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的亚太区域合作战略，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反对“沿太平洋中间划一条线”，21世纪初“善意忽略”东亚合作，进而2009年“重返亚洲”的各种宣言式变化，但是美国的亚太区域合作战略实质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即美国要防止在东亚地区形成类似于欧盟的贸易集团的出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优势和规则制定权，最符合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

一方面，美国的亚太区域合作战略是对东亚出现以“东亚合作”为代表的东亚贸易集团最直接的反应。虽然直接反对东亚合作也可能是应对手段之一，但是现实表明，一味的反对只可能招致东亚地区更加团结，因此美国构建了亚太区域合作战略应对可能出现东亚贸易集团。通过亚太区域合作，美国不仅可以获得参与东亚地区事务的“合法身份”，而且可以将东盟、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纷纷纳入亚太区域合作的范围内，这样不仅可以降低东亚地区形成“排他性”东亚合作的可能性，而且美国还可以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治理能力，取得亚太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美国早在21世纪初便开始采用FTA的方式取代APEC，以应对东亚合作的势头，即美国不断与东亚国家签署双边贸易、投资安排，试图以此削弱东亚合作对东亚国家产生的吸引力，并减缓东亚合作的进程。具体而言，美国于2003年与新加坡签署了双边FTA，2005年与老挝签署双边贸易协议（BTA），2007年与韩国签署双边FTA，并积极推动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双边FTA谈判。2006年与东盟签署了旨在简化海关程序、促进贸易流动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的“贸易与投资安排”（TIFA），并分别与菲律宾、柬埔寨、越南签署了“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TIFA）；不仅如此，美国还在推进与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双边投资协议”（BIT）等。事实上，这些双边协议确实是有效的工具，可以帮助美国达到多重目的：①赋予美国“轮轴-辐条”（Hub-and-Spoke）结构中的“轮轴”地位，贸易方面，美国可以通过贸易协议进入所有的“辐条”国市场，而“辐条”国之间却因为原产地规则无法相互进入；投资方面，“轮轴”国的特殊地位也有利于吸引外资的进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经济“轮轴-辐条”结构与美国在东亚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相互作用，强化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感”，使得“去美国化”变得更加困难。②获得规则的制定权，美国希望通过选择与东亚地区的一些经济体签署双边FTA，刺激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为了获得美国的巨大市场而争相与美国进行FTA谈判，这样美国不仅可以通过推广其FTA谈判条款和细则形成所谓“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而且还有利于获得区域贸易规则的制定权。③引发“自由化竞争”局面。正如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佐利克所说，美国要“大力推动地区和双边FTA”，通过与不同国家达成FTA，美国用“累积扩大的方式推进自由贸易，激励各国竞相开放”。由于美国积极推动双边FTA战略，会促使各国为了追求“轮轴”国地位而纷纷签署双边FTA，并引发全球的“竞争性自由化”，而这正是WTO受阻后美国所希望看到的。④双边FTA可能会破坏东亚合作。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认为，在国际贸易博弈中，尽管各国可以通过合作获得更大利益，但它们却以非合作的方式各自寻求个人利益。随着双边协定的增加，由于各国担心落后，便谋划建立自己的双边协定，所以出现了双边协定飞速增加，特别是这种情况还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当各国都盲目追寻双边FTA时，对东亚地区的多边FTA的热情就会相应降低。

然而，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特别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高，中国在东亚地区与周边国家启动的双边FTA开始领先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贸易经济联系，特别是中国对东亚合作的积极性很高，使得美国对东亚贸易集团的担心与日俱增，双边FTA在东亚推行效果有限的情况下，美国重新回到了APEC的思路上。即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呼吁APEC需要以“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作为目标，因为这样就能避免，或至少是极大地降低东亚合作带来的贸易歧视。但是由于面临着APEC内部成员方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放弃APEC运行20年的“开放地区主义”以及对“协调的单边行动”基本原则和运行方式，自主自愿、协商一致和非约束性的“APEC方式”，东亚经济体缺乏所谓的亚太身份认同等一系列问题，FTAAP方案在东亚地区甚至APEC内毫无进展。因此美国希望以TPP作为迂回手段，先行吸收亚太地区的部分“积极”成员，这一做法非常类似于本世纪初美国在美洲自贸区谈判中的做法，由于巴西等贸易集团与美国的谈判利益冲突严重，美国通过与中美洲部分国家先行谈判签署中美洲自贸区，以此威胁美洲自贸区谈判中巴西等国的谈判立场。同理，在推动FTAAP短期内无望的判断下，美国先行推动TPP是美国亚太区域合作战略的阶段性目标。

