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于全球化背后的无疑是一种强权政治和经济霸权主义，它不仅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是这样，就是对于发达的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实际上全球化所要求的正是以美国为标准的全球范围的趋同性。我们所需要的是既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同时又不受制于全球化的影响。

我们已经进入了真正的“世纪末”转折时刻，处于世纪末的人们往往有着某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在我们的文化艺术生产中，这种世纪末的危机感和浮躁心理就更是明显。我认为这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不无关系。对于当今这个时代的总体特征，人们已经用各种术语作了描绘：“后现代”、“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跨国资本时代”、“后殖民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等等，这种描绘无一不从某个侧面抓住了世纪末的本质特征。但从文化论争和文化批评的角度来看，我倒更情愿用“全球化”这个术语来描绘。尽管就经济角度来看，全球化的进入中国已率先在某些经济和高科技信息产业发展迅速的大都市和沿海地区得到了印证，但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全球化（globalization）作为人们开始关注的一个现象最初是出现在经济学界和国际金融界的，将它用来描述一种全球范围内跨国资本的运作和经济发展的竞争态势是比较恰当的。由于全球化现象的出现，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每一个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波及：直接得益于全球化者自然欢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受害于全球化的人则不可避免地抱怨全球化的无情和霸权。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全球化都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以不同的形式渗入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中。最近它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的又一个热门话题，也渗入到了我们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话语中，对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构成了有力的挑战，并且在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中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应。

既然“全球化”现象首先是一个经济学界和金融界的现象，因此它必然先给经济领域带来一定的后果。经济全球化使得所有的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大的市场机制的循环中，发展迅速者自然处于优势，而发展缓慢或原有的经济实力薄弱者自然受到波及乃至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一般人也许会善良地认为，全球化是不受人控制的，全球化范围内的跨国资本虽然来自某个特定的国家，但一旦它进入全球化的机制，就既剥削弱国同时也剥削本国的同胞，因此全球化的法则是一个纯粹经济法则。其实情况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简单，隐于全球化背后的无疑是一种强权政治和经济霸权主义，它不仅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是这样，就是对于发达的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实际上全球化所要求的正是以美国为标准的全球范围的趋同性。按照某些欧洲学者的估计和测算，就全球化使大多数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边缘化而言，其比例是20%：80%，也即占世界总人口的20%的精英分子可以直接受益于全球化，而其余的80%的人则服务于全球化的法则，这部分人生活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球化的服务水平如何。人文知识分子自然难逃这一无情的法则制约。但上述这一比例仅仅是从西方的后工业社会的现状而得出的，若将其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第三世界国家，恐怕比例还得缩小为10%：90%或5%：95%。对于这一点，我们切不可盲目地为中国近几年某经济繁荣的表象而感到乐观，隐伏在其中的种种内在危机若得不到适当的自我调节，很可能引发出不可收拾的后果。我们今天只是刚刚进入全球化的大循环中，就已经感到了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两方面的后果：挑战和机遇。就其挑战而言，它使我们的相当一部分不适应国际性竞争的企业边缘化，同时也使我们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观念老化、方法陈旧的知识分子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被放逐到社会和文化的边缘，或者成为激烈竞争中的牺牲者。因而全球化在广大人文知识分子中受到的抵制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不管是在经济学界还是人文学科领域，对全球化采取一种审慎的、辩证的甚至批判的态度是必要的，也即对之既不可盲从，也应认识到其重要性，以便思考出我们相应的对策。

