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细页面
全球化究竟是西方化还是中国化？如何理解“美国化”、“反美国化”和“中国化”并存于当代中国的现象？它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本文力图对此做出自己的解释。
中国一直是一个信奉中庸的国度，然而极端主义却在20世纪的中国长期盛行，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极端主义的典型。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不仅具有社会经济的意义，也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从意识形态上说，邓小平强调既反“左”又反右，其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尽早走出极端主义的时代。应当说，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的这一目的基本上已经达到，过去那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在今日的中国已经不再具有主导地位。然而，事情总有例外，旧的极端过去了，新的极端跟着就产生了。“西方化”与“反西方化”，或者更具体地说，“美国化”与“反美国化”，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就是中国目前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极端，而其影响所及则已经远远超出意识形态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出版，直至人们的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
我们先来看看“西方化”和“美国化”的种种表现。每一个中国人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西方化”和“美国化”似乎确实正在每日每时发生于自己的周围。语言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学习英语是当今中国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在城市和农村中有条件的学校，小学就开始设立英文课，而到了大学阶段，学生用力最多的恐怕就是学习英语。升学要考英语，提职要考英语，许多好的职业招聘也要考英语。过去我们在翻译西方的名词时习惯于将其中国化，现在许多人则巴不得将中国的名词西方化。在都市大街上，到处都是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的广告及产品。在电脑上，我们所通用的工作平台是美国微软公司的中文视窗，最通用的文字处理器是美国微软的中文WORD，其他重要的软件也大多来自美国。在文学艺术方面，在美国畅销的小说、电影、音乐、绘画、动画等等，几乎同时也会在中国用中文出版并同样风靡一时。像电影“泰坦尼克号”这样投资巨大的影片，中国的大城市与美国及世界其他大都市一起同步上映，并同样引起巨大反响。克林顿、小布什、希拉里、莱温斯基、格林斯潘、乔丹这些美国的公众人物，在中国也同样是人们街谈巷议的对象。在出版方面，像亨廷顿、布坎南、弗里德曼、托夫勒、奈斯比特、布热津斯基、斯蒂格利茨等美国学者的著作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藏书架中的必备书籍，一本《学习的革命》据说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北京市小学中的高年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哈佛大学的管理学教材和经济学教材，大多都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管理专业和经济学系的大学生也差不多人手一册。
以上还只是一些表面性的现象，更重要的是美国的价值也成为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中国人追求的价值，从而使这些中国人的心灵开始“美国化”。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管理方式，甚至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都成为许多中国人追求和效仿的对象。美国成为许多中国人向往的目标，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美国梦”因此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年轻一代中许多人的最高理想。美国的一切似乎都是最完美的，美国的人、美国的制度、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文化、美国的土地等等，忽然一下子都变得如此可爱、如此可敬、如此可亲，以至于“月亮也是美国的圆”。到美国去上学，是中国众多年轻学子及其父母的最大愿望，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留学热”，首先是赴美留学热，通常只是因为种种原因去不成美国后，他们才会考虑到其他西方国家留学。成为美国公民，则更是一些人梦寐以求的事。甚至在国内享尽荣华富贵的个别“达官贵人”，也同样言必称美国，把美国看成是人生的归宿，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美国，而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
一位作者这样来描述中国文化正在被无情地“美国化”：“80年代以来，愈来愈多的贴着美国商标的商品、电影大片、各类碟片、乡村音乐、摇滚乐、唐老鸭、米老鼠、变形金刚等一系列无不反映大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的东西冲击着中国市场，即使意识形态相对淡漠的纯粹娱乐性节目也因有意无意间展示、倡导了西方的社会生活方式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近年来Internet的迅速发展，使各类信息的传播更快了，一些研究学者指出：信息不同于工业化产品，信息高速公路流通的大量信息，必然会带有明显的政治、文化色彩。由于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大部分资料传播所依赖的软硬件（据有关组织估计，美国目前拥有的数据库占全球的70%以上），加上美国一直在把它的有关法律、人权、技术的标准贴上国际化的标签，通过互联网强加给别的国家，互联网潜在的‘美国化’影响已对一些国家社会、政治、法律等文化价值观构成严重威胁。”
另有个别人甚至认为，在美国的强大攻势和收买政策下，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等社会上层已经被“美国化”，中国的精英文化已经是一种美国式的文化。“美国化”的精英阶层与代表中国精神的人民大众已经形成严重的对立和冲突。最近在互联网站上一篇显然是用笔名发表的文章指出：美国（政府）“收买一部分中国人，代表美国向中国极力宣传多党制大选的好处，通过这种手段来分裂中国。这种办法在相当程度上起了效果，我认为居住在国内的许多文人，包括政府官员，都已经‘美国化’了。但美国收买的人还只能是极少数高层，无法一次收买13亿中国人，那样的损失也实在太大。这样就形成了低层人民通常是民族主义，而高层‘精英’则拼命灭火的情况”。