另一方面，美国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战略的更深层动机应该是非传统经济利益，或者说是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能力。新区域主义理论表明，一国追求区域合作，除了获得传统经济收益外，还可以获得非传统收益，而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能力可能是大国更为看重的区域合作目标。虽然多数研究均表明，以“东盟+3”和“东盟+6”为主要方案的东亚合作对美国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微乎其微，但是美国有理由防止另一个欧盟的出现。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意味着欧盟的市场规模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一国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力取决于该国能够向世界提供多大的出口市场。欧洲国家通过欧盟的形式克服了单一国家市场规模较小的局限，一个拥有与美国同等市场地位的欧盟构成了对美国取得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的挑战3460366。现在，东亚国家正通过东亚合作进一步加强经济联系，并有可能形成一个挑战美国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的新的经济集团3460367，这一局面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美国面临的FTA激励如图3-2所示。

图3-2 美国面临的FTA激励

历次美国对外FTA谈判，美国都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或者先行通过形成贸易集团达到扩大的经济实力，基本都获得了主导谈判的能力3460368。相同的道理，面对东亚合作可能形成东亚贸易集团的压力，美国的最优选择就是以不对称经济实力，通过双边谈判方式使得TPP国家先行接受美国的贸易规则模板，以此平衡东亚合作可能引发的贸易转移效应，并形成以TPP为核心的贸易集团，以此在亚太地区甚至WTO内迫使其他经济体接受其贸易规则。

事实上，美国无论是推动APEC，或者在东亚推行双边FTA，甚至TPP，美国无非希望在应对东亚合作的同时，获得谈判主导权（或者说是决定区域内规则的能力），进而获得区域合作的外部收益，即扩大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筹码，最终获得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这一将区域贸易协定内的规则推广为多边贸易规则的过程亦被称为有顺序的谈判3460369（sequential negotiation）。具体而言，美国首先在小范围区域合作中通过其不对称的经济优势，主动制定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的贸易规则，进而再以区域合作作为谈判策略工具，威胁其他贸易集团如果不接受WTO内的美国主张，美国将用区域合作取代多边贸易体系谈判。如此，迫于美国及其贸易集团所代表的巨大市场，美国的有顺序谈判往往都会成功，这不仅表现在美国已经将包括北美自贸区在内的美式自贸区模板所涉及的新议题，如知识产权、服务贸易、投资等成功地推广至WTO乌拉圭回合谈判，而且将环境标准、竞争政策、电子商务等新议题纳入多哈谈判议程中。

此次TPP谈判，主要是以北美自贸区、美国-韩国FTA为代表的，这一模板在货物贸易方面的市场准入相当有限，它更鼓励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同时更强化知识产权、劳工条款、环境条款、竞争政策、电子商务等一系列议题的规则制定，还纳入了国有企业（SOE）、规制一致性（regulatory coherence）、中小企业等横向议题，而这些新议题在其他FTA谈判中从未出现。当美洲自由贸易区倡议搁浅后，TPP或许是美国再次推动制定国际经济新规则的尝试。正如美国贸易谈判副代表芭芭拉·威瑟所言，美国的目的是达成一套适用于所有亚太国家的规则，任何要加入的国家必须遵守此规则3460370。如果美国规则在区域内甚至全球范围内顺利推开，将为美国企业扫除障碍，改善其投资环境，并最终提高美国企业的长期竞争力。TPP“21世纪条款”如表3-2所示。

表3-2 TPP“21世纪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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