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亚太战略具有强烈的经济动因，同时在政治上实现了超越南亚次大陆向外扩展战略空间，安全上实现了与多个国家的军事合作。在东南亚地区，最主要的表现为积极参与、全面拓展与亚太地区的大国外交，从政治、经贸与安全的维度营造有利于自身崛起的战略环境。

首先，就经济上印度与亚太国家的融合程度而言，在东向的第一阶段（即20世纪整个90年代），印度通过与东盟这个地区组织建立机制性联系降低了与东盟核心国家恢复政治、经济联系的成本。在与东盟核心国家的贸易关系中，新加坡的重要性正逐渐下降，这可以从侧面反证出印度的“东向政策”部分性取得了成功，即印度的“东向”已经从新加坡扩展到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家。但在FDI上，印度与东盟国家间的双向直接投资仍然很少。据印度商务部工业政策促进处（DIPP）的统计，“从1991年至2002年，印度接受的来自东盟国家的投资累计为40亿美元，只占印度在同期接收的全部外国投资的6.1%”3460401。

从总体上看，在20世纪的整个90年代，印度与东盟的机制联系只是一个跳板，印度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主要是双边的，发展的主要领域是经贸，虽然其中“通过与东南亚发展关系来解决印度国内东北部问题”3460402也是印度的战略考虑之一。在该阶段，受制于印度国内比较有限的外交资源，印度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进展并不大，“东向”政策的断续性特点很强。

2000年后，与第一阶段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以及印度核试射之后“相对战略空间的扩展以及作为地区性大国身份自信的增强”3460403，印度与东盟的贸易额获得了显著提升，双边贸易额从2010年到2011年达到570亿美元。其中，印度对东盟的出口从2000年的29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270亿美元，印度对东盟的进口从2000年的41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300亿美元3460404。预计201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700亿美元。同样，在FDI上，新加坡仍高居亚太国家中对印度进行直接投资的首位，但其在所有亚洲国家对印FDI中所占比例有所下降；同样份额处于下降趋势的还包括美国、俄罗斯；就其他东盟核心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而言，其对印度的FDI的份额基本呈不变和下滑趋势；澳大利亚占印度所接收的所有FDI的份额也呈下降趋势。相反，从2011年10月至2012年6月，日本对印度的FDI大幅提升，其占印度所接收的所有FDI的份额从4.25%激增到7.25%；韩国对印度的FDI呈现出明显增长趋势；中国、中国香港地区也呈缓慢增长趋势（见表6-1）。

表6-1 亚洲国家对印度的直接投资（2000年4月～2012年6月）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1）美国、俄罗斯对印度的诉求主要不是经济上的。

（2）新加坡是印度亚太战略中重要的支柱性力量，但从1991年至今，无论是贸易上还是FDI上，新加坡对印度的重要性呈缓慢下降趋势。

（3）东盟核心国家对印度经济转型的贡献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目前其重要性正逐渐下降；相反，印度经济发展的未来区域动力在于中、日、韩三国。这可能由于在产业链的转移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在产业链上完成了超越东南亚，直接链接至日本之后的进程”3460405。

其次，就安全、战略领域的实施效果而言，进入21世纪，印度“东向”战略获得极大进展，合作范围已涵盖从东南亚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广大地区，合作重点也主要从经济领域转向包括战略和安全领域的复合型区域。大致看来，在印度“东向”的第二阶段，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1）“东”的地理范围被大大扩展，即从过去集中于东南亚变为将东亚和南太平洋都包括在内，包括从澳大利亚直到中国和东亚的广阔地域。

（2）以签订自由贸易框架协定为标志，印度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深度加强。在整个进程中，虽然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传统东盟核心国家与印度的贸易、投资在数量上继续保持增长，但增长速度不及日本、韩国等东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的重要性呈下降趋势，而东北亚核心国家的重要性上升。

（3）安全和战略领域的合作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新重点。印度以海洋合作为基本平台，从最开始的军事交流逐步扩大到全面防务合作，军事互访不断增多，联合军事演习次数逐年增多，规模也不断扩大。最重要的是，印度通过与越南、日本安全关系的强化，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对东亚事务的影响力和活动空间。印度正在成为亚太地区一个影响力渐增的行动者。

