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ZXF（简称Z）。

时间：2002年8月21日。

地点：中村社区ZXF家。

记录整理：周威锋。

Z：“我9岁上学的。我（19）49年出生的，到（19）58年9岁。”

问：“在哪里上学？”

Z：“阳乐村小学。我们村由5个自然村组成的。我原来在阳乐村，在草棚里上学。那时候比较穷，（19）58年是‘大跃进’时期，读了两年，再到这里读书，这里的黄马村黄马小学读书，读三四年级，读了两年。以前分初小和高小。读完初小，五六年级的高小到打铁关小学念书。那时候读书是两个年级挤在一个教室里。一个数学老师，一个文艺老师。我是打铁关小学的第一批毕业生。前几天我们开了个同学会，大家年纪都很大了，都50多了，孩子也都结婚了，孙子孙女都抱来了。我们班一共12个人，教室里4排，两排5年级，两排6年级。只有一块黑板。先教一个年级，教完他们做作业，这时教另外一个年级。”

问：“一共几门课？”

Z：“好几门课，自然、历史、数学、语文、地理，五六门课吧。”

问：“几个老师？”

Z：“数学、历史、地理是一个老师，语文和自然是一个老师。”

问：“这两个老师是你们本村的吗？”

Z：“不是本村的，公办教师，他们拿工资的。”

问：“那时候读书要花多少钱？”

Z：“很低的。一般的家庭能承受得起，一个学期学费3块钱，书费3块钱，一共6块钱。”

问：“那时候你们村里上学的人多不多？”

Z：“上学的人不多。”

问：“主要是什么原因？”

Z：“家里比较贫困，都去参加劳动去了，赚工分去了。我为什么读书呢？我家里一共5个姐弟，我最小，应该有人读点书的。我小学毕业是15岁，我填志愿，杭一中，杭二中，三中，四中，十二中，七中，都可填的，我填的是杭二中，是重点中学，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毕业考试完了，录取通知书来了，让我到杭三中读书，在卖鱼桥那里。我16岁读初中，我是农村里的，我是初一一班，基本讲呢，我是不熟悉的，人生地不熟。其他人都是大观小学毕业的，他们都是工人子弟，居民子弟，一个班里就我一个人是农村的。那时候社会各方面讲，农村比较低层的，很低的。工人那时候（每月工资）48元，58元，不得了了，（相当）现在是五六千了啦，一个月。我读书的时候书费学费是12元，现在看是很便宜了，那时候值钱。那时候农村是低层的，十亿人民八亿农民，农民是很低的。他们骂我是‘乡巴佬’，看不起我的，有优越感的。初一的时候我是受他们欺侮的。”

问：“有没有什么印象深的小事情？”

Z：“那倒没有，反正是受他们欺侮的。上体育课，给他们篮球拿拿。他们都是初二留下来的，个子都很大的，生活也好，吃、穿都很好的。我都是新三年、旧三年，书包也是很破的。家里比较穷啦，我家里是贫农啦，读书也不容易。到初二，他们脾气改了。我读书比较好，成绩都是前两名的。那时候读书，作业都是课堂里布置的，当场做的。我做好了就回家，一下课，作业本一放，就跑出去玩了。我成绩比较好，一看就知道，马上就做好。人家看我做好就都过来看，抄我的作业。初二就比较尊重我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关系也密切了，成绩好，老师也比较尊重我，同学也都尊重我了。‘乡巴佬’也很少叫了。”

问：“那时候老师对农村学生和城里学生有没有区别？”

Z：“没有区别。老师比较好的。我是种过地的，那时候的劳动课，就是有块地，班里课外种麦子啊，种油菜啊，我是劳动委员。种菜，下种子，浇粪，都很顺手的。他们都不会弄的，就我会弄的。到了初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一开始就是批‘三家村’啊，‘四家店’啊。”

问：“那时候你们知不知道‘三家村’什么意思？”

Z：“当初不知道。（19）66年比较热，6月份的时候。（19）66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19）66年下半年，9月份，天很热。”

问：“你们学校里也贴了啊？”

Z：“也贴了。”

问：“你们学校里感受到‘文化大革命’是几月份？”

Z：“我们学校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知道了。工人罢工闹革命，我知道的，只是农民没搞，学校、商店全部都开始了。”

问：“你们学校有没有停课？”