对“美国化”的忧思决不限于知识分子和党的意识形态官员，许多普通的平民百姓对此也深表担忧。笔者偶而得到一份非正式出版的地方通讯，该通讯的主要内容是报道当地党政领导的活动与讲话，但其中居然也有一篇与主题内容很不相干的文章，专门谈美国化的危害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失落。文章列举了这样一些数据：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使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台成了美国电视的转播站；当今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美国电影产量占全球电影总量的7%，但却占据了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2000年10月，北京一家调查公司对京沪两地800多名居民做了问卷调查，获知他们心目中的美国文化的代表是：浪漫迷离的好莱坞影片、自由豪放的西部牛仔、便捷卫生的麦当劳、技术超群的Windows及Intel。今天的中国孩子“吃的是麦当劳，喝的是可口可乐，玩的是美国游戏，看的是欧美大片，听的是欧美音乐，说的是ABC。他们的脑子里，没有传统神话，只有唐老鸭、变形金刚、侏罗纪、狮子王之类的文化符号”。美国强大的国家权力和学术、文化、信息传播的优势形成的文化霸权，不仅使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向美国文化投降，甚至使远隔重洋不知美国在何方的中国妇孺，也能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美国的“优越”。
任何人看了上述种种后恐怕很难对“中国正在美国化和西方化”作出否定的回答。然而，如果我们不急于做出结论，再看看事情的另一方面，即“反美国化”、“反西方化”和“中国化”的一面，我们或许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或者至少会改变原先的观点。
反西方化，特别是反美和抗美是中国近代以来一种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一部近代中国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也是一部反西方列强和反美抗美的历史。这种强烈的反美情结也应当部分地对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负责。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反美情结得到了大大的缓解，但在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2000年的中美撞机事件后，这种反美情结又开始加重并达到了一轮新的高潮。随便翻开讨论国际关系、民族文化和全球化的报刊书籍，就可发现大量充满反美情结的文章。许多中国人揭露美国对中国实行的“西化”或“分化”图谋，痛恨美国人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蔑视美国人的傲慢无知，讽刺那些惟美国是从的中国人为“洋奴”或“媚美派”。
许多中国人坚持认为，美国一直对中国有一个由来已久的“西化”和“分化”大阴谋。许多中国学者认为，霸权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之一。1989年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随之消失，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首要战略敌人由前苏联变为中国。所以，“遏制中国，直到把中国踩在脚下，把社会主义中国从世界政治地图中抹掉，这是美国的既定方针。可以预见，中美交锋，无论是文的还是武的，导火线是台湾、西藏、新疆，也可能在朝鲜半岛。在策略上，估计是以武力为后盾，逐步实现‘政治亡华’”。“从战略上讲，采取迂回战略，从战术上讲，胡萝卜加大棒”。
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击已经不是一个战略重心调整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实际问题。按照这些人的看法，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每一个战略行动，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是针对中国的。一位作者在一篇题为《警惕！美国在包围中国》的文章中列举了美国自2001年以来在亚太地区的每项重要军事行动，并详细分析了这些行动背后所包含的真实目的：“美国一方面紧紧攥住台湾这张牌对我国进行战略讹诈，另一方面加紧在我国周边发展准军事同盟，收缩对我国的战略包围。”作者提醒中国人千万不要忘记美国的这个“阴险企图”：冷战期间，美国通过美日、美韩、美泰以及美蒋军事同盟等，一度形成了围绕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近几年来，美国不仅开始向前同盟国家频频抛出绣球，而且向其他的亚洲国家进行力量渗透。在东北亚，美国一方面强化美日、美韩军事合作，另一方面调整对朝政策，与朝鲜积极对话，希望在中朝关系中打入‘楔子’；在东南亚，美国通过签署《美菲访问部队协定》，迅速恢复与菲律宾的军事关系，现在又同越南交好，以加大其在东盟的影响力；在南亚，美国见风使舵，开始实行‘重印轻巴’的政策，与印度进行军事、经济领域的各项交流，意在培训印度为在亚洲抗衡中国的一股力量；在中亚，美国不断加强与中亚五国的合作，既有遏制中国开发中亚能源的企图，又企图将该地区作为渗透中国西部边疆的跳板；同时，美国积极发展同蒙古的关系，将手直接伸到我国的正北方；而且，美国暗中支持台湾与大陆闹分裂，向台积极军售，还想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以此来牵制中国的发展。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美国在冷战后虽然分化和遏制中国的企图没有改变，但是手段和方式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代以来，美国对中国推行“西化”和“分化”战略的新手段之一，就是大肆宣扬全球化。全球化是美国推行其霸权主义的最新工具，是一个具有极大欺骗性的陷阱。在不少人看来，全球化就是西化，简单地说就是美国化。“美国借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将‘软’与‘硬’两手密切结合，妄图在新世纪牢固控制亚太地区。美国一直强调，它由高科技而带来的经济和军事优势是美国社会体制和价值文化的成果。暗示了一种奇怪却颇有市场的观念：信息时代的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这种全球化既不是人类的福音，也不具备必然性。北约侵略南斯拉夫的战争，充分暴露了这种美国等少数人的全球化的真实面目。
“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这是目前中国知识界讨论全球化时的一种强大声音。许多参与全球化讨论的学者已经不仅停留在简单的反美情结上，而是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的论证。一位研究全球化的年轻教授这样说：许多人以为全球化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法则，“其实际情况并不像想像的那样简单，隐于全球化背后的无疑是一种强权政治和经济霸权主义，它不仅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是这样，就是对于发达的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实际上全球化所要求的正是以美国为标准的全球范围的趋同性”。
