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和总结历史，我们还应十分关注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及“文化大革命”理论形成的国际背景。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6月，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928395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毛泽东高度警惕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1959年11月12日，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杜勒斯在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928396此后，毛泽东多次讲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正是在国内外纷纭复杂的形势中，毛泽东逐渐把防止党和政权变质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进行思考，逐渐推动着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战略策略重点的改变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但这一方针在国内实施的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走向了极端，这是令人痛心并应永远汲取教训的。

从1962年到1966年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方面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特别是1962年下半年对农村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问题，毛泽东与绝大部分中央领导发生的严重分歧，使他更加感到两条道路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了建立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经济基础。他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928397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并在会议《公报》中写道：“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92839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在引用上述论述后指出：“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和发展。”928399笔者认为，此画龙点睛的评述极为重要。

1963年8月，毛泽东会见非洲友人。当来自南罗得西亚（今为津巴布韦——笔者注）一位20多岁的使者问，苏联克里姆林宫的红星消失了，中国天安门的红星会不会消失时，毛泽东回答说：“我们也害怕，中国会不再是一个革命国家，而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如果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后果要比在资本主义国家更糟糕。共产党就会变成法西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在苏联发生了。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还不知道要如何应付。”928400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是在苦苦思寻如何防止苏联党和国家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一关系党、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更加明确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928401

在1958年“大跃进”中，毛泽东也曾一度头脑发热，全党、全国曾出现浮夸风、要求取消商品生产等不正常现象，但正是毛泽东最先察觉并开始纠正。为了从根本理论上解决问题，他一方面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的委员会委员，建议大家一是读斯大林审定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是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要求每人每本读三遍，以纠正上述偏错。另一方面，从1959年12月上旬直到1960年2月，他亲自带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几位秀才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发议论。他在议论中说，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和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所有制性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还是不会有多大变化的；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并且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沿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不断完善和发展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二是也存在着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的逆向发展的可能。这两者都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产生影响。所以，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突出出来了，核心问题是防止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确保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搞整风、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否则，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有可能受到损害甚至变质。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要同工人打成一片。他说，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毛泽东在议论中还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他还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属于权利问题。这里虽然是就企业的性质和劳动者管理上层建筑等提出问题，实际上是在思考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的大问题。

为了防止人与人之间关系出现质的变化，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要联系群众、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在笔者印象中，强调得最为突出的有两次。一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上的批示。他在其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很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928402这则批示，对于当时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来说，显然是估计过重了。但是，若把这则批示精神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显然是我们党应给予高度重视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与杜勒斯都是历史长河中的战略家，不过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有着根本的不同。二是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对当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的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上的批注。他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在这一批注中，还在薄一波注释为“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这些人”旁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928403此批注表明他当时已判定：党内出现了一个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显然是把当时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并为他晚年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回顾毛泽东上述心路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解决当时的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并由于其他中央领导的错误认识，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初，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在后来发展成“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在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始终高度关注苏联党的演变进程，并始终结合国际斗争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建设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继续思考着国内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重大战略问题。

吴冷西回忆说，1961年9月15日中央常委在讨论《苏共纲领草案》时，毛主席说：“看来，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高薪阶层，包括那些收入很高的经理、作家、科学家，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家、科学家，而是一些在银行存了几十万、上百万卢布的那么一些人，他们有一本支票，可以任意从银行里取钱。在苏联党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这个特殊阶层还包括社会上的盗窃集团和搞非法经营、搞黑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那么一帮子人，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苏共纲领草案》中。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赫鲁晓夫讲的全民党是一种欺骗。现在苏联社会正在分化。要从经济上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是很不容易的，在意识形态上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长时期的事情，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甚至要几十年、上百年。这个高薪阶层对低薪阶层毫无人道主义，而赫鲁晓夫却大讲人道主义。其实，现在苏联社会是很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还有反革命分子，还有帝国主义间谍。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复杂，怎么能说是一个全民国家呢？”928404对苏联党的演变进程的关注，一方面，这使毛泽东的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得到进一步充实，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更加严峻和脱离实际。毛泽东于1964年2月29日与来访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谈。会谈中，毛泽东从国际上的反修防修斗争谈到国内的反修防修斗争。据有关材料披露，毛泽东谈到，如果让像赫鲁晓夫一类的人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苏联共产党元老——笔者注）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毛泽东还说有些人不作声，但是等待时机，所以要提高警惕。毛泽东对当时苏联党内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联系和延伸到我们党内，显然他是严重夸大了当时党内不同意见的状况，并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接着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假如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是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他还甚至明确表示：“我死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928405会晤结束后，毛泽东意犹未尽，对前来给他检查身体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928406

