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在延安与黄炎培谈话之后，可以说，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课题始终萦绕在毛泽东心头。

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一个多月后，日本即无条件投降。1946年6月，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拉开大幕。三年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几乎全力指挥战争，但他十分强调党“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9283651948年1月，解放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为了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对党内的指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要求人民军队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民主，并明确指示：“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928366军队内部开展的三大民主运动，为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根本保障作用。

在三大战役顺利结束后的1949年3月5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深知，建立新中国已指日可待了。如何跳出周期率这一重大课题可能又涌上毛泽东的脑海。他在会上警示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928367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中还指出：“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928368应该说，这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历史的实践和发展，已经充分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北平。临行前，毛泽东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928369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时间没过一年，即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访苏回国来到哈尔滨，这也可以算作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国内视察。在哈尔滨吃第一顿饭时，他即发现招待得十分丰盛。他当即提出严肃的批评，为省委题词：“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9283702月28日，他到了沈阳，当地饭菜安排得比哈尔滨还好。上述两餐他都因同时从苏联返回的胡志明在场而只是象征性地吃了几口而没有“罢餐”。在沈阳这顿晚餐他只用了半个多小时。饭后，他很不高兴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9283713月1日，毛泽东在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讲话，重点讲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他严肃批评并愤愤地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928372

尽管如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担心很快被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国家机关中部分工作人员的腐败现象便频频出现。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疾呼：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928373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同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中央报告了河北省揭发出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期间贪污的严重犯罪事实。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十分忧虑，他甚至用一股“贪污浪费的狂澜”928374形容此现象。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审改此《决定》时，特地加写了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928375随着“三反”深入，发现党内贪污分子大多与不法资本家有关。如，天津不法商人马玉恒，一人腐蚀干部170人，其中团、师、军干部达25人。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928376斗争的指示》。“三反”“五反”斗争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0月结束，历时近一年，取得了重大成果。全国县以上机关查出贪污1000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包括被判处死刑的刘青山、张子善等42人。据中纪委截至1952年7月的统计，参加运动的有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强；贪污分子中有党员20.2683万人，其中6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约2万人被撤职查办，4029人被逮捕法办；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一级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928377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的“五反”斗争中，京、津、沪等九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私营工商业者，犯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为90%。928378

“三反”“五反”有效地遏制了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当毛泽东下决心要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时，有同志为他们求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928379事实完全可能如此。

对刘青山所犯错误，并非无人抵制。但刘青山振振有词地回应：“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这种打天下、坐天下、享乐天下的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及近百年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党政领导干部中有不少人受这种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摆脱上述思想的熏染，这种思想也不可能随着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而从一些人的脑海里消除。享受与特权、特权与腐败的界限在哪里，对于那些腐败分子来说，就更加分辨不清。

为切实保证我们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毛泽东为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耗费了大量心血。宪法从1953年底开始起草到1954年9月正式通过，历时九个多月，全国共有1.5亿多人参加讨论，提出了5000多条意见，先后修改20多稿。在宪法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力主限制个人权力，并考虑到各个环节积极性的发挥和制衡。毛泽东说：“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了个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928380，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928381设国家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他还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92838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这一条，是毛泽东提出并再三坚持的。后来，我国宪法几经修改，但仍然是建立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的，是1954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这就是毛泽东从国家政治体制层面，从法律上保证发展国家的民主化，进而保障人民的当家做主。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对新中国快速发展的生产力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管理权是所有权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所有权的根本体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领导干部意味着冲锋在前、牺牲在前；而在建设时期，管理权的相对集中，也为一些官僚主义分子甚至腐败分子提供了脱离群众、违法乱纪、追求特权享受的便利条件。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翌年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会上，刘少奇着重讲了不要脱离群众和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的问题。毛泽东接着刘少奇的话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928383

毛泽东异常清楚，兴衰更替的周期率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只是刚刚破题。他在抓三大改造，讲“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928384的同时，对“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928385的现象高度重视，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滋长的现象高度重视，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的现象高度重视。因此，他强调：“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928386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明确要求“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9283875月4日，又在《中共中央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成效）”。9283881957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整版刊登了22位中、小学教师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题为《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5月14日，毛泽东读了发言摘要，写批语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说：“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928389

有的研究人员认为，1957年的党的整风一开始就是搞阴谋，是为了“引蛇出洞”，这是误解。整风的本质，是要防止党脱离群众，保障党不变质。开展整风之后，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畅所欲言，对党、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大量批评、意见和建议。党和毛泽东同志明确肯定这些批评，“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928390各级领导干部中的绝大多数对大家的批评甚至态度、言词有些过激的批评也是认真接受并虚心改正的。但也有的干部对大家的批评甚至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很不理解，个别的还窝着一肚子火，对在全党开展整风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实质上主要来自部分干部在全国解放后的享受和特权思想。

