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刊文分析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针对其改革提出了建议，并指出亚洲国家应当通过G20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从根本上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已经无法应对过去几十年中快速全球化过程出现的新挑战，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复杂和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的需要。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积累外汇储备的需求不断增加。如果这个趋势不变，到2035年，美国之外的美元外汇储备与美国GDP之比将由当前的不到50%上升至700%。第二，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美元资产上，尤其是对美国国债的需求。由此美国将难以实现内外部平衡，“特里芬难题”会因为美国经济走弱变得更加严重。第三，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过度依赖单一国家（美国）提供货币，让中心国家权柄过重，它以最低利率就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出售短期国债。第四，全球金融体系过度依赖中心国家的金融体系及其维持币值稳定的能力。这种依赖加剧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第五，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下，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扭曲。资本由生产力高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流向资本回报率低的发达国家。这种扭曲减少了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它们正需要这些投资来改善基础设施、构建基础产业和实现更高经济增长。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可以从对外汇储备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两个角度出发，得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路：

第一，需求方改革的核心在于如何降低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广泛存在的外汇储备需求。具体来说，需要降低新兴经济体为防范货币危机而积累外汇储备的自我保险需求。具体措施包括第三方保险，或者扩展从全球或区域性外汇储备库获得救助的机会，甚至诉诸全球最后贷款人等。但是第三方保险的成本太高，构建更强有力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是更好的选择。

第二，供给方改革的焦点集中在如何让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而避免主要的国际储备都来自美元储备。具体建议包括转向多元储备货币体系、增加并广泛使用特别提款权、创造新的全球储备货币等。多元储备货币体系比较可行，但会降低国际货币体系的网络外部性，增加贸易投资的成本。创造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在政治上不太可行。而扩大对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会遭到美国的反对。

第三，改革的前景。国际主导货币会随着各国经济力量的消长而变化，但存在较大的时滞。在初期，原来的主导国不愿接受变化并推动改革，而新兴国家也为是否要承担储备货币发行国这样的重大负担而踌躇。因此，变化将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老牌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应当加强合作与协调，确保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平稳过渡，而不是让它崩溃。要改革IMF，使其在作为最后贷款人开展双边及多边监管时更有效率。需求方和供给方的改革能否成功，都取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效率以及G20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G20已经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平台。

用合法性、代表性和有效性等标准来评价G20可以有以下结论。虽然G20缺乏国际协定或条约基础，但其成员国占世界GDP的85%、贸易的80%、人口的67%，分布遍及各大洲，且包括了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因此，合法性和代表性并非G20行使全球治理论坛功能的主要障碍。但有效性是G20面临的重大挑战。

全球治理机制需要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充当立法机构（legislature），G20可为备选。立法机构有两大职能：制定和通过法律，以及监督行政机构。应授权G20监督国际经济组织的运作。此外，G20还应是成员国间进行有效政策协调的场合。为此应对G20的机制进行创新。一种方案是设立常设秘书处，挑战在于如何使秘书处保持小规模、非官僚化并且由成员国政府来推动落实相关计划和承诺；另一种方案是在立法和技术方面强化对G20的有效支持。

亚洲国家应当通过G20平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其作用包括：第一，掌握开放的多边机制的领导权；第二，在确定全球经济议题中承担更大责任；第三，为发展中国家做出贡献；第四，增加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第五，创造新的机构和论坛。

本文原名为“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Reform and the Role of Asia：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the G20”。作者Yoon Je Cho现为韩国西江大学国际学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曾任韩国总统经济顾问、韩国驻英大使等职。本文于2012年3月刊于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