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印度的亚太战略主要取决于对影响印度国家安全因素的判断与认知。在南亚地区，印度的首要威胁来源于巴基斯坦；在亚洲地区，印度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是中国、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接近，以及美国-中国-巴基斯坦“轴心”的形成。因此，冷战时期印度的亚太战略以奉行不结盟政策为起点，最终演化为印度结盟苏联对抗“美中巴轴心”。

冷战后，印度不仅失去了传统盟友的支持，而且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也处于尴尬的境地。“传统盟友的丧失”和“新型伙伴的缺失”，使印度倍感失落。冷战结束消除了印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为印度突破大国地位诉求实践的制约提供了历史性机遇。面对深刻转型中的国际格局，印度对外政策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印度为了突破大国诉求实践的种种限制，一方面对内实行经济改革，奠定大国地位的基础，另一方面积极调整对外政策，展开了面向东南亚、主导南亚、面向全球的全方位外交。1991年，印度提出了融入东南亚经济发展轨迹的“东向政策”；1993年，印度恢复了与俄罗斯“特殊”的安全关系；1994年，拉奥总理访美，在外交上打破了印度总理先出访莫斯科、再访问华盛顿的惯例，显示印度有意加强与美国的联系；1996年，印度开始变得自信，在南亚地区层面上贯彻“古杰拉尔主义”，实行亲善外交；2000年，印度与美国关系出现印核试射后的回暖，双边谋求建立一种“新型伙伴关系”；进入21世纪后，印度与美国不断构建具有天然盟友色彩的“全球伙伴关系”模式；同时在亚洲，印度与美国的盟国及其友好国家关系也大幅提升，这既包括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地区强国，也包括韩国、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中等国家。在这种外交的大调整下，印度的亚太战略初见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