的方式巩固日本对该岛屿的占有。奥巴马政府强化对华制衡的战略态势使得中国的周边环境更趋复杂，中国所受到的外交与安全压力剧增。

七是重视规则制定。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称，美国要求新的伙伴们与美国一道塑造和参与“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和全球秩序”。2012年1月出台的新战略指南文件也表示，“与盟友和伙伴网络密切合作，我们将继续促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该秩序确保稳定，鼓励新兴力量的和平崛起、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建设性的防务合作”3460362。奥巴马政府相信，在亚太地区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掌握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是确保美国在本地区主导地位的关键，同时也是美国“软实力”和“巧实力”的体现。如前所述，这些规则包括商业活动的自由和开放，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所有国家畅通无阻地进入天空、太空和海洋这些全球公共领域，经济秩序的开放、自由、透明和公平等。美国谋求通过自身和盟友的努力以使这些规则在新的地区经济与安全架构中充分体现出来。与此同时，美国不断敲打和施压中国，攻击中国不按规则行事，要中国在从海上航行自由到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等诸多方面遵守国际规则和规范3460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