但是，由于1956年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迅即引发了“波匈事件”，国际上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气候。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在中国也将很快出现“波匈风波”。他们利用帮助党整风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一些人公然说：“现在政治黑暗”，“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甚至毫不隐讳说“请共产党下台”。在此情势下，我们党不得不中止整风，被迫开展反右斗争。党的《决议》指出：“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928391《决议》的论断完全正确。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长期复杂的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斗争还会发展为政治斗争。由于我们党对领导这种斗争缺乏经验，加上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某些具体背景和场合下不容易区分清楚，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对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毛泽东本人无疑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央其他有关领导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邓小平就坦率地承认：“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928392勇于承担责任，坦诚地作自我批评，这正是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伟大之处。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不少人也有直接的责任。整风被迫中止开展反右后，一些有特权和享受思想的领导干部，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使他们受到很大的伤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领导干部对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负有更直接的责任。此后，群众给领导提意见都是小心翼翼的了。1957年以后，我们党又开展几次小规模的整风，但由于反右斗争的严重的扩大化，成效都不明显。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告诉笔者：“1957年10月间的一个周末，我与稼祥同志到中南海春藕斋跳舞。毛主席问我，仲丽呀，你们单位打了多少个右派？当时，我任友谊医院院长兼党总支书记。我回答，十二三个。主席又问，你们有多少人？我说，一千二百左右，有十二个科室。基本上是一个科室打了一个。主席说，你们是搞自然科学的，有那么多右派？我不相信。你回去后能否甄别一下，砍它一半？那时的保密观念和纪律观念强。回到医院我又不能说是主席的指示。我们总支讨论多次，要往下砍，但每个科室抓了一个，每个科室主任都不同意砍掉本科室的。因为每个科室抓的‘右派’，往往都是本科室与自己对着干的‘刺头’。在整风时，这些科室领导对给自己提了意见特别是言辞激烈的人，十分窝火。整风被迫停止开展反右斗争后，正好给这些领导提供了出气的机会。在我们当时的友谊医院，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在整风时要给科室主任提意见，一位老同志劝他说，这个主任官僚主义确实严重，但他报复心也很强，你还是不提为好。这个小伙子说，党开展整风号召群众提意见，就是让他改掉这个官僚作风的，为什么不能提？这位老同志摇头说，你呀，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小伙子说，我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结果，那位科室主任说，你敢说党是老虎？这还不是典型的右派？！我原打算解脱几个人其中包括这个小伙子的，但由于各科室领导的坚持，原来划定的十多个右派，一个也没被砍掉。”

在毛泽东的眼皮子底下的中南海，1958年3月也发生了一起反右扩大化的“八司马事件”。就全国来说，此时的反右运动已进入尾声，但中南海的中央机关的整风按计划排在后面，到此时才开始进行。中央政治秘书室林克、戚本禹（戚本禹后来在“文革”初期做了不少坏事——笔者注）等八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了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认为这八个年轻干部“反党”。中南海的干部中竟然出了“反党分子”，这在中央机关里当然是件大事。有人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当时在成都开会的毛泽东，毛泽东很是吃惊。毛泽东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八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林克、戚本禹等八个年轻干部这才幸免于难。928393

笔者认为，朱仲丽所举的例子和新的“八司马事件”，可能有一定普遍性。有些人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是极不公道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党总是在犯各种错误中，在一些同志遭受委屈的过程中取得成就而不断前进的。毛泽东委屈过别的同志，但毛泽东本人也遭受过别的同志的不少委屈。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不实事求是地怪罪他甚至有人咒骂他。他离我们而去37年了，今年又是他老人家诞辰120周年。他无言。但我们活着的人，就不能为他老人家讲点公道话吗？我们决不能因为自己或自己的亲人受过委屈，就要否定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事实证明，那时我们党内和社会上确有右派。当年被打成右派者有的如今公开承认：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且至今并不以为非。时隔50余年的这种自白，进一步证明了当年反右斗争的必要。当然，我们也应充分看到，党对当时右派进攻和阶级斗争的形势确实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在反右斗争时也确实采用了错误的斗争策略和方式，使大量的同志和朋友特别是知识分子受到伤害，他们的家属、亲友受到牵连。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也使刚刚形成的民主空气被严重破坏，毛泽东原想通过整风形成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非但没有形成，从一定意义上讲，反而助长了原来所要反对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一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1958年后，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抓经济建设，抓技术革命，抓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其间取得很大成绩，同时也遭受了严重挫折。但“如何跳出周期率，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主题毛泽东始终念念不忘。在1958年5月20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一次严厉批评令人厌恶的官气：“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928394毛泽东从一些干部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一官气的青 之末，就看出了能否破除这一官气与能否摆脱历史兴衰周期率及防止出现大国沙文主义的关系。我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政治敏锐性。

反右斗争后，毛泽东逐渐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重新作出判断，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出破除一些干部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同时，提议改变了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从此，党的指导思想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方向逐步发展。这是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给中国政治生活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