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实施“东向”政策伊始，搭上东盟经济发展的顺风车，缓解国内经济窘境是其重要的政策考量之一。因为1991年国大党拉奥总理上台时，印度的外汇储备告急，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随着东向政策的推进，以及印俄、印美关系的相继改善，印度亚太战略的目标具有了层次性，主要包括：

（1）在东南亚，短期内的直接目标是获取经济利益，包括贸易额的扩大和投资的增加；间接目标为，通过与东南亚国家安全、防务和战略关系的深化，保持印度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空间和灵活度；从长期上看，通过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各个层面的交往和融入，试图恢复甚至加强印度在东南亚的软性认同，提升印在该地区存在的合法性，避免这个地区被中国主导。Ashlley J. Tellis曾将印度在东南亚的战略意图归纳为三点：“第一，与该地区重要的国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第二，防止中国影响印度的海上利益；第三，防止中国军队在该地区的前沿部署和军事存在”3460375。不难发现，其中中国因素占据很大的份额。

（2）在南亚，继续保持印度的结构性主导地位，摒弃巴基斯坦对印度在安全和战略上的禁锢。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并不完全排斥曲线前进的路线。1991年实施东向的重大背景是印度自身实力不足，自觉无力加强对巴基斯坦的比较优势，于是先跳出南亚，发展与东南亚的关系，并同时推进印俄、印美关系，待整体外交环境改善后，再返回南亚，推行亲善外交。虽然依据印度外交的“同心圆”3460376理论，南亚是印度战略敏感性最高的区域，但鉴于南亚自身的特性，如“高军事对抗，低人类发展指标，以及民族、资源冲突频发”等特点，并不意味着印度会将外交资源集中于南亚，相反，可能通过向外扩展来获取实力的增加，从而达到加强在南亚主导型地位提升的效果。这反映了印度对自身战略环境的认识，也反映了印度外交中的务实性特点。

（3）通过与美国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来获取全球和地区的双层收益。在最新的《不结盟2.0战略报告》中，印度对战略环境的评估是，“在全球层面，甚至在亚洲，美国仍是唯一超级大国，对美国GDP的臆想并没有稀释美国的相对主导地位”。具体表现为：在全球层面，获取美国对印度大国地位诉求，包括核问题和联合国问题等；在地区层面，与美国发展关系可以减轻中国、巴基斯坦以及中巴友好对印度的影响。

（4）与俄罗斯、越南的军事关系主要是激活传统友谊的内在能量；与日本、韩国军事防务关系的提升是与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密切相关的。

所有这些目标归纳起来，印度亚太战略的统领性目标只有一个，“发展自己，实现在亚洲与中国平起平坐”。印度的发展中具有强烈的中国参照系，《不结盟2.0：21世纪印度的外交和战略政策》报告认为：

“印度处理与外部关系的最基本准则是要确保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最好的环境……印度必须融入亚洲，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印度须依据变化的地区和国际环境谨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地区层面主要是西藏问题，全球层面则是中国对于印度可能加入其他联盟的担忧……鉴于贸易上与中国的逆差，印度不应高估自身与中国谈判的能力，对中国的政策应努力在竞争与合作间谋求一种平衡。”3460377

对亚太地区未来的权力结构，印度的研判是，“美国是第一层，仍是主导性领导力量；印度将与中国同时上升，成为第二层；日本将大幅衰落；俄罗斯将缓慢衰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中等国家重要性会相对提升”3460378。

在这种对战略环境和战略目标的认知下，印度推进其亚太战略的手段主要包括：

第一，政治上，通过建立伙伴国（对话国）、高层互访及其他级别的代表团互访机制来恢复和加深政治关系，为双边经贸关系、投资和安全合作的展开奠定政治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重启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印度是通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机制性联系，来一揽子回暖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的。当然，其中东盟的核心国家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也及时地给了印度正向反馈，表示支持印度积极融入东南亚。

1992年1月，印度成为东盟在“贸易、投资、旅游和科技”领域的部分对话伙伴国。1993年5月，东盟秘书长率代表团访问印度，双方决定：建立东盟-新德里委员会，以便利双方的对话；建立由双方私营部门代表组成的东盟-印度商业联合理事会，以促进双方的经贸往来。1995年，印度成为东盟完全对话伙伴国。与此同时，印度也加强了与东盟核心成员国的政治关系，特别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这可以从印度总统、总理、外长及其高级商务代表团对这些国家进行访问的频率中得以体现。对东盟的模式可以概括为多边加双边。

除了老同盟国家，印度也非常注意新东盟成员国的影响，如缅甸和越南。缅甸是唯一与印度接壤的东盟国家，是印度“东进政策”的桥头堡。1988～1992年，印度以“民主国家”自居而与缅甸军政府交恶。1993年，印度对缅甸采取务实外交政策，其重要考虑就是避免中国在缅甸影响力的独大。目前，印度对缅甸的影响力已经大幅提升，双边关系呈良性发展态势，缅甸总统吴登盛于2011年10月率团访印。鉴于传统俄印越关系的影响，印度和越南的关系在印俄关系出现重构后，也随着被激活。2008年，印度与越南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印外交部认为“富有活力的印越关系是印度‘东进政策’至关重要的支柱”3460379。2010年，印度天然气公司介入了中国越南关于南海问题的纠纷。