印度之所以能够在推行亚太战略时部分达成其目标，在于其自身拥有的一些优势：

第一，印度的民主标签使其更易被美国及其亚太盟国接受成为“天然伙伴”，从而赋予了其在拓展战略空间上的合法性。作为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有亲近感。与中国和俄罗斯不同，印度没有给西方国家造成“挑战者”或“威胁者”的印象，西方担忧“中国威胁论”，却鲜有人提及“印度威胁论”，印度甚至成为西方制衡中国崛起的重要棋子，因为他们觉得印度的发展是“可以预见的”，因而没有担心的必要。2000年克林顿启程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前，在《洛杉矶时报》撰文《地区伙伴关系是美国21世纪的关键》称，“美印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错过了50年的时机之后，现在是双方加强友谊与合作的时候了”3460406。2009年辛格总理访美时，称“两国共同的理念和互补优势将为应对21世纪全球挑战提供基础”，美印伙伴关系对全球和平与安全“不可或缺”3460407。以此为基础，美印还试图在亚太地区打造“美-印-日-澳”民主之弧来制衡中国的崛起。

第二，基于中国崛起的现实，印度被美国及亚洲其他国家赋予了现实的地缘政治平衡的用途。

2011年9月28日，美国负责南亚与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O. Blake）在国务院亚洲研究局的演讲中也指出，美国和印度双边合作的重点包括四个关键领域：安全与防务问题；为经济与民用核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印度在“新丝绸之路”计划中发挥中心作用；深化与印度从亚丁湾到马六甲海峡整个亚太地区的合作3460408。鉴于印度在印度洋地区和亚太地区的经济潜力和军事实力，加之与美国有民主价值观基础和相似的战略利益，美国积极争取将印度纳入到自己的战略框架以实现再平衡的需要。

虽然目前美国仍是亚太地区绝对的军事霸权国家，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和政治格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但中国由于地缘、历史和经济等多种原因，是亚太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要平衡中国，美国需要动员包括盟友和非盟友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参与，包括印度。

对东南亚国家而言，虽然目前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依存度还较低，达不到对冲中国经济影响力的程度，但东南亚国家乐衷于将印度纳入东南亚的多种双边的、多边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安全构架，企图达成一种“软制衡”的效果。从安全和战略上讲，印度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形成了牵制。

对日本而言，20世纪90年代前后，日本曾凭借其“雁行模式”将中国、韩国、东南亚等纳入其经济合作体系，但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日本的相对衰落，日本外交中的政治、安全因素也越来越突出。印日关系的加强，特别是印美日的三边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起到了“制衡”的效果。

最后，印度的经济潜力被亚太地区多数国家所认同，并有意将其塑造成一支降低中国崛起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的积极力量。

以新加坡、日本与印度的贸易关系和FDI为例，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是印度与东盟国家开展贸易关系最重要的伙伴。1991～1992年度，印度从新加坡进口份额占印度从东盟国家进口份额的54.6%。即使到了90年代末，印度从新加坡进口份额仍占印度从东盟国家进口份额的30.5%。进入21世纪，印度与新加坡启动了双边贸易自由化进程。2005年，印度与新加坡签订了《印度-新加坡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内容包括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投资、避免双重征税、开放空运服务、教育、传媒及旅游等多个领域，双边贸易额继续大幅提升。在FDI上，从1991年至2012年，新加坡一直高居亚太国家对印度进行直接投资的首位，至2012年6月，新加坡累计对印度进行直接投资达175.55亿美元，占印度所接收的所有FDI的份额的10.05%。

日本从2003年起，与印度的双边贸易开始显著提升。至2010年，日本对印度的出口为7920亿日元，是2004年出口额的2.4倍。目前，日本享有巨大对印贸易顺差，但随着2011年印日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签订，预计在未来10年内两国间商品关税将降低94%。与中印间贸易赤字相对比，这显示出了印度和日本两国都非常重视两国贸易关系的前景。

与此同时，日本继续保持了对印度的FDI投入，是仅次于新加坡的亚洲国家。2010年10月，日本对印度的FDI是71.25亿美元，至2012年6月，该数据急剧上升至126.63亿美元。日本占印度所有接收FDI的份额也迅速从4.25%上升至7.25%，这从一侧面反映了日本对发展印日关系的信心和重视。在印度投资的日资企业也从2003年的231家发展为2007年的475家3460409，至2010年已经达到872家3460410。

更重要的是，自2003年以来，日本一直是印度最大的ODA提供者，这是两国关系的另一个侧面。如德里地铁的建设大部分就利用了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而日本也承诺向“德里-孟买工业走廊”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在2011年野田访印期间，日本向日印联合项目“新德里至孟买产业大动脉”提供了45亿美元贷款。该报还认为，日本此举是以经济援助为杠杆，强化双方在海洋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将印度拉入“日美等国构筑的包围网”。《产经新闻》更指出，日本之所以提供融资，就是为了支持印度与非洲及东南亚等国强化合作的所谓“钻石项链战略”，此举有明显的针对视为“珍珠链”的意图。