在一些人眼中，不光是全球化，几乎美国的一切知识文化产品，都包藏着将世界和中国统统“美国化”的“险恶用心”。一位作者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仔细分析了美国的电影是如何贯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意图，利用电影艺术推行其“美国化”政策的。作者首先引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行动纲领中的一段话：“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广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然后作者指出：“美国影片中的主角，无论是平民还是美国大兵，总可以在人类遭遇毁灭性的灾难危机之中及时出现，救苦救难普度众生。许多美国电影以虚构的故事和形象，宣扬‘美国精神’及大美利坚主义。……在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又是如何呢？出现在影片中的中国人或唐人街，往往诡秘化、妖魔化，‘西藏题材’是他们为了挑拨民族矛盾而最感兴趣的题材。好莱坞也确实有‘魔力’，他们能够用钞票聘到华人去扮演丑化自己民族的角色。”
正像“美国化”一样，“反美国化”也充斥于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对美国的讽刺和挖苦。《北京晚报》在报道悉尼奥运会上中国女足与美国女足的比赛时刊登了一幅讽刺性的漫画，同时配发了这样一段嘲笑美国的说明文：“四年前的奥运会决赛，美国队以一个明显越位的入球战胜中国，中国女足与金牌无缘。一年前的世界杯决赛，美国门将在点球大战中明显在我方罚球时向前移动了她那两条黑色的大腿，裁判视而不见。四年后的今天，中美又在小组赛中相碰，瑞典裁判的表现有目共睹。感谢高红和孙雯，她们用漂亮至极的行动说明了一切。”
“反美国化”除了表现为仇恨美国，痛斥“美国化的阴谋”外，还表现为揭露美国社会的阴暗面，说明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竭力使中国人民相信，不仅美国的情况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更重要的是，美国本身就千疮百孔，根本不足中国人效法。例如，一方面，据说有多达20万的中国学生在外国上中学，其中相当多数在美国的中学；另一方面，又不断有文章揭露美国教育制度的堕落。例如，不久前的《北京晚报》连载了一篇介绍美国中学生活的长文，根据这篇文章，美国的中学简直就是暴力、凶杀、色情的场所，读了使人对美国的中学望而却步。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则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角度，全面指出美国的缺陷和不足。在政治上，美国没有真正的民主，只是少数有权有势者的民主，贿选盛行，政治丑闻不断，政党派系林立；在经济上，经济危机始终潜伏着，两极分化十分严重，贫困人口的比例激增，经济的不平等在加剧发展；文化上消费主义流行，道德观念沦丧，人们普遍颓废消极。对于这些弊端，美国人自己已经感到焦虑与困惑，其中的一些“悲观主义者甚至觉得发达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美国不但不值得中国效仿，而且中国也完全可以不理美国人的茬，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抗衡美国，中国应当对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不必处处看美国人的脸色行事，更不必事事对美国做出妥协。前些年几位年轻记者顺应这种反美情结编写了一本叫做《中国可以说不》的书，一时间反响巨大，洛阳纸贵，以至出现了盗版。其他出版商也赶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出版“良机”，组织人员编辑出版了好几本类似的书籍，诸如《遏制中国》、《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就是要说不》等等，其内容多半是宣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反美情结，掀起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一个小小的反美高潮。所有这些作品都以相同的逻辑宣扬一个相同的观点：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早已拥有核武器，又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迅速，综合国力已经足够强大，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美国仍然是一只纸老虎，它表面上看似乎十分强大，但实际上自身有许多内在的缺陷，外强中干，财政金融危机已潜伏多年，它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了不起，它的没落可能比人们想像的要早得多。况且，在1949年前的国共内战以及朝鲜战争中，它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都以失败而告终，“美国拿中国没有办法”，中国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美国说“不”。不仅如此，少数人甚至公开“号召中国人民记住仇恨！”并且煽动“要在民众中号召抵制美国货，不看美国电影，不吃美国小麦和大米”。也不要美国给予的
看起来，“反美国化”与“美国化”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端，但事实上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反美国化”是对“美国化”的一种注解，它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美国化”在中国的存在与影响，它只是从相反的极端对此做出了剧烈的反应。在今日中国，真正的“非美国化”是无所不在的民族化或中国化。邓小平的理论将对内的改革与对外的开放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对外开放简单地说，就是引进国外、首先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先进经济机制、先进产品设备、先进文化知识等。国门洞开，大量西方的东西涌入中国，好的与不好的，与中国传统和国情相吻合的与不相吻合的一起进入中国。外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出现了前面所叙述的“西化”、“美国化”与“反美国化”现象。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已，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伴随着大量接纳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开放后的中国同时也在全面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为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所未有。