据吴冷西回忆，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十年论战中，毛泽东对《九评》的写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回忆《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吴冷西说：“毛主席召开几次会议讨论《九评》修改稿，也是逐段边讨论边修改，而且他自己也动笔修改。”吴冷西还回忆说，“一次讨论中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后来我们根据毛主席6月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举了他提出的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928407《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样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928408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戈尔巴乔夫。邓小平先是简要地回顾了中俄、中苏之间近一两百年来的风风雨雨。在谈及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邓小平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928409笔者认为，邓小平说的很准确。中苏论战中，中国共产党说的并不都是全对的，言外之意，也都不是全错的。1991年10月，邓小平又指出：“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老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928410经过近50年历史风雨的检验充分证明，毛泽东当年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是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具有十分重大的深刻的现实战略意义和无比深远的历史指导意义。

1965年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越来越严重，愈来愈形成这样一个固定看法：中国会不会资本主义复辟，关键不在基层，而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其危险比自下而上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而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对此或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或者很不理解甚至有较大抵触情绪。这就使毛泽东把形势看得更为严峻。

2012年11月15日，在中央警卫局专门从事后勤服务保障工作整整40年的王振海告诉笔者，“我亲耳听到我们老局长张耀祠说，1965年，毛主席到外地视察，饭后我们陪老人家散步。散步中，毛主席说：‘我多次给你们讲，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听不进去。你们听厌了，听得耳朵结茧了，我还要讲。免得将来你们受苦时，怨我这个老头子事先没有给你们讲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在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之时，仍笃信自己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阐发井冈山精神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928411他还说，当时的“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928412“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他还说：“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928413毛泽东当时认为，苏联党已经变成为修正主义的党，其根源是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结果在苏联逐渐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这次重上井冈山的过程中，毛泽东还对陪同自己上井冈山而中途离开的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当众大声说道：“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928414不少党史、国史专家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等领导人的真正的重大分歧，实质上是从要不要实行包产到户上开端的。若真如是，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为什么邓小平在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寻求突破等，都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此时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虽有正确认识，但对阶级斗争的全局形势却作出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估计。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实质上也是他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如何避免党和政权改变颜色？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他明确指出：“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就会变颜色”。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有几句分量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928415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了这样一段火药味异常浓厚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928416毛泽东的这一判断在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错误论点中，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五一六通知》发出，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1966年6月17日至28日，毛泽东来到他的故里韶山“滴水洞”整整静思了11天。26日，他在韶山招待所会议室接见了在韶山开会的湖南省委书记、常委、湘潭地委和县委的书记。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对大家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但是，当时湖南的干部们沉浸在见到领袖的幸福与喜悦之中，并没有人去体味毛泽东讲又要长征了的深意。928417

到达武汉后的7月8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给江青的信》。40多年过去了，回顾昨日风尘，重读这2000多字的信件，令人诸多感叹。笔者基本依据此信文字的先后顺序，在这里简要归纳毛泽东在该信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概要。

一是强调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规律性表现。如“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任务（即当时已经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笔者注）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二是对此后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必然要跳出来的惊人的洞察力。在毛泽东谈到“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之后，即谈林彪的关于政变的讲话（指林彪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大念“政变经”，讲述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又称颂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笔者注），并明确指出：“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联系到此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我们不能不惊叹毛泽东见微知著的洞察力。在写下“人贵有自知之明”之后，毛泽东即明确提醒和规劝江青：“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联系到此后毛泽东对江青的“江青有野心”；“我死了以后，她（指江青——笔者注）会闹事”928418等严厉批评及江青的下场，我们更加惊叹毛泽东见微知著的洞察力。

三是自我解剖，即既有虎气，又有猴气。毛泽东喜欢和赞成鲁迅的“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的信条。在信中，毛泽东一方面对自己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充满自信即虎虎有生气；另一方面，他对林彪对自己“吹得神乎其神”，对当时党内和报刊上对自己的铺天盖地的吹捧，应该说是比较清醒的，并且很是不以为然。毛泽东说：“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这正说明了毛泽东的清醒即身上的猴气。

四是对“文化大革命”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在这一信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这就是说，《五一六通知》始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而仅仅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毛泽东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呢？通览此信全篇，笔者认为，这是指“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右派当权之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实质上指毛泽东思想——笔者注）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而在“右派当权”之前，“演习”性的“文化大革命”还要有多次。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右派当权”。

五是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前景的展望。一方面，毛泽东准备历史走一个大的曲折。他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指共产党——笔者注），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但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判定：“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928419有人认为，此信的重要性可与《五一六通知》相并列。而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此信的重要性、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远远超过《五一六通知》，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本人的自然生命。此信是真正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及他对他一生干的第二件事前景估量的锁钥。从这个意义讲，我们可以把此信看做毛泽东的“政治遗言”。这封信体现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一些十分宝贵的思考，但也十分可惜，他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严重估计，甚至表现出他不惜与多年并肩行进的战友们相“决裂”进而“准备跌得粉碎”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心。总之，此信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大精深，正确揣度毛泽东的深邃思想和远远超出常人的战略眼光，可能还需要一定的年月，更需要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否则，人们还往往以为他的一些正确的话，“颇有点近乎黑话”。