虽然存在诸多上述优势，印度在推行其亚太战略时，也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一些挑战。

（1）印度自身外交资源的有限性和政策的延续性问题。

回顾1991年印度开始东向的进程，整个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东向政策基本处于走走停停的态势，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内政治的影响。2000～2011年，印度的亚太战略被稳步推进，效果不错。但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受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印度国内的通胀和财政赤字问题大大凸显，这都影响了印度可以用于推进亚太战略的外交资源。综合而言，从内外两个层面看，影响印度外交资源的因素主要包括：

首先，就国内环境来说，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贫困人口太多，短期内难以形成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因而西方对印度市场潜力的估计不得不继续推后和延迟；二是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等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能源资源严重短缺，这都将成为印度继续吸引更多FDI的瓶颈；三是经济体制僵硬问题未能得到根本扭转，公营企业改革进展不大，劳工法依然不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等，印度融入亚太地区的生产网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四是议会民主政治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反对党阻碍政府经济发展政策过于激烈，迫使政府经常暂停甚至放弃某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改革政策和措施。如近期的关于国际大型零售连锁超市沃尔玛、家乐福进入印度市场被拒绝的问题，表面上这是由于政党担心失业问题影响选举时的选票，但更大的原因则是由于在印度分散的小规模的零售业背后隐藏的高利润的“中间人”（middle-man）行业的存在和游说活动。

其次，就外部经济环境来说，一是石油等自然资源价格暴涨，并可能呈现居高不下的态势，这将使印度的双赤字风险更加难控；二是国际资本转移的风险，当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时，可能为经济发展带来充足的资金，但“当国际资本特别是热钱纷纷撤离时，又可能引起金融动荡甚至经济衰退”3460411。

（2）巴基斯坦对印度外交精力的牵制。

冷战时期，印度将有限的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资源应对印巴对抗，这种消耗限制了印度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并对其努力追求的大国形象产生了消极影响。尽管巴基斯坦因素对印度大国诉求的影响或羁绊的程度与冷战时期相比有所下降，但印度能否彻底摆脱巴基斯坦的消极影响，化解与巴基斯坦对抗造成的实力消耗，真正从南亚地区强国发展为全球性的大国，与巴基斯坦的和平进程至关重要。

印巴2003年11月签署全面停火协议，2004年2月开始启动全面对话进程，双边在建立信任措施以及经贸和民间交往等领域有所进展，但两国在涉及彼此核心关切的议题上并无实质突破。印度认为应优先解决与其国内安全相关的议题，要求巴基斯坦对巴境内的恐怖主义采取实际行动，切实阻止针对印度的恐怖活动。而巴基斯坦认为应优先解决与领土有关的议题，如克什米尔问题、锡亚琴问题和爵士湾问题。应该说，两国在涉及彼此重大安全利益议题的判断与认知上并没有汇合点，印度的核心关切并不位于巴基斯坦的优先之内，而巴基斯坦的重要关切也不是印度的首要之选。由于彼此关切的侧重点与对话目标的轻重缓急各不相同，两国在对话中关于核心利益的诉求难以达成共识。

早在2004年1月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峰会期间，印度总理辛格就表示，“我们必须改变南亚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地位。我们必须做出勇敢的转变，从猜疑变为信任，从纷争变为和谐，从紧张变为和平”3460412。辛格总理也多次提到，与巴基斯坦讲和符合印度的重要利益，并且保证印度将主动与巴基斯坦会面接触3460413。实际上，自2008年孟买恐怖事件后，印度基本上保持了对巴基斯坦的战略克制，并自2011年以来对巴基斯坦不断释放积极信号。

然而由于长期敌对，导致双边互不信任根深蒂固，短期内建立起来的信任非常脆弱，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而且，在印巴始终存在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政府在双边问题上的“让步”做文章，利用国民情绪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都会面临为推动和平进程而付出政治代价的风险。受国内政治因素影响，两国领导人在处理涉及双边关系的敏感问题上大多比较谨慎。更为重要的是，恐怖活动已经成为影响两国对话进程的最为敏感的因素，给两国关系正常化带来诸多变数。总之，印巴和平进程一波三折，第五轮对话艰难重启，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印巴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仇恨与积怨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排斥与怀疑心理，并不是短期内就可以消弭的。

要实现大国战略，印度必然要摆脱与巴基斯坦对抗造成的资源消耗。然而目前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和平进程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为印度亚太战略的第一层目标的实现带来一定影响。巴基斯坦，成为印度实现亚太战略目标以及大国地位诉求需要跨越的第一道门槛。