既然从事人文科学的学者也关心全球化这个话题，这本身就说明了它对当今的文化学术研究同时有着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就我们从文化学术理论研究的视角出发来探讨全球化问题而言，我们探讨的中心问题主要是文化的全球化现象。这一现象是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是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论争而导致的一个结果，由于后现代主义消解了一切假想的等级制度和人为的界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界线（例如欧洲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实际上为一种新的全球化（现代主义的“整体化”的变种）现象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全球化是对现代性的反动，全球化话语则是对现代化话语的超越。文化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抹去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差异，使其在同一个平面上显出趋同性特征：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过程中，强势文化必然更加强大和更具有霸权特征，弱势文化则会在强势文化的侵蚀面前束手就擒。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经济上这套法则不尽一致的是，文化上的强弱未必与经济上的强弱成正比。近几年来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兴起的“儒学热”就说明了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样，在西方帝国的中心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思潮异军突起，则将探讨全球化的触角推向了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少学者都从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全球化问题，例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导致全球化现象的后现代性条件时指出，这些条件至少包括这样三个：资本的全球性运作，信息时代的来临和其他高科技的冲击以及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在这三者中，跨国资本的全球性运作无疑居首位。他实际上是在引导我们把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置于一个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下，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更加有效地针对跨国资本和全球化时代的种种后现代现象提出对策。另一位精通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美国左翼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则更为关注文化全球化问题，并发表了大量论著，讨论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德里克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的大会发言中指出，“由于与新的传媒实践结为一体，因此所产生的文化后果同样也是剧烈的；随着新的资本主义切断了政治界限，因而也就切断了文化上的界限。随着资本从一地向另一地运动，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便是一种本土化”。这就清楚地指明了全球化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后果：文化上的全球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但与此同时，民族政治上的本土化倾向则对全球化起到了某种牵制作用。这种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立和互动关系恰恰是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最为关注的两个问题。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给文化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全球化，这一点已经从目前国际文化学术界的论争和对话这两大趋势中见出端倪。在某些学者（尤其是美国的亨廷顿等人）看来，在未来的时代，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冲突不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冲突，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差异则会上升为占主导地位的冲突；而另一些主张文化相对主义和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学者则认为，文化的冲突与共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互动作用，因此如果协调得好，这种冲突是可以制止或压缩到最小的限度。因此，未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讨论和对话的关系，通过对话而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融。我认为，随着东方文化价值的日益被西方人所认识，所谓文化相对主义已经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也即任何文化都是相对于另一种文化而存在的，任何文化都有其自身的萌发期、发展期和全盛期，当一种文化进入全盛期时，它的发展历程就走到了尽头，而它的衰落也就隐于其中，这时它就需要从其他文化中获取有益的营养使之完成本身的自我调节。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我们很难说它是否能保持原来的那种“纯”的程度，“五四”以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如此，近几十年来开始吸收东方文化某些观念的西方文化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因而文化的论争及本来存在的冲突完全可以通过协商，对话和谈判得到缓和，而当冲突缓解时，新的共融也就出现了。我以为这将是未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化总体发展的趋势。

现在再来看看近几年来中国文化的状况。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社会的文化现状可以印证全球化带来的后果。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原先被压抑在边缘的当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了各种形态：面对大众文学的挑战，经典文学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各种小报的周末版和副刊成了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快餐”；有着更多观众的电视艺术对需要更大经济和艺术投入的电影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因而致使中国电影受到来自好莱坞（西方文化）和本土（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的双重挑战，在西方社会早已不那么时髦的卡拉0K歌厅也开始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欧洲古典音乐和艺术歌曲的领地；话语权力和市场经济的双重运作制约着图书市场的生存和发展，书商的崛起更是强有力地冲击了本来就在日益萎缩的图书市场，使之变得越来越具有商业行为特征；高科技的发展以及后工业时代复制技术的发达甚至使以MTV的形式来塑造歌星和影星成为可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诚然，文化生产者在创造文化艺术产品的过程认识到并认真考虑“消费者”（读者和观众）的因素以及市场运作机制的重要性了，这较之过去的单一的政府干预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毕竟文化产品的生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消费品的生产，它虽然也同样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但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的价值并不能简单地以市场的接受程度和生产的数量为衡量的标准。因而对文化产品的估价就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我认为，文化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也是两方面的后果；其积极的方面体现在，它使我们的文化生产和学术研究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规律，而非简单的政府行政干预，这样便使得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了；而它的消极方面则表现在，它使一部分精英文化或非市场化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受阻，因而造成了新的等级对立。当然，在当今这个充满种种偶然因素的后现代社会，精英文化艺术有时也会出现一度的繁荣和走红，例如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进入中国和中国古典诗词在中国大众中的普及就是这种精英文化反弹的具体现象，但这种反弹现象并不能说明精英文化就一定会比大众文化拥有更大市场，大部分精英文化产品始终只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受到同行们的欣赏和研究。对于文化全球化语境下出现的这些现象，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何种对策？这已成为我们文化研究学者关注和必须正视的问题。

