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认为，在市民社会中，公民自由地组合在一起，使本是私人的人们形成公众，从而能以群体的力量处理普遍的公共利益问题。张祖桦指出：“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种市场、社会、国家各守其位，各负其责，三者之间保持协调、均衡、互补关系的状态。”961341

1949年新中国成立，逐渐建立起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垄断为基础，被称为“全能主义”国家，没有“社会”这一概念。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得到重新塑造。“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党政分开”等过程，均意味着国家权力边界从无限到有限的界定，个人的经济活动、话语表达、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等空间逐渐被释放出来，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格局正在缓慢形成，但国家、市场、社会的权力边界仍极为模糊。一些社会问题长期存在，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完全依靠政府或市场解决并不现实。当单个的公民有效地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形成制衡国家或市场权力的集体力量时，他们在与国家和市场的博弈中，迫使国家与市场做出改变，市场、社会、国家各守其位，各负其责，三者之间协调、均衡、互补。民间社会所发挥的功能正是中国社会发展所急需的，在应对现实问题方面是有效的。

首先，民间社会能有力地保护公民的个人自由与权利。它的存在使个人改变以原子化的个人单独地、直接地面对其易受侵害（尤其是来自公权力侵害）的弱势地位，可以更为有效地抵御和制约侵害。例如，曾轰动一时的孙志刚案，如果没有《南方都市报》等报刊以及网络媒体挺身揭露，没有社会各界所形成的强大公共舆论压力，我们不难想象，孙志刚恐怕仍然会和之前一些被收容遣送的受害者一样白白送命，肇事者也仍然会逍遥法外，收容遣送制度更不会这么快地寿终正寝。再如“工友之家”“小小草”等大量劳工组织，它们通过为工友提供法律咨询、文娱生活等方式维护着农民工的权益。

除了维护个人自由与权利，民间社会对国家权力、市场暴政亦起着重要的制衡作用。20世纪90年代起，大量兴起的环保组织对国家及市场暴政进行了有力反击。近年来，逐渐被关注并发展起来的各类公益诉讼组织，如中国公益诉讼网，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制衡国家与市场，维护公共利益。

同时，许多公共事务、公共服务是政府或市场不宜插手或力不能及的，而各种社会力量，尤其是公民自发独立形成的草根组织能够有效地填补这项空白，并且利用其自身优势，可以比政府或市场做得更好，如环保、志愿服务、同性恋组织、各类兴趣小组等。

民间社会的成熟发展，或者说它的价值与功能的有效体现，依赖于公民极强的独立、自主、合作、参与的公民精神，依赖于广泛、丰富而紧密的公民结社，依赖于公民间基于自由交流与合作形成的牢固的信任和合作网络（社会资本）。“公民精神”“公民结社”“社会资本”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公民精神”的培育，需要雄厚的无形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需要有形的载体——公民社团将公民精神变为强有力的行动。而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民精神，可以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实现增值。如果社会资本存量不足，民间社会的成长就会受到限制。然而受传统历史文化，如“官本位”“权威崇拜”及“与世无争”等臣民文化的影响，我国大部分民众缺乏独立、自主、合作、参与的公民精神。另外，由于长期处于全能政府或权威政府体制统治之下，以及市场化改革以来资本的侵蚀，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石——社会资本在我国当下极度缺乏，亟须培育和构筑。信任、规范和网络（社会资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一旦进入均衡状态，将非常稳定。它自身会积累，并形成积累的正反馈。而民间自发形成的独立的草根组织（包括线下实体组织及线上虚拟组织），是人们实现自由交流、结社的重要载体和路径。它能有效地激发培育独立、自主、合作、参与的公民精神，为公民提供结社载体，将“个人组织起来”，进而增加社会资本，极大地推动我国民间社会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