（3）南亚其他国家独立性的增强及“去印度化”。

印度历来将南亚邻国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后院”，做大南亚，也是印度实现大国理想不可逾越的。在冷战期间，虽然印度以道德政治标准积极参与全球政治，但对南亚地区的基本政策就是寻求建立主导地位，并且阻止地区外势力对南亚地区的介入与影响。印度独立初期寻求在南亚地区建立主导地位的实践，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与喜马拉雅山区王国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冷战结束后，印度已经意识到，如果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印度必须摆脱南亚地区的束缚。在此背景下，印度调整了南亚政策，出台“古杰拉尔主义”。

“古杰拉尔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印度单方提供帮助，不要求对等回报，从而让南亚地区处于良性互信。不可否认，“古杰拉尔主义”也是印度强化对南亚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只不过这种策略相对于赤裸的控制更容易博取邻国的信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杰拉尔主义”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印度希望给南亚的发展、秩序与和平产生正面影响，使印度战略性地从这一地区“脱身”3460414；另一方面，强化南亚邻国对印度的依附，使印度在南亚地区事务中居于主导地位。

然而自2008年以来，传统上对印度比较依赖的国家，如尼泊尔和不丹，国内政局出现巨大变化，其对外政策也呈现出“去印度影响”的调整趋势。2012年6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里约热内卢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期间会见了不丹首相吉格梅·廷莱，并就建交问题进行了会谈。这在印度国内引起了巨大恐慌，认为中国的战略纵深有所推进。同样，对于中国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经济战略关系的推进也激起了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实行“珍珠链”的猜想。尽管“古杰拉尔主义”为印度在地区内塑造亲善形象提供了政策性支撑，但印度能否摒弃“大哥大心理”，真正从邻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以平等的姿态发展与邻国的互利关系，是印度摆脱地区束缚的关键。

（4）客观看待中国崛起及正确处理中印边界问题。

印度对中国抱有战略疑虑，对中国政策具有两面性。防范中国，尤其是限制中国对印度传统势力范围南亚国家的影响，是印度周边外交及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存在边界争端，中印关系处于长期的敌对与僵冷之中，国际格局及彼此的战略关切使中印双方陷入“安全困境”。并且相比之下，印度的恐惧感则更为强烈。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关系的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的背景下，中印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但不可否认，中国先于印度走到舞台的中心，印度则处于“后发追赶”态势。中国经济实力上升，以及中国对地区甚至世界影响的日益提高，使定位于“有声有色大国”的印度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焦虑和失落，在解读中国的战略意图上有偏差。至少在某些印度政治精英看来，“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的认知发生逆转，认为“中印之间有很大的问题”，甚至中国已经超过巴基斯坦成为印度的最大威胁。印度媒体也不时炒作中国军队“侵入印度领土”等雷人话题。印度国内不时泛起“中国威胁论”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米什拉就认为中国“正在走向霸权”，并鼓动印度“不能信任中国”；而一向谨慎的印度总理辛格在2009年访美期间也公开指责中国“展示实力”，并称中国“过于自信”。

当前，边界问题仍是中印关系中最敏感的一环，也是印度的亚太战略存在的变数之一。由于1962在印度精英心理上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当前中印实力差距呈扩大态势，更加剧了印度对“中国武力解决边境问题”的担忧，印度学界和媒体经常抛出“中国入侵印度领土”的论调。2011年10月底，隶属军方的国防研究分析所学者阿里（Ali Ahmed）发表题为《潜在的中印冲突》的报告，认为必须对可能的中印冲突做好准备，“最低层面，中国可能发动卡吉尔式的冲突，规模和烈度有限，以教训印度为目的。最高层面，中国可能武力夺取领土，比如达旺”3460415。2012年2月底，印度国防学院和政策研究中心牵头多名战略家完成报告《不结盟2.0：21世纪印度的外交与战略对策》，也强调“中国有可能通过武力宣示领土主张”，并提出一些因应之策，包括加强前沿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在“被中国占领的地区”打游击战、开辟海上战场“围魏救赵”等3460416。

令人欣慰的是，当前中印两国领导人似乎均致力于将中印边界问题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除了2005年签署的《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之外，2012年1月，两国举行第十五轮边境特别代表会晤，同年3月，举行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首次会议。同年9月，中国防长梁光烈在时隔8年后首次访问印度，双方就边界安全问题，以及加强印中防务关系举行了会谈。中国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打消印度对中国的多种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