Z：我们好像期末要考试，后来考试也不考了，就罢课闹革命。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上几节课的。后来课也不上了。班主任到教室里来被学生轰出去了。”

问：“什么时间？”

Z：“（19）66年下半年。每个人都要写一张大字报，对老师也好，对什么也好，都要写一张大字报。”

问：“必须写？谁规定的？”

Z：“必须写，有任务的。红卫兵规定的。”

问：“你有没有写？”

Z：“我写的。礼堂里都挂满了。我好像没有写。都是针对老师的，校长啊，反正是针对老师这一层次的，体育老师啊。只要你知道就可以写，写他们反面的东西。最简单的，女同学在礼堂里打乒乓，球滚到一边，王老师走过来捡起来在这里一擦，就是有点下流的意思，让女同学来拿，这么一件事，一张大字报。还有医务室对女同学的不轨行为，写大字报，很多的，什么乱摸啊，揭发批判。当时杭州红卫兵第一司令部后来办红报了，红报么又变成黑报了。那时候参加红卫兵要求是比较高的，要‘红五类’才能参加，贫下中农子弟，工人子弟，英雄子弟，革命干部子弟，反正是‘红五类’才能参加。”

问：“怎么参加？有没有什么仪式？”

Z：“有的，要打申请报告。红卫兵有一个组织的，当初还比较正规的。”

问：“你参加了吗？”

Z：“我参加了。”

问：“什么时候？”

Z：“也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参加了。我们每个班级只有两个人能参加。我是第一个就发展了。我打了一张申请报告，他就批下来了。每一次就发展两个、三个。后来组织比较多了，就都去两个。什么战斗队啊，燎原战斗队啊，百万雄师战斗队啊，后来就弄不清楚了。最早是红卫兵第一司令部，后来就组织多起来了，这样的组织总有七八个也不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搞串联，有组织有顺序的，到北京啊，到南京啊，井冈山啊，一个班只能两个人参加。”

问：“你有没有去？”

Z：“我没去，要交20元钱，我拿不出来。”

问：“要交钱吗？不是免费的吗？”

Z：“要20元钱。我回来跟我妈妈说，要20元去搞串联，我很尊重家里的，因为比较穷嘛。她说吃不消的，我说我不去了，下次再说。第一批去比较正规的，自己带铺盖的，一个领队，粮票是全国粮票，粮票是上面发的，带上二十元钱，就到北京啊，上海啊串联。”

问：“那时候车票要不要钱的？”

Z：“车票不要钱的。我没去。后来第二次叫我去，我也没去。”

问：“第二次是哪年？”

Z：“也是这一年，（19）66年。第一次是（19）66年七八月份，天比较热的。第二次是天冷去的，9月份左右。它是一批一批去的，北京、武汉都去的。后来我没去，两次都没去。后来为什么回家了？本来是每天要上课的，后来停课闹革命，我家里也有农活，有时候要帮爸爸做点事，就一个星期去两次。后来一个星期去一次，后来就一直没去，后来就不去了。”

问：“哪年开始不去的？”

Z：“（19）67年的上半年吧，学校瘫痪了，全部停课了。”

问：“你开始不是参加红卫兵吗？没参加活动？”

Z：“没参加，任何活动都没参加。我就是参加了杭州红卫兵第一司令部这么一个组织，后来一直没有去。‘文化大革命’后来我一直没参加什么组织，后来一直在家里。在家里挣工分，农村里么，在生产队里干农活。”

问：“相当于上了初二就没再念书了？”

Z：“对，上了初二，初三没读，初二也没毕业。”

问：“后来也就没去上了？”

Z：“后来没去，后来一直没去。”

问：“那你在村里文化水平算是很高了喽？”

Z：“对，村里文化水平我最高了。那时我18岁。17岁就回来挣工分了，那时候是3分半，后来7分、8分，18岁开始做那种重的体力劳动了，比较累的，一天10个工分。最高是10分零5厘，没有12分，后来有12 分，前面是没有的。我们生产队最高是10分零3厘。我干重活了，10分零1厘，10分零2厘。19岁我就参加队委了，队委委员。因为我有文化，队里有经济账，生产队里有会计、出纳，我负责开预支。”

问：“你参加队委当时是队长说了算？不用选的吧？”

Z：“对，队长说了算的。”

