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严谨的、系统化的理论的缺失。虽然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华帝国与其邻邦之间关系的阐述性著作越来越多，但能解释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论性成果乏善可陈。在这领域经久不衰的概念是19世纪之前就已经在西方出现的所谓朝贡体系（tribute system）。直到今天，这个概念还在从根本上影响我们阐述、理解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朝贡体系是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经典范式，至今还未从理论或史实上受到根本性的挑战。

本文的目的，是要从提出关于朝贡体系这一范式的一些基本性问题出发，建立挑战这一范式的一些理论和实证基础，从而希望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研究能超越朝贡体系的束缚，建立更加完善、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目的，我将对西方关于朝贡体系的文献进行批判性评价，希望能澄清基本概念，扩大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主题和视角，并提出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和研究方向。众所周知，这一文献主要是历史学文献。从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学的角度评述它，难免会有一些学科不兼容的问题。我认识到历史学科的目的不在于建立综合性理论，因此会把重点放在朝贡体系现有范式相关论述本身的价值及其对史实的诠释能力上。

长期以来，古代东亚国际政治基本上是历史学家的领域。在西方特别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是东亚外交史研究的全盛时期，这主要归功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K.Fairbank）等一代学者的开创性努力10073828。但是，70年代以后，历史学家对外交史兴趣渐失，外交史在史学上的地位也被边缘化，古东亚外交史成了冷门，研究人员屈指可数10073829。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三十年是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经典时代，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为理解古代东亚国际政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这一文献的重大缺陷在于分析上的模糊和实证上的疏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一代西方历史学家开始重新检验费氏朝贡体系和中国世界秩序的框架，既指出了其潜在概念假定的问题，也提供了新的史实来证明其论述的缺陷。不过，总体而言，这些批判并不寻求新的解释性框架来替代朝贡体系范式。

另一方面，政治学者，特别是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对古代东亚国际政治有充分的兴趣。就像欧洲国际关系史是发展并检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一样，东亚国际关系史也可以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虽然这种理论潜力显而易见，真正通过彻底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深入到这一领域的学者还不多见。一些相关著作以二手资料为基础，本身就阻碍了分析和理论上的创新10073830。不过，近年来潜心耕耘这一领域并尝试理论创新的学者都提出了新颖的研究方法和论点。最著名的是江亿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文化现实主义》和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的《战争与国家形成》10073831。但是它们的主要贡献在于重新解析了中国的战略文化及古代国家形成过程，朝贡体系不是其着眼点。除了最近美国学者布兰德利·沃麦克关于中越关系的新作10073832，系统研究朝贡体系的国际关系学著作还不存在。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很早就认识到朝贡体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有学者认为它是建立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10073833，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在使用朝贡体系来建立中国学派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把朝贡体系这一概念考察透彻——它的来源和演变，它作为一种历史机制的主要特征，以及其相关理论模型的优劣之处。有些学者在讨论朝贡体系时，似乎认为它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历史体系，并把费氏诠释不加批判地加以应用。我认为费氏模型支撑不起中国学派或其他严谨的创新性理论的框架。更重要的是，与其拿朝贡体系这个概念来创建中国学派，还不如先思考如何从理论上来解释朝贡体系作为一种历史机制的起源与演化。

理论创新是长期积累的成果。我的目的不在于提出新的理论，而是将重点放在朝贡体系这个概念本身，并由此评估以朝贡体系为核心概念的相关理论模型与观点对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分析效用和诠释能力。现有文献中主要存在三种相互关联的朝贡体系的使用方式。本文依次讨论这三种用法，并将焦点集中在费氏模型，毕竟费氏建立了朝贡体系的范式并深刻影响了几代学者。在吸取现有批评的基础上10073834，我尝试对费氏模型做出一个系统的评价。因为费氏的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下展开的，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学术体系有诸多缺陷并不奇怪10073835。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指出现有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并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核心是对费氏范式的批判性反思，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对古代东亚国际政治进行新的概念化与理论化的可能性。费氏认为“每一个重大的课题都值得每一代人去重新研究”10073836，并对没有人有意识地去改进或者推翻他的研究感到失望10073837。在费氏基本研究成果发表半个多世纪后，中西方学者都有义务来重新评价这一开创性的学术体系，并把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我的基本论点是现有文献中三种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方式或观点都有内在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以便更好地解释古代东亚国际政治。必须认识到，朝贡体系在成为一种事实描述对象之前首先是一个学术概念；它是“一个用于描述目的的西方发明”10073838。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考察这一西方发明的有用性。虽然这一概念明显抓住了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中国及其邻邦之间以礼制交往为主要特征的朝贡关系——多年来对它的过度强调也使我们的研究在理论及实证上产生了偏颇与缺失。一个单一的朝贡体系的视角，不管其发展得如何完善，都无法拥有完全的解释力，因为古代东亚国际政治并不局限于封贡及其相关的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