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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亚太战略的形成和演变具有广泛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一个在对自身战略环境进行判断的基础上而不断做出政策调整的过程。在进行战略研判的过程中，涉及对地区权力结构，结构下的力量对比变化，自身面临的主要国内、国际问题，可用于实现目标的资源，可供选择的选项等多个问题进行综合评估。虽然目前很难看出印度亚太战略有清晰的战略设计，但我们可以从印度执行的政策中逆向推出印度对这些因素的考虑。大致看来，这些因素主要包括：
首先，国际格局变化及印度对自身战略环境的认知，这是印度制定亚太战略的重要基础和起点之一。
苏联解体后，印度在外交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解开“外交孤立”的死扣，破解被锁困在南亚的困局。当然，印度国内驱动除了经济发展需求外，通过利用印度东北部地区在地缘上与东南亚国家的临近，来达到发展缓解印度东北部的武装叛乱问题也是其政策考量之一。印度之所以选取了东南亚作为“东向”的第一步，至少源于东南亚存在如下优势：①历史上，印度的文化传播曾得到了东南亚国家软性的认同，且在英殖民时期，印度就被英国视为其亚洲战略的核心和向东南亚扩展的跳板；②东南亚国家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和经济增长模式，对印度具有最直接的吸引力；③战略地缘上，马六甲海峡从地理上连接了印度洋和太平洋，从而使印度向往的“印度洋-太平洋”政治概念具有了现实上的指向性
1991～1997年，即印度东向的第一阶段，印度意识到与东盟的经贸和投资关系有一定限度，对印度经济实力提升的直接效力并不大。为了更快地获得“地区大国”的国际认同，同时在安全上抵消巴基斯坦从西方施加的压力，印度冒险地采取以“既成事实”强迫通过接受，缓解来自南亚次地区安全压力的做法。在该阶段，印度认为其最主要的问题是在最短时间内拥有“如地区大国一样行事的实力和资源”。
从2000年后的印度东向政策的第二阶段，随着2005年美印“全球伙伴关系”的建立，印度认为其在外交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一个地区大国一样真正的行事”。这包括要在特定区域有自己的军事存在，在地区机制中有自己的声音，在经济上展现自身的潜力，在文化上有自己辐射的区域。这种外交理念也导致了印度“大周边”观的形成。2004年，印度提出“大周边外交”（extended neighborhood）理念，“大周边”涵盖“从苏伊士运河到南中国海，包括西亚、海湾地区、中亚、东南亚、东亚、亚太和印度洋地区”
整体来看，亚太地区在印度对外战略的天平上的分量，经历了一个“从重到轻，再从轻到重”的“U”形发展过程。而冷战结束的20多年，亚太地区在印度对外战略棋盘中占据的位置基本属于后半段的持续上升趋势，这与亚太地区权力结构的嬗变是紧密相关的。在该区域，传统超级大国美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影响力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其军事力量，可谓“鹤立鸡群”；印度的传统盟友俄罗斯，尽管实力已今非昔比，但其战略威慑力不可小觑；中国的经济实力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军事力量也处于渐进的提升之中，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加；日本是传统经济强国，尽管其经济规模被中国超越，但科技实力与创新能力仍首屈一指。而东盟是亚洲经济活力充盈的地区之一，与印度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韩国、越南、印尼等中等国家的实力正逐步上升。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三个是在亚太地区，经济规模前三名在亚太地区，科技与创新的源头在亚太地区，传统的或新兴的军事力量也集中在亚太地区，这些都能从宏观上解释亚太地区在印度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为何整体呈上升趋势。
其次，印度对美国实力的判断及对美印关系的定位，这既圈定了印度对亚太地区权力结构及国家间实力消长的判断，也决定印度对借重、联合对象的选择。
在印度实施亚太战略的初期，印度之所以选择先推动与俄罗斯的安全关系，再改善与美国的政治关系，很大程度上源于外交的惯性，也是一种先易后难的“务实”的做法。但从1994年始，印度开始正式承认在印度外交议程上，美国的权重超过了俄罗斯，并在2012年继续沿用了“美国是亚太唯一的领导性国家”的判断。
2000年美印核问题协议的达成，既显示了美国对印度潜力的重视，也带来了印度与亚洲美国盟友关系的整体改善。从这个层面讲，大国的亚太战略存在“美国先行，印度跟进”是具有其合理性的。一方面，美国从未离开过亚太地区，不能将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地区看作其亚太战略的开始；另一方面，从1991至1998年，基本上整个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东向政策都处于走走停停的态势。直到2000年后，印度与东南亚、东北亚、澳大利亚的经贸、安全关系才开始有较大程度的提升。就实施效果而言，进入21世纪，印度东向战略获得极大进展，合作范围已涵盖从东南亚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广大地区，合作重点也主要从经济领域转向战略和安全领域。诚如印度前外长亚施旺特·辛哈2003年在哈佛大学所做演讲所说，“东向政策第一阶段的关注点主要在贸易和投资，在新的阶段，我们拓展了‘东向’的范围，将其范围界定为从澳大利亚到东亚，新阶段的关注点也从贸易本身扩展到更广的经济和安全领域，包括联合保护航道安全和协作反恐”
