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债务危机的演进，统一的欧洲带给欧洲人民的福祉正遭受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大挑战，救赎成为欧洲大陆难以漠视的现实。曾经创造欧洲文明的希腊人、曾经勇敢彪悍的爱尔兰人、曾经充满冒险精神的葡萄牙人，先后成为这场债务危机的救赎对象。幸福是相似的，而不幸却是大相径庭的，爱尔兰已经走在复苏的大道上，希腊还在债务的泥潭中苦苦挣扎、欲罢不能。

在法国第五共和国财政部任职时间最长的前部长拉加德领导的IMF的援助下，欧洲基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开展了一个广泛的自我救赎。甚至有人将债务的魔爪比喻为14世纪的黑死病，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救世主，那么债务危机和欧洲联合将走向一个更加困难的境地。但更现实的比喻是，欧洲需要27个舵手共同的努力，否则欧洲的未来或将搁浅在债务的礁石上。

在政治博弈和利益博弈的纠结下，欧洲的救赎并非一帆风顺。2012年12月9日的欧盟峰会，英国的缺席就好比欧洲救援的诺亚方舟缺少一个重要的舵手，救援的节奏突然被迫改变。如果说1992年的英镑危机是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的合理理由，那卡梅伦缺席欧盟峰会或许寻找不出一个充分必要的解释，这远比德国不愿意在欧洲央行承担最后贷款人上妥协更让市场生厌。欧洲需要在短、中、长等不同的维度对现实的金融风险、财政货币结构矛盾以及欧洲团结等做出重大的救援，这一切都需要团结和妥协，而不是分裂与固执，最大的救世主似乎只有欧洲自己。

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债务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的问题”，甚至是全球性问题。达沃斯2010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就认为，下一次危机最有可能就是主权债务危机，债务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的重要关注。现实的发展也验证了2010年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判断是正确的。

现阶段是欧洲债务问题不断扩大并向大中型成员国蔓延，如西班牙和意大利，是债务危机内在的一种传染过程，也是偿付能力的进一步恶化，可能演化为一种持续性的偿付困难。例如，根据2011年7月希腊第二轮救助计划的内容与机制，以及债务问题解决的历史经验，第二轮救助计划只能暂时缓解希腊的偿付危机，而无助于希腊偿付能力的实质性提高，债务问题的最后解决可能需要借助于市场渠道才能完成，主权债务重组可能是希腊债务危机的最后归途。因此，包括希腊等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重组，比如利率结构和期限结构调整的“软重组”，现实的发展表明软重组是市场的一个良好的意愿，硬重组的可能性已经陡然增加。

如果风险（包括违约）蔓延至其他易受冲击的国家，以及由于欧洲银行大量持有周边国家债务，就会导致欧元区内爆。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90%的外债（包括公司债和主权债）是由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其他欧洲国家银行持有的。鉴于违约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欧元区和欧盟不会让希腊和其他成员国出现违约的情况，即欧元区和欧盟存在必然的隐性救援。值得注意的是，欧元区的隐性纾困担保虽然不可避免，但在财政领域形成了道德风险，而这正是欧洲央行应该通过加快实施退出策略来极力抵御的。欧元区和欧盟必须足够警惕，采取相关的政策措施，防患于未然，而且欧洲针对债务问题的改革必须是深刻的，希腊、意大利等经济体和欧洲债务问题的最终解决和后续改革必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Chatham House，2010）。

但是，由于目前欧债危机正在深化，改革可能是未来的任务，对于欧元区和欧盟以及IMF，目前更主要的任务是有效地实施危机的救援。一是出台系统性的政策，解决债务危机发生的经济体的债务处置问题；二是防范债务危机向银行危机演进；三是防范债务危机向大中型成员国，特别是意大利传染，以避免系统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