同样，中国与印度经贸关系的提升也很大程度源于政治关系的改善。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印，双方共同确立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从2000年5月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访华开始，双方高层互访频繁。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提出要建立“新型关系”；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印，宣布将中印关系提升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问印度，双边达成将中印关系提升到新水平的“十项战略”，即确保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加强制度化联系和对话机制、巩固贸易经济交往、拓展全面互利合作、通过防务增加互信、寻求早日解决悬而未决问题、促进跨边境联系与合作、促进科技领域合作、增进文化关系并培育民间交流、扩大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合作等。

第二，经济上，从开始的关注双边贸易转向注重FTA建设，其中1997年金融危机后启动的次区域合作是链接两者的阶段性手段。

在20世纪90年代，受经济发展自身规律影响，印度东向中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老”东盟国家，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据印度方面数据，印度与东盟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从1991～1992年度的23亿美元提升到了1999～2000年度的78亿美元，接近翻了三番3460380。在印度对东盟的出口上（1991～1997年金融危机前），虽然新加坡长期在出口上占据最大份额，但在整个90年代，新加坡的份额整体是呈明显下降趋势的。相反，印度对印度尼西来和越南的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在进口上，1991～2000年，印度从东盟国家的进口总额增加了近3倍，从13亿美元上升为49亿美元。就1999～2000年度而言，东盟占印度进口总额的10.5%。“东向”政策实施后，东盟成为印度重要的进口来源地，进口产品包括电器、食用油、农产品和石油。在进口贸易对象国上，新加坡的重要性明显下降。1991～1992年度，印度从新加坡进口份额占印度从东盟国家进口份额的54.6%，而到1999～2000年度，新加坡的份额下滑至30.5%。与此相对应，马来西亚的份额从30.8%上升至41.6%，印度尼西亚份额从5.3%上升至20%3460381。

1997年金融危机使印度的“东向政策”暂时受挫，加上印度的核试射遭到了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谴责和制裁，瓦杰帕伊执政下的印度开始探寻以新的方式来链接东方，并不断更新了对东方的认识。在此阶段，印度开始重视各种次区域合作。印度重新定义了其东北部地区，将其看成印度拼接东向的跳板。1997年，包括泰国、缅甸、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印度在内的《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经济合作计划》（BIMSTEC）签署，以推动次区域的贸易、投资和技术交流。“对印度而言，加快东北部地区的发展是印度加入BIMSTEC的深层次原因”3460382。在BIMSTEC之外，印度还在1997年加入了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IOR-ARC），并成为第一个为IOR-ARC基金会出资的国家。2000年，印度又与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成立了“湄公河-恒河合作组织”（MGC）。该组织旨在加强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工作。随后，印度援建了其东北部地区至缅甸的公路，目标是修建一条连接印度、缅甸和泰国的陆上通道。2002年，印度、缅甸和泰国举行了三国交通联网会议，拟议修建一条跨越三国的公路。

次区域合作使印度积累了区域合作的经验，2000年后，受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确立的“10+1”和“10+3”合作模式的影响，印度加大了推进与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的力度，积极与亚洲国家签订多边和双边FTA。2003年，印度东盟正式签署了《印度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自2004年7月1日起生效实施。随后，历经6年的谈判，2009年8月印度与东盟签订了商品自由贸易协定内容，于2010年1月1日生效。该协议被印度视为推进“东向战略”以来最重要的具体成就之一，预计在未来8年内双方将逐步调低90%以上货物的关税，建立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台湾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成果认为，“该协议的签订打通了南盟与东盟两个区域机制进行链接的桥梁”3460383。

在东亚国家中，泰国在2003年率先与印度签署了《印度-泰国建立自由贸易框架协定》，2012年，泰国和印度的自贸区协议（FTA）取得巨大进展，尤其是确定只要商品有40%的原料是来自国内即适用，以及1001个项目商品可加入该协议，如化学产品、纺织品以及家具等。预计FTA协议将在2012年9月起生效。2005年，印度与新加坡签订了《印度-新加坡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内容包括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投资、避免双重征税、开放空运服务、教育、传媒、旅游等多个领域；2009年，印度与韩国签订了相当于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该计划生效后，韩国向印度出口的产品中，85%品种的关税将得到削减或免除；2010年，印度与日本就双边贸易协定（FTA）达成广泛共识，将在10年内削减94%关税，其中，日本向印度出口的90%、印度向日本出口的97%将实现零关税。印度与中国也进行了签订双边FTA的探讨，双边FTA可行性研究已于2008年10月完成。

第三，安全上，印度首先通过与俄罗斯安全防务关系的恢复获得了自信，并带动了随后美印政治关系的改善。在与美国双边关系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印度在亚洲与美国盟国军事的安全关系也获得提升。