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印度在美国外交中的重量，印度所具有的“软性平衡”的特性加大。2009年7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高调表示奥巴马政府将“更强有力、持久地介入与接触”亚洲。2012年1月，美国五角大楼发布《2012年国防战略评估报告》，正式提出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6月，美国防长帕内塔在第十一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了《美国对亚太的再平衡》演讲，阐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以及如何推进“再平衡”战略。尽管“重返亚太”和“再平衡战略”在概念上有所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即亚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中国因素是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和再平衡的出发点，而在防范与制衡中国上，印度与美国具有共同利益。
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反映了亚太地区力量格局的新变化。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实力的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在其他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的背景下，其影响力已明显处于下降通道之中。如何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的过程中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防范地区大国崛起挑战美国地区乃至全球利益，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关注点。
美国战略转移凸显了印度的地缘战略重要性，这对印度亚太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9月曾将亚太地区界定为“从印度次大陆到美国西海岸”的广阔区域；《2012年国防战略评估报告》明确提出，“印度能够促进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与安全，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需要与印度建立长远的伙伴关系，使印度成为亚洲经济的支柱与安全提供者”。从认可印度的“亚太属性”到希望印度在亚太地区秩序塑造中发挥独特作用，可以看出印度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重要性在上升。
再次，中国因素是印度亚太战略的重要标志性指标，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印度亚太战略的方向和主要着力点，即牵制谁、打压谁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上升以及军事现代化举措，加重了中国周边国家的忧虑。1969年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曾说，与美国为邻就像睡于大象旁，不管它多么友善温驯，你都会在意它的每次抽搐和呻吟，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否会翻滚到你身上。而对于中国邻国来说，尤其是那些与中国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国家，也面临这样的担心。
对于中国实力上升，一些中国周边国家和传统西方大国并不适应。大部分西方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将确保中国重返18世纪失去的在亚洲的军事、科技和文化强国地位，可能导致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时更加自信甚至傲慢。而国际社会也有一种倾向性认知，即中国从2008年起变得越来越过于自信，某些战略家甚至由此判断亚洲整体的国际秩序正迅速向“中国单极时代”迈进。
在此背景下，中国发展导致的“特鲁多综合征”，成为印度亚太战略的深层次驱动因素。对中国的恐惧与防范，推动了某些中国周边国家积极发展与印度的全方位关系，例如日本和越南不断深化与印度的关系，双边的安全合作尤其引人注目。印度与越南、日本等国的战略深化，是相互借力，中国因素尽管不是全部的，但至少是最重要的。因此，“特鲁多综合征”不仅为诸如越南这样的中国周边国家提供了平衡中国影响的另一种选择，也扩展了印度对中国的战略空间，双边形成了一种“相互借力”以应对中国影响的态势。这主要表现于，自2009年以来，随着国际社会不断指责中国外交上表现出“自信”与“强硬”，印度也表现出对中国的不满。在战略层面，印度将印巴对抗背景下中国与巴基斯坦形成“全天候”伙伴关系诠释为中国借巴基斯坦对抗印度；将中国在西南省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中国在中印边境地区修建公路、铁路和机场等行为，解读为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边境作战支持能力，是中国谋取争端解决优势的手段；将中国在南亚国家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解释为针对印度的战略谋划，认为中国参与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孟加拉国的吉大港以及缅甸的实兑等港口的建设以包围印度、限制印度的影响力为目标，即中国实施所谓的“珍珠链战略”。在外交层面，印度战略家抱怨中国只关注国际层面的“大问题”而忽视两国之间的“小问题”，指责中国只在所谓的“大问题”上与印度合作，而在两国之间的“小问题”上采取强硬的对抗。甚至印度战略家一致认为，应警惕中国巧妙而强硬的外交手段。在经贸领域，双边贸易额2011年达到739亿美元，但印度对中国贸易逆差显著，平衡双边贸易成为近年来双边贸易的热点问题。