在当今的中国文化学术界，随着对全球化问题的关注，讨论“文化研究”的论文和研讨会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无疑对活跃文化学术气氛、尽可能在文化研究这个中西方学者共同关心的课题上实现跨文化对话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实际上是当前风行于西方文化理论界的一种具有“非边缘化”（demarginalization）、“非领地”

（deterrtorialization）和消解中心（decentralization）等特征的学术话语和理论思潮。本文所说的文化研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以及大众文化的研究，其中包括以研究后殖民写作/话语为主的种族研究，以研究女性批评和写作话语为主的性别研究和以指向东方和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历史等多学科和多领域综合考察的区域研究，此外也应加上考察影视传媒生产和消费的大众传媒研究。文化研究的特征是当代性和大众性，它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天然屏障，使不同的话语力量得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对话和沟通。就东西方文化关系而言，由于文化研究的鲜明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和消解中心特征，它所主张的是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也即不同的文化都各有其存在价值和合理内核，在一个多元文化语境之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互动、互通和互补，而非对立和冲突。对于这一大的趋势，我们的相当一部分学者还未能意识到，其原因主要是，针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另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进行着抵制的反击，这就是文化本土化。

当然，本土化有着多种不同的形式。就全球化的美国中心意识而言，欧洲学者和政治家是极为反感的，他们多次呼吁加速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今年开始启动的欧元统一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对美国政治和经济霸权的一种牵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大范围的本土化倾向。对于我们从事跨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来说，我们更关心的是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本土化倾向，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跨文化交流和对话能否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继续下去。目前，我们不安地看到，在一些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本土化的潮流作为全球化的对立物被夸大到极限：在日本这个大大西化但却仍在许多方面保留自身独特的民族文化本质的发达东方国家，本土化的倾向表现为对日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和文化形象的树立，当然这种弘扬和树立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的强大经济实力以及日本民族的民族魂，但这种本土化情绪若被夸大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步，就有可能被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利用而导致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扩张欲望的膨胀，并有可能威胁到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在印度这个典型的“后殖民地”第三世界国家，本土化的尝试与印度民族的非殖民化斗争密切相关，终因印度自身的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太大而不大可能对周围的民族构成太大的威胁，但这几年在这个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国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已足以说明本土化势力的过于强大所带来的恶果，它最近频繁进行的核实验就说明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有可能转化为向外扩张行动。这说明，面对全球化，采取一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本土化策略并非上策，它有可能加剧本来就已存在的区域性的冲突，进而引发东西方国家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对立。

文化全球化在中国的语境下也受到强有力的抵制，这主要体现为对所谓“大中华”意识的不恰当的弘扬。诚然，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应尽职责，但是试图以自己的文化价值来取代其他民族的文化价值则是不可取的，过去西方国家曾试图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东方国家，但最终仍未获成功，在世纪末的今天，有人试图以“大中华”文化来统一东方和西方也照样是不现实的。现在，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及海外的华人区内，主张用“新儒家”思想（Neo-Confucianism）来统一21世纪的世界文化的呼声也有增无减。这一切实际上都为一种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对立推波助澜，这其中明显地显示出弊大于利。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反对强调任何一方面，因为以文化全球化来取代本土化只能导致中国文化特征的丧失；反之，过分强调文化的本土化，一味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容易滋长另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其结果必然使我们的对外文化学术交流停滞甚至倒退，进而给我们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蒙上一层阴影。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潮流，我们的对策应首先是顺应它，同时在不损害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利用它来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和对话使得中国的文化研究真正与国际（而不是西方）接轨。在进入本世纪最后一年之际，我们所需要的是既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同时又不受制于全球化的影响，因此正确的态度是顺应国际潮流，与之沟通对话而非对立。这就是我对未来的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发展方向所持的态度。

原载《东方文化》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