冷战后，“印苏联盟”失去存在基础，印度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也大大下降，这迫使印度“必须在新的框架中寻求其对俄政策的定位”3460384。而对俄罗斯而言，与西方（尤其是美国）蜜月期的结束，以及俄罗斯试图平衡东、西两方向政策，也使俄罗斯要重新定位印度。以1993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印度并签订《印俄友好条约》为转折点，印俄关系迅速恢复。当前，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已涵盖防务、民用核能、空间、科技、贸易与投资等领域。在防务领域，两国建立了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IRIGC-MTC），2011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十一次会议；在两国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之前，两国建立了国家安全顾问级的“联合协调工作组”。在外交上，两国设立了外秘定期磋商机制，而且两国外长定期（每两年）绘制草案，确定具体磋商事项。在核领域，2010年3月两国签署了《关于在和平使用核能领域合作的政府间协议》，规划了在核能领域合作的长期路线图，而且，俄支持印度成为核供应国集团（NSG）以及其他多边出口管制机制正式成员的诉求。2011年6月，两国签署备忘录，支持印度提出的建立“全球核能伙伴关系中心”（GCNEP）的倡议；此外，两国在空间、科技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机制也比较完善。作为印俄防务关系提升的副产品，印度与越南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也有所增强。

印俄安全关系的恢复带动了美印政治关系的改善。以2000年《印美关系：21世纪展望》为标志，美国在核问题上对印度的松动带来了美国亚洲盟国的连锁反应。以日本为例，2001年10月，日本解除了因核试验对印度的制裁；12月，日印两国决定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定期开展国防和外交对话。同年印日还在东京举行了首次全面安全对话，并举行了首次军事磋商。双方同意建立反恐联合工作组，加强反恐合作，分享信息。2005年，印度和日本召开了首次反恐联合工作组会议，同年，印日进行了第二次军事磋商，强调要加强军事合作。2008年，印日两国领导人签署了《印日安全合作联合宣言》。2009年，日本自卫队参加了美国、印度参加的“马拉巴尔09”联合演习，这被视为美、印、日三边协作的雏形。2010年，印度和日本建立了防长、外长“2+2”对话机制。2011年，首次“美印日三边对话”在华盛顿进行。在2011年度的印日首脑峰会上，两国领导人均重申了“要加强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航道安全和航行自由”，这与美国对南海问题的主张类似。

除了日本，韩国与印度的安全防务关系也有所提升。2011年7月24～27日，印总统帕蒂尔访问韩国，强调提升经贸与国防合作的水平，“讨论了加强两国海军和海上警卫队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为两国国防合作赋予新活力”3460385。访问期间，两国还签署《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协定》等若干合作协议，“鉴于印度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和庞大的核电发展计划，印韩民用核合作协定有望为双边关系提供新的动力”3460386。

同样，印度与澳大利亚、东盟等国关系也得到发展。2000年，澳大利亚霍华德首相访问印度，两国关系解冻；2003年，印度和东盟签署《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联合宣言》，同意在信息分享、司法和执法等领域加强合作。除反恐外，印度与东盟的安全合作还包括保卫海上通道安全，开展联合搜救，打击海盗、毒品走私等跨国犯罪活动；2004年10月印度和新加坡首次进行联合空战演习；2005年，印度航母首次到达南中国海，访问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2006年12月，印度派出10架先进战机奔赴新巴耶利巴基地，与新加坡空军举行联合演习，这是印度自独立以来首次派战斗机进入东南亚执行重大军事行动，表明双方军事安全合作进入新阶段。

近年来，南海问题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逐渐升温，印度也伺机介入其中。2011年10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问印度，签署了《越南石油天然气集团和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在油气领域加强合作的协定》等协定。2012年4月6日，外长克里希纳甚至表示，“印度认为南海是全世界的财产……必须免受任何国家的干涉”3460387。正因如此，有的学者对印度崛起对中国的影响持比较悲观态度，认为“印度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也增加了解决南海问题的变数，对中国的印度洋航线和南亚战略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印度崛起是中国面临的新挑战”3460388。

第四，机制上，印度积极加入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机制，以避免这些机制被中国主导，避免印度被排除于地区机制的构建之外。

部分受中国与东盟建立“10+1”机制的刺激，2002年，印度在柬埔寨首次参加了印度与东盟举行的峰会和“印度东盟商业峰会”，最终确立了双方年度峰会机制。2003年，印度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成为印度“东向”战略中的里程碑，标志着双方的合作进入全面深入发展时期。2004年，印度与东盟签署了旨在促进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安全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和平、进步与繁荣的伙伴关系协定》，双方关系进一步巩固。2005年印度成为东亚峰会（EAS）正式成员。2011年11月，美国和俄罗斯正式成为东亚峰会成员，使印度有了在地区机制中与美、俄开展密切合作的平台。在这次东亚峰会（EAS）上，印度表示将继续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各种地区机制，努力提升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水平3460389，印度-东盟首届名人小组还起草了《印度-东盟展望2020》的报告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