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一方面奉行锁国政策，另一方面又进行“破四旧”，即废除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彻底扫荡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不可能将5000多年的中国文化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完全清除，但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在那时相对说来确实最小。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一方面学习并接受西方的先进文明，另一方面又恢复优秀的传统文化。如果说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日益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过程，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它同时也是一个复兴传统文化，使西方文明中国化的过程。
从国家意识形态来看，邓小平把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称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们由此引申出无穷无尽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军事，如此等等。在思想文化方面，1990年代以来达到高潮的“国学热”简直把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推崇到了极致。在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看来，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在华人中间的主导地位不仅是任何其他文化都无法撼动的，而且它具有极大的包纳性和同化性，能够把任何外来文化吸纳转化成中国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对于国学的倡导者来说，中华文化几乎包含了人类文明一切精华的源泉，即使是西方的舶来品也总是可以在我们的传统中找到起源。过去一直认为市场经济与中国传统是格格不入的，现在则被认为是中华文化与市场经济最相适合，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的经济腾飞被当做这一观点的最好佐证。所以，在很多国学的倡导者看来，中华文化将是21世纪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对于人类的最大贡献，只有中华文化方能克服西方文明固有的缺点，因此，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在大众文化中，传统的复兴甚至表现得更加明显。传统的文学、戏剧、曲艺、杂技、工艺，特别是那些富有地方色彩的传统文学艺术，这些年纷纷获得新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弘扬。使人应接不暇的“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或“老人节”、“中秋节”，加上各种各样的“酒文化节”、“饮食文化节”、“茶文化节”……使改革开放后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传统中国文化的浓重气息。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消失的许多传统礼仪、习惯和风俗，现在又都奇迹般地在广大的乡村和城市流行起来。1980年代后，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恢复是如此地迅猛和势不可挡，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良莠不分的后果，不少事实证明是不良的传统也死灰复燃。例如，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升官发财”观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当对目前极其严重的干部腐败负责；过去那些封建迷信的重新流行，已经对科学文明的普及构成了严重的挑战。有人把当前党政官员中存在的“包二奶”现象归之为受“西方腐朽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如何理解“西方化”、“反西方化”、“美国化”、“反美国化”、“全球化”、“反全球化”和“中国化”并存于当代中国的现象呢？它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应当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首先应当诉诸中国近代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史，她曾经对人类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中国的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处于一种超稳定结构的状态，这种超稳定社会结构的政治基础是高度集权和皇帝独裁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是重农抑商的封建主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制度，文化基础则是与上述政治和经济制度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儒家思想。它们极大地扼杀了中国人民的创新能力，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也阻碍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进步，加上长年的外敌入侵和国内战争，所以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朝以后，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变得相当有限。与此形成明显的对比，西方国家在近代以后依靠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使经济和文化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一下子拉开了与落后国家的距离，成为世界强国。中国的清王朝末年，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的优势强行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到了这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才终于发现，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他们也终于明白，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再现昔日的辉煌，不二法门就是进行社会改革，向西方国家学习，引入先进的西洋文明。