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和国内改革的持续深入，使笔者更加感到理论的重要。但坚持和发展正确理论的前提是正确对待历史。近些年，笔者又重温了党史，更加感到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在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基本完成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以及从这时开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同时，也对1957年反右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所犯错误进行了相关思考。思考中，总有这样一个问题盘桓在自己的脑际：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在党的历史发展的许多重要阶段，毛泽东的功绩如一座座巍峨的高山，让人敬仰；而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毛泽东的种种错误为何突然涌显，让人扼腕叹息，反差如此之大，如夏冬意外之衔接，让人不可思议呢？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也不是。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实践中来。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那么，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能不能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或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呢？笔者认为同样不是，人的错误思想的来源也只能是社会实践。只不过，正确思想是对社会实践正确的反映，错误思想则是对社会实践的错误反映。

如果说，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同样是来自社会实践的话，那么，其肇始于何时何由？探寻此思想发生、发展和演化的轨迹，无疑有助于认识我们时代的变迁和毛泽东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理论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他十分注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逐渐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在建党、建军和建政的过程中，他一直高度重视保持党、军队和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深刻论述党、军队和政权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的极端重要性，并为此始终不断进行着认真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从而形成了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这为指导我们党、军队和国家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军队鲜明无产阶级性质战略思想探索的端倪显现于1927年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三湾改编”。那时除了整编部队以外，更为重要的是把党组织建立在连上，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队雇佣关系；酝酿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丰富完善为“八项注意”——笔者注）。“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三湾改编”的三项重要内容之一——实行民主主义，不仅对团结广大士兵群众、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作用，丰富了我党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同时也可以说是丰富了党内民主和保持党的性质永不变色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思考同时也显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之时。当时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泽东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1933年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明确指出，如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有贪污腐化，民众应立即揭发，苏维埃政府应立即惩办，绝不姑息。1934年1月23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报告中明确提出：“财政的支出，应根据节约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努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当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容许此种现象。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这种充分的民主精神也只有在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存在。”928358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有过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和反腐倡廉的多次精辟论述，但上述1934年的这段论述，十分重要，过去我们往往有所忽略。这一论述，实质上提出了实现人民民主这一更高更充分民主本质的根本途径，这就是“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这一思想，其实就是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928359思想的雏形。

毛泽东关于如何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思考进一步显现于延安时期。黄克功，1927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团长、旅长。1937年9月在延安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毛泽东随即致信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928360这对当时全党、全军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1944年3月，毛泽东阅读了描述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永昌演义》。他关注这位英雄人物，但让他更加关注的是李自成由胜利转为失败的历史教训。1944年，郭沫若应约撰写并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的《甲申三百年祭》，记述了李自成所率起义部队进京后，因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毛泽东当即指示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同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报告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928361同年11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928362

毛泽东关于如何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思考更直接地表现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初。当时毛泽东会见到延安参加国共商谈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时任国民参政员黄炎培。黄炎培通过在西北黄土高原窑洞里与一群生活简朴但又充满生机的共产党人的短暂接触，深信这些人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全国执政，但他也有着更深层次的忧虑。他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 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928363毛泽东对民主的概念曾有过多次明确阐发。1939年11月，他在《在边区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到底什么是民主？民主，讲俗话就是老百姓能起来说话、活动、想办法。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又指出：“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928364笔者认为，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民主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通俗表达。毛泽东提出“人人起来负责”的思想，实质上是党在夺取政权前特别是在执政后永远保持党的根本性质、保持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从而跳出人亡政息历史周期率的根本途径，实质上这也是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绝大多数人起来自己为自己负责，从而实现自己为自己当家做主；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则是绝大多数人通过选举把权力让渡给极少数“精英”，让他们为绝大多数人负责和当家做主。当然，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选举本质上背后是由金钱直接操纵的，或由金钱直接操纵媒体进而间接操纵选民等手段而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在其形式上如都搞选举，在一定范围内都是一人一票和少数服从多数等，但在其内容即本质上却有根本的不同。前者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后者的本质是资本当家做主。民主的名称相同，但其实质的不同却泾渭分明。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普世的是形式即过程，普世的不是内容即价值。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不可能有真正纯粹意义的“普世价值”。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中，如何才能唤起人人都有起来负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何才能建立保证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机制与制度，防止党永不变质呢？1948年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也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

这充分说明，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对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经验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