毛泽东也深知，采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办法，极可能出现另外的一种结果。1966年8月1～1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首先运用什么力量来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呢？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并对此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928420从一定意义上讲，明知大潮一起，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甚至可能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但毛泽东不惜身败名裂，也要决心一搏。就这样，在中国的大地上，“文化大革命”这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67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928421经过长期并艰难的思考，毛泽东认为自己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发动亿万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只有采用这种形式，才可能避免党和政权改变颜色这种十分危险前景的出现。

毛泽东始终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战略任务挂在心上。他原曾设想仅通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形式，从青年一代中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地派性武斗不断并致使工农业生产下降。1967年5月，他在接见一国外代表团时指出：“本来想在知识分子（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笔者注）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9284221968年夏，各地武斗加剧，甚至酿成流血事件。其中，北京各高校造反派组织派到全国各地的串联和联络站与各地高校驻北京的联络站则起到“煽风点火”之作用。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等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五人谈话。谈话从凌晨3时半开始，直到早上8时半结束，长达五个小时。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928423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928424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革”中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规模运动展开，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其中有城市人口就业这一十分重要的安置问题，但笔者认为，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上山下乡知青的经历，占这个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28%。而最高层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就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占57.1%。总书记习近平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与中国最底层农民的朝夕相处，艰苦环境的磨炼，对中国特有国情的认识，已经并将是他们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当然，我们也决不否认，其中不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遭受了不应有的极大的磨难，甚至有的还长眠于祖国的穷乡僻壤。这其中，有毛泽东本人和我们党的工作上的失误，但有的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所为，有的甚至是党内腐败分子和社会上各种渣滓、罪犯的作孽。笔者接触当年的上山下乡知青，有不少仍对当年的吃苦有不少怨气，但相当数量的同志对此无怨无悔，甚至常说：“这是我毕生最难忘、最值得记载的岁月。有上山下乡‘这杯酒’垫底，无论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对付。”毛泽东当年可能曾经这样设想过，把1600多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吃苦”，这些青年中的不少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和亲戚对自己可能会有不少抱怨、怨言甚至怨恨，但为了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质的伟业，他自己甘愿担待这样的“骂名”甚至“罪名”。这就是不计个人毁誉的敢于“反潮流”的毛泽东。

有人说，现在是信息时代了，知识分子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不需要与广大工人农民等生产劳动者相结合了。我们承认，一些专门人才通过自己劳动的本身，就可以有所发明创造。但是，毛泽东以上所要解决的是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确保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质这一重大的战略问题的。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将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长，这个历史时期就有多长。普通工农等生产劳动者在这个历史阶段都会占绝大多数。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三大差别，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因此，要培养党和国家永不变质所需要的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领袖集团，就必须走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最基本群众相结合之路。舍此，别无他途。

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刊载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期间毛泽东重要谈话的《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此时，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其间的风风雨雨和酸甜苦辣，使得毛泽东在这一期间的谈话更具沧桑之感。从目前查到的史料看，此间的谈话，也是毛泽东一生最后的关于理论的最重要的谈话。从一定意义上讲，此谈话也更能直接反映他当时的内心世界和他对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反思和评价。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928425此谈话中，毛泽东对自己晚年的错误有所反思，但显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他都仍然坚持认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是正确的。在这一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如下论断分外引人瞩目：“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有同志认为，此段谈话十分荒谬，这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对我们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必须彻底否定，否则，党无宁日，国无宁日。也有同志认为，此段谈话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欠科学和准确；社会主义时期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但绝不能将其扩大化；此段谈话正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论断在其理论上的误区，我们决不能重犯此错误。还有同志认为，此段谈话十分重要，这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和原动力，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腐败和保持党与政权永不变质应当努力的方向及工作重点。笔者认为，以上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中，第二种观点更符合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决议》的精神。但其他两种观点，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特别是理论界，也都有着一定的表现与反映，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如何确保我们党和政权永不变质、长期执政，确实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所应努力解决的重大甚至是根本性课题，关涉到我们党乃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应当坚决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要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又要坚决防止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就需要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用科学正确的结论来统一广大干部的思想并进而部署相关工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思想政治领域，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后所做的所有事情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确保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党和政权不被腐蚀、不改变颜色，这不但是毛泽东晚年思考并力图解决的一个战略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战略问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好的，错误是在于过分夸大了我们的阴暗面并采取了一些极其错误的方法，加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干扰和破坏，使得毛泽东虽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却不幸酿成晚年错误的悲剧。但毛泽东却始终认为他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并把这看成是他一生中办的第二件事。这是很令人惋惜和叹息的，也是他个人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