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不得不采纳中国知识分子的上述主张，在19世纪中后叶发起了“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终于踏上了现代化的征程，从而开创了中国的近代史。贯穿整个近代中国的主线有两条，一条是中国的经济文化落后，中国要摆脱落后，要富国强兵，要实现现代化；另一条是，因为中国的落后，所以中国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欺凌，处于半殖民化状态，中国要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民族要独立。所以，现代化和民族独立是中国近代化的两大基本任务。
客观地说，世界的近代文明主要是工业文明，而工业文明基本上是西方国家的产物，现代的机器、能源、动力、化工、医药、通讯等都导源于西方国家。如果把现代化狭义地界定为工业化，那么，现代化势必就是一个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工业生产、管理制度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越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近，向它们学习得越多，社会就越现代化，社会也就越进步。无怪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直接就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反之，越不向西方国家学习，或者向西方国家学习得越少，传统的东西保留的越多，进步的速度就越慢，社会也就越落后。由于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西洋文明代表先进的文明，而中国传统代表落后的东西，所以，在整个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中国先进势力与落后势力的交锋和斗争，常常表现为“西化”与“中化”之争。正如艾思奇所说，代表既得利益阶层的落后势力总是通过强调“西方的文明如何没落”、“如何不适应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传统文明如何优越”等论调，来反对中国的改革，反对中国向西方学习。这是近代中国一切保守反动力量惯用的伎俩，它抹杀人类历史的一般发展规律，是“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
然而，近代中国除了向西方学习实现现代化以外，还有另一大任务即实现民族的独立，而且这两大任务之间在相当的程度上是有冲突的。如何处理“西方化”和“中国化”的关系，更准确地说，如何既有效地学习西方国家，又能保持中华民族的独立，一直困扰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化状态，主要是由西方列强造成的，一方面中华民族要独立，也就是要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和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又要现代化，也就是恰恰要向西方列强学习。这一特殊的困境使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在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保持着一种高度的警觉：在学习西方时决不能受西方的控制，使中国彻底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正因为这样，他们特别强调要将西方的东西“中国化”或“本土化”，深怕因为向西方学习，而使中国“西方化”。由此就可以理解：在近代中国三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即在清王朝、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权下，一旦涉及到“中国化”与“西方化”的关系时，实质上遵循着一条类似的逻辑，这就是，以我为主，将西方文明为我所用，使其尽可能地“中国化”。这条逻辑在清王朝称之为“中体西用”，在国民党时期称之为“中国本位”，而现在我们叫做“中国特色”。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中华民族获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但现代化的任务仍没有完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担负起了这一任务，希望在一个短时期内使中国富强起来，赶上或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说毛泽东等人不想发展中国的经济，使中国尽快实现现代化，是不符合事实的。毛泽东倡导的诸如“赶英超美”、“大炼钢铁”、“大跃进”等运动，现在看来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不能因此而否认毛泽东也是在探索一条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过，毛泽东确实不想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即不想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也不想让中国对西方国家开放，向西方国家学习。从主观上说，一方面，这是因为毛泽东等中共领袖认为西方的制度和文明不适宜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向西方开放，引人西方的文明，会对西方国家产生依附，丧失自己的自主性。从客观上说，当时分别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也不允许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地开放，更谈不上“西化”的问题。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现代化道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民族独立，却没有如愿以偿地实现社会现代化。在毛泽东晚年，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事实上开始进一步扩大。中国在经济文化方面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仍然必须老老实实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逝世后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之一就是调整中国的现代化战略，把发展当做“硬道理”，重新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吸引西方国家的资金，与西方发达国家积极进行各种交往与合作。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新调整，使得近代以后在中国产生“西化”与“中化”之争的这一语境再度形成：一方面，中国必须向先进的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另一方面，中国又必须保持自己的民族自主性。这一语境直接导致那个长期困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问题被再度提出：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如何避免西方对中国的控制，如何使中国既能吸收西方的现代文明，同时又不至于依附它们。