对于中国的发展与影响，在中国周边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比印度的心态更为复杂——从背信弃义的朋友、恶性竞争的对手，到不得不交的伙伴，其对华认知可谓是“五味杂陈”。印度军方一些鹰派人士与少数精英附和西方渲染“中国威胁论”，反映出印度特定权力阶层对中国的疑虑、恐惧和对抗情绪从未消失。美国《华尔街日报》2010年12月15日报道，“印度对中国过度敏感是众所周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以往的争端以及中国新的全球影响力而使印度对北京的动机产生了怀疑”
印度亚太战略的布局，中国是其最重要的关切。中印双边关系脆弱而复杂，政治互信度低、民间交流有限决定了中印双边框架内合作的深度有限，存在着竞争甚至对抗。印度发展与美国的全球伙伴关系，加强与日本的战略合作，深化与东盟的机制化框架，其中似乎都可以找到中国因素的存在。如何与中国既接触，又防范，克服国内民族主义的情绪，维持双边关系在可控的“合作与竞争”的良性发展轨道，成为印度亚太战略实践层面的难点之一。
最后，印度国内经济发展进程及外交决策机制的变化，决定了印度在实施亚太战略时可利用的外交资源。
从2000年开始，在国际视野中，印度被西方冠以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新兴国家”的标签。2001年11月，美国高盛公司发表题为《构建更美好的全球经济：金砖四国》的报告，首次提出“金砖四国”（BRIC）的概念，认为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将是未来全球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然而，这种持续增长的势头在2012年开始遭到了一些逆转。2012年5月，印度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1～3月份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与上年同期相比仅增长5.3%，创下2008年以来最低纪录。与此同时，印度联邦统计局还对2011/2012财年经济增长率进行了修正，从原来的6.9%下调至6.5%。在GDP增速减缓的背后，是印度严重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这其实也是印度实施“东向”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1991年改革前，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超过9%。改革后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有所好转，但随后出现了反弹，2001/2002～2006/2007财年，中央和地方累计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分别为9.9%、9.6%、8.5%、7.5%、6.7%和5.6%
此外，印度对外贸易赤字也持续扩大。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约是2.8%，但在2000～2009年平均是5.3%，2011年4～9月，印度的贸易逆差是857.65亿美元，同比增加24.5%
除了经济发展进程的不确定性，还应考虑印度外交决策机制在近20年里出现的显著变化，因为将国家实力转换成外交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意志以及一国的外交决策机制有关。当前，印度外交决策机制正面临一个重大调整过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印度人民党力量的崛起，以及国大党、全国阵线与印度人民党三足鼎立的形成与演变，目前印度基本上形成了以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为代表的两党制雏形。政治政党制度的日趋完善，促进了印度对外政策决策从“小集团决策模式”逐步发展为“集体决策模式”。
尽管印度政党纷争不断，中央和地方控制和反控制愈演愈烈，种族与宗教的矛盾和冲突从未停止，但在印度的对外决策中，代表中央行政内阁和社会政治力量的两股力量常常实践了由分歧与相互制约走向认同与相互支持的“螺旋上升”决策模式
这种决策机制与印度亚太战略的关联在于，印度亚太战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积极的大国互动，从战略的高度积极参与亚太地区，从多个维度营造有利于自身崛起的外部环境，实现与中国的平起平坐。这种强烈的中国参照系是印度国内各政治力量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来源于对国内、地区以及全球形势的判断和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