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亚太地区的形势变化和冷战后美国亚太政策得失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巩固美国的亚太地位和促进美国的亚太利益，奥巴马政府苦心孤诣地制定了比较系统的亚太战略，该战略在过去三年的实施中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例如美国在亚太的存在感和对地区事务的参与度提高，影响力有所上升，与本地区一些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和加强，也给中国的地区政策和与某些邻国的关系制造了不大不小的麻烦。但是美国国内也不乏怀疑和批评的声音。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非如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所宣称的那样充满胜算。美国缺乏必要的资源和能力来实施这一战略，也不能指望该地区国家站在美国一边对抗中国，美国还面临着在南海问题上被越南和菲律宾拖入与中国的争端的风险。该战略不仅没有促进亚洲的稳定，反而使得该地区局势更加紧张、更容易发生冲突。更重要的是，奥巴马的亚太战略调整及其所引起的中方的反应加深了中美之间的相互猜疑，不利于地区的稳定，并结束了“9·11”事件后长达十年的中美关系的稳定。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战略本来是要钳制正在崛起的中国，结果却使得中国更“好斗”，并损害了中国对与美国合作的信心3460364。

奥巴马竞选连任成功后，第一次出访就是参加东盟峰会和访问缅甸、柬埔寨和泰国。多尼隆在为奥巴马的此次东南亚之旅“暖身”的演讲中称，奥巴马在当选连任后如此迅速地决定开展亚洲之行，表明他对该地区的重视以及该地区对美国诸多国家安全利益和优先关注具有关键性。“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内，亚太地区将仍然是一项战略优先关注”3460365。多尼隆还表示，奥巴马的此次东南亚之旅标志着亚洲再平衡战略下一阶段的开始。那么，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亚太战略将会呈现哪些新的特点呢？

第一，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联邦政府债务高企、财政紧缩的背景下，美国将更加积极地拓展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特别是推进TPP战略。在2013年底之前完成TPP谈判将是奥巴马第二任期内亚太政策的优先课题。

第二，面对中国稳步推进国防现代化和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步伐，美国将加速强化和调整其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例如，美军将从2013年起在新加坡部署频海战斗舰，于2017年前在太平洋基地部署B-2、F-22、F-35三种隐形战机，加快推进将60%的海军舰只部署在太平洋的计划，在日本、关岛、澳大利亚和夏威夷部署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队，等等。

第三，加大介入南海问题的力度。在关心南海的航行自由、和平解决争端等立场的背后，美国在南海具有压缩中国战略空间、限制中国海军活动范围、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自由等一系列重大利益。虽然美国自2010年以来的种种推波助澜之举使得南海问题高烧不退，也使得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地区变本加厉，但2012年中国在双边和多边渠道的有力反击，如应对菲律宾在黄岩岛的挑衅，反击越南出台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视为其领土的《海洋法》，在东盟外长会议、东盟峰会等系列场合挫败越南、菲律宾要建立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对华统一战线的企图，等等，使美国颇有挫折感。在其第二任期内，奥巴马政府可能在策略上做些调整，鉴于东盟国家对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了共识，美国将重点推动该议题，以达到用规则制约中国行为的目的，如若中国不同意，则将使中国处在与整个东盟对抗的不利地位。

第四，加大对朝鲜问题的投入。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对朝鲜奉行所谓“战略耐心”政策，实际上是对朝鲜无计可施的表现。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政府将不得不更多地关注和处理朝鲜问题。原因之一是朝鲜在核能力和导弹能力开发上取得的进展将迫使美国改变对朝鲜问题冷处理的态度，原因之二是由于韩国新领导人朴槿惠将采取更加灵活与和解的对朝姿态，这将推动美国对朝政策的调整，而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重视美朝对话的立场也有助于美国对朝鲜采取更积极的外交。

第五，对华关系有望得到改善。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华持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则具有亲日反华的战略观，因此他们推进美国亚太战略时过于突出制衡中国的目标，处理对华关系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手段导致了中美之间的摩擦，也影响了中国对美国政策意图的信任。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新的外交团队在推进美国亚太战略目标时可能会更加平衡，处理对华关系的风格也会有所不同，这将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

尽管奥巴马的连任给美国的亚太战略注入了连续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在第二任期内的亚太战略将与第一任期完全一致，展望未来，这一战略仍然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和制约因素。

首先是美国外交议程优先性的变化。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往往会搅乱美国外交的既定议程。例如，小布什政府执政初期着手进行的以亚太为重心的战略调整就被“9·11”事件所打乱。从目前的形势看，叙利亚冲突、伊朗核问题等都需要奥巴马政府在第二任期内付出更多精力，欧债危机的发展、俄美关系的走向以及2014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局势发展等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尽管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脱身以更多关注亚太，从而实现美国外交的再平衡，但在一个“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代，美国外交议程上亚太优先的持久性是要打上问号的。