每一个真正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无法回避上述语境，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对此提出自己的答案。在思考和探索上述问题过程中，一些人更看重发展对于独立的意义，认为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对维护民族尊严和民族文化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们更关心中国的现代化速度和效益，往往把强调的重点放在学习西方文明上，以期使中国人民也能尽快享受到西方人正在享受的现代文明。对于这些人来说，比起弘扬传统文化来，更重要的是向西方文明学习。相反，另一些人则更看重独立对于发展的意义，认为维护民族文化的纯洁和独立比起经济发展来更加重要，他们更担心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决不允许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独立性而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比起学习西方文明来，他们更强调弘扬中华文明。当这两部分人不能很好地相互沟通和理解时，就容易各自把对方和自己的观点推到极端，在前者看来，后者的观点过于保守和传统，而对于后者来说，前者的观点则过于西化。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中，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依然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方面处于国际社会的领先地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表现为一个不断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在不少方面免不了进行模仿，做出让步，有时甚至会受到发达国家的羞辱。比较而言，美国无论从其综合国力，还是科技发展水平来看，都远远领先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完全可以说，美国领导着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代表了西方文明在现时代的最高发展水平。毫无疑问，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他西方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对于世界所有开放的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在内，都有着不可抗拒的影响，不仅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美国化”，即使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美国化”的问题。因此不难理解，以往的“西化”，现在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美国化”，相应地，“中西”之争便主要表现为“中美”之争，“西化”与“反西化”则主要表现为“美国化”与“反美国化”。
20世纪80和90年代以后，人类开始逐步走进全球化时代，这是世界历史发展中一个全新的时代。全球化必将逐渐改变“西化”、“美国化”、“中国化”等语境，为各种文明的相互学习和相互影响提供一种新的语境。有人简单地把全球化界定为一个单一的同质化过程，认为全球化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就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其实情况决不是这样，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化过程，而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
首先，全球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或者说单一化与多样化的统一（universalization/particularization）。一方面，全球化是一种单一化，它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某种趋同化。例如，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超越其欧洲的起源，而成为全球的抽象；传统的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被核子家庭取代；民主政治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政治追求，对人的尊重，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价值，而专制政治已越来越不得人心。但是另一方面，与上述单一化过程相伴随的则是特殊化和多样化。市场经济虽然正在成为世界的抽象，但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极不相同，其差异并不见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被称为是社会市场经济，极不相同于英美的自由放任经济；东亚的市场经济则由于其严重的政府干预而又有别于其他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也一样，日本和韩国实行的是代议民主，但若严格按照英美的标准来衡量，则难说是真正的民主；世界上找不出两个政治制度完全相同的国家，虽然它们都属于民主国家，都奉行主权在民的基本制度。