其次是美国经济的走向。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所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它不仅给美国经济带来严重打击，也暴露了美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更预示着今后美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在美国总体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就面临着维护霸权的雄心与手段不匹配的矛盾。例如，冷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长期以来是以“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为目标，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挫折暴露了美国军事能力的有限性，新的《战略指南》不得不将今后美国的军事战略目标修改为遂行“一场半”战争。由于财政紧缩，美军在2011～2020年间至少要削减近5000亿美元的预算。当前的亚太战略仍然是以谋求美国主导地位为宗旨的，在亚太地区力量兴起的背景下，要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虽然奥巴马政府一再表示当前的军事“瘦身”不会以亚太的投入为代价，但美国是否能够“水涨船高”地增加其在亚太的投入则是大有疑问的。

再次，作为亚太战略重要内容的TPP的效应尚在未定之中。TPP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迟滞东亚合作，然而目前东亚的三大经济体中日韩各自都已敲定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安排，“10+1”经济合作框架已然建立。中日韩三边和中韩双边自贸区谈判业已启动。虽然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安全关系时有起伏，但鉴于中国已是日本和韩国的头号贸易伙伴，他们之间结成更密切的经济联系势在必然。由于这三国庞大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双边贸易额，他们之间的合作会使东亚合作更有实质性。此外，2012年11月20日，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16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东亚峰会期间发布《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宣布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谈判将于2013年初开始，2015年底结束。协定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在东盟（10个国家）和中日韩印等6个亚洲周边国家范围内，对贸易、服务和投资自由化等做出一体化安排。它是对已有的、以东盟为中心的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的继承和发展，将原有的多种协定整合为一个新的协定，避免分别签署协定产生的市场不联通、贸易成本较高等弊端，标志着亚洲自由贸易区合作正在加快。因此，尽管TPP半路上插上一脚，东亚合作还是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往前走。TPP还有削弱亚太国家与中国的经贸联系的企图，然而中国今天已是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是日本、韩国、蒙古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还是亚洲越来越多国家主要的外来投资来源国。中国已经是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和中心，要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疏远中国殊非易事。只要中国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中国作为亚洲经济中心的地位就难以撼动。另一方面，TPP的谈判进程并不如预期的那样顺利。参加基础框架谈判的国家原计划在2012年形成该协定的法律文本，但是由于各方在知识产权保护、争端解决机制、农业、劳工等一系列问题上分歧严重，谈判进展缓慢，而在2011年11月宣布要加入TPP谈判的日本出现在谈判桌旁的时间也大大推迟。在此情况下结束TPP谈判的时间表调整为2013年10月，但能否实现也未可知。

最后，安全牌的限度。在亚太地区打安全牌是美国的强项，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就是要凸显美国作为地区力量的平衡器和安全的维护者的身份，以弥补美国经济影响力的下降，一些国家近年来出于安全考虑也加强了与美国的安全纽带。但是在这种“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格局中，那些安全上靠美国的国家基于自身的全面利益考虑，不可能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反对中国，他们一方面要依靠美国的保护伞，另一方面又积极与中国交往以谋取经济上的好处。奥巴马政府欲将东亚峰会转变成地区安全机制的做法也受到一些亚洲国家的抵制，因为这将大大削弱东亚峰会作为促进东亚合作的战略论坛的作用。在南海问题上，美国虽然可以从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纷争中捞取一些外交与安全上的好处，但美国毕竟不是主权声索国，难以直接介入争端。只要中国不犯战略上的错误，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角色只能限于“敲边鼓”。至于美国推动东盟在南海问题上联手对付中国的企图，只要看一下2012年东盟外长会议和东盟峰会的结果，就不难发现美国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总体而言，与小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对亚太地区的重要性有更深切的理解，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构想更加系统，政策设计更具针对性，在实施中更注重多种手段的配合。这一战略总体上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将越来越取决于其与亚太地区的关系，美国的对外政策将越来越重视亚太地区的大趋势，在这个意义上，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体现了时代性。然而囿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惯性和狭隘的利益考虑，其亚太战略的指导思想存在着三个明显的误区：一是没有认识到亚洲国家越来越视美国为地区事务中的伙伴而非领导，仍然谋求通过主导地区事务来推进美国的利益目标；二是不能接受东亚一体化的大趋势，在政策设计上仍力图牵制甚至颠覆东亚合作；三是难以摆脱冷战思维，在安全政策上迷恋地缘政治、集团政治和军事安全。这些思维误区使美国亚太政策跟不上地区变化的现实，也制约着美国在亚太地区事务中作用的发挥，从长远看，不利于美国更好地实现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