其次，全球化是整合和碎裂，或者说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一（integration/fragmentation）。全球化是一种整合，是一体化，它具体表现为国际组织的增加，尤其是跨国组织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增大，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跨国大公司的作用日益增大；国家间的整合程度极大地提高，以至于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如国家主权，在相当程度上开始消解，国家间的一体化运动十分活跃，并且从原先少数人头脑中的理想开始成为现实，如欧洲一体化、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等等。但在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强调。如民族独立和民族自治运动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向纵深发展，一些中小民族也纷纷要求自治，如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最近南斯拉夫联盟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的独立运动，等等。区域自治、地方自治和社区主义浪潮也伴随着全球化而高涨，而不是消退，社区运动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正成为新的政治热点。由于地方自治在全球化背景的继续发展，以至于出现了特别反映这一矛盾发展的专门术语——“全球化的地方主义”（global localism）。
再次，全球化是集中化与分散化（centr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的统一。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的日益集中，尤其是日益集中于跨国公司。19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兼并之风此起彼伏，则更助长了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如不久前航空领域两位大哥大麦道公司和波音公司的合并即是强强联合的突出例子。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解体从某种意义说也是全球化的一种后果，但国际政治的霸权从两个变成了一个。然而另一方面，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分散化的趋势也有增无减。中小资本在世界各国仍然极其活跃，资本的集中化似乎并没有影响它们的发展；信息共享的程度越来越高，信息的集中程度虽然在提高，但却谁也甭想再垄断它；虽然霸权国家只有一个，但国际政治的多极化格局却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在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国际互联网。互联网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信息集散地，它储存了来自世界各地、来自各个不同部门的无数信息，各种信息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集中；但任何人都不能垄断这些信息，每一个上网的人都可以享用这些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这些信息又具有最大限度的分散性。
最后，全球化是国际化和本土化（internationalization/nativism）的统一。正如在前面所说，全球化正在冲破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标准和国际性规范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和遵守，“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口号，许多国际通用的标准或准则到现在才第一次获得其真正的国际意义。但是，各国在接纳和遵守这些普遍的国际准则时，始终没有忘记其本国的传统和本国的特征，而是将国际准则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国际准则本土化。例如，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同意接受和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但是在解释这些公约的意义，特别是在本国实施这些国际公约时，都深深地带有每个民族国家的特殊烙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全球化已经是谁也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只要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它就必然要被纳入全球化的轨道之中，这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经之途，中国也不例外。全球化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倡导的，全球化的规则由它们制定，全球化的过程也受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控制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必将日益增大。全球化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能在全球化中受益，也可能在全球化中受损。即使美国也不例外，“美国虽然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甚大，但所受到的冲击也是非常严重的”。
全球化将现代文明提升为全球性的抽象，而不管这种文明源于东方还是西方，所以学习现代的西方文明并不等于“西方化”，反之，学习现代的东方文明也不等于“东方化”，正如中国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并不表明中国社会的“西方化”或“美国化”一样。全球化与本土化或民族化是相辅相成的，中国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文明，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而言之，中国要真正有效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就必须充分发扬自己的独特优势。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两种似乎势不两立的态度。国内外确有极个别的人企图利用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削弱中国的力量，使中国丧失自主性，依附于某种外部势力；与此相反，因为中国参与全球化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也因为有人企图利用全球化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另有少数人则反对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我们想要说的是，全球化决不等同于西方化或美国化，任何设想中国参与全球化就会被“美国化”或“西方化”的企图和担忧，最终都将证明是短视的。对于中国目前的实际发展战略而言，毋宁说全球化就是现代化加中国化，或者说中国式的现代化。
本文原为提交2000年10月于德国召开的“全球化还是美国化”国际研讨会的论文，英文稿首次发表于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系列出版物《讨论文稿》2001年第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