问：“那时候有什么补贴呢？是给你工分吗？”

Z：“工分。”

问：“每年给你补贴多少工分？”

Z：“队委啊，没有的，没有补贴的。晚上开会都是义务的。白天开会有的，比如今天下雨了，农活不能干了，那么我们几个队委委员就讨论一下队里的制度啊，农作物季节怎么安排啊，这个事情工分有的，很少的，一般是义务的多。晚上都是开村民大会的，那时候吹哨子的，一吹大家都来了，在仓库里。生产队里我专门开预支，那时候最高是5元钱好开。只有5元钱，5元钱以上就要队委考虑了。一个工分8分钱。”

问：“工分应该每年都不一样吧？”

Z：“都不一样的。后来是1角钱。它根据生产队的收入情况。我们是水稻地区，有绿麻，有油菜、早稻、晚稻、茭白、蔬菜，茭白、绿麻是经济作物，还有蔬菜属于经济作物，包心菜啊，白菜啊。”

问：“那时候是集体采购吗？”

Z：“集体的，都是集体的，会计、出纳就做账。还有荸荠、芋、蘑菇，多样化的。早稻、晚稻，那时候国家是征购粮的，要买余粮的。国家给你钱，国家收去了。有三种粮，一种是口粮，口粮是规定的，按照年龄，有个标准分的。1岁到7岁、7岁到几岁，有个标准的。口粮分过以后就是超产粮。以前是按劳分配的，劳动工分越多，你分得越多。后来考虑到劳动力少，小孩多这种情况，就按需分配，结合起来，按劳七，按需三，三七分。以劳为主。这是劳动挣来的稻子。吃口比较重的，他会考虑按需。我家里分红么，基本上都倒挂的，都超支的。我们每年都结算的。你十斤蔬菜，市场上多少钱，都记账的。反正你吃的，生产队都记账记着的。到年底结算，你工分多少，用了多少，还有多少。还有油盐酱醋也是。”

问：“那如果结算下来你欠生产队的钱，现金你给不给的？”

Z：“不给的，记在账上的。”

问：“那如果生产队欠你的钱，也记在账上，下一年再给？

Z：“那要分钱的，最多的农户分到1000多元钱，一家，比较厉害了。我到七几年（20世纪70年代）才分到400多块钱，一年，最好的一年。我18岁到生产队，（19）68年入团，在生产队里入团的。那时候入团的要求很高的，跟入党一样，要求很高的。很早的时候，旧社会里，伪保长收租，我父亲代那个伪保长收了三个月的租，我写申请的时候没有写，那时候很讲阶级成分的，坚决要求讲清楚的。他们说你父亲这个情况没有写，他们通过调查反馈知道了，你老头收过租的。但是这个事情不大的，后来我就写进去了。（19）68年上半年在生产队里入团，还是阳乐大队。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阳乐大队变成了反修大队。我在反修大队入团的。（19）69年到‘贫协’、红卫公社，我蹲点就在这个村子。那时候那里是黄麻大队，还没合在一起。后来（19）69年并的，并成红卫大队。原来黄麻、阳乐、长木桥并在一起叫红卫大队，很大的。就是现在的三个村并成一个大队。这里长安村就是胜利大队。（19）69年上半年我到‘贫协’，就是红卫大队的‘贫协’。”

问：“那时候‘贫协’主要干什么？”

Z：“宣传党的政策。与贫下中农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搞阶级斗争。（19）69年都是搞林彪提出的‘三忠于’、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都是高潮。69年‘贫协’就是搞‘三忠于’，抓阶级斗争。村里全部要教育、改造，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19）69年开‘九大’。晚上8点新闻联播广播开始，上面通知来了，‘今天晚上收听广播，有重要新闻’。那时候家里都没有电视机，比较富裕的人家有自行车、手表。120块钱的上海牌手表，很厉害了。大家一听新闻，‘九大’召开了，起先一点准备也没有的。第二天横幅、标语、小旗帜、锣鼓，敲锣打鼓就上街游行了。”

问：“那时各个村都这样吗？”

Z：“都这样，全国各地都这样。”

问：“你说你参加贫农协会，贫农协会都是哪些人参加的？”

Z：“是叫贫下中农协作队，宣传的。是从各个大队里选拔出来的，经过培训的。”

问：“一般是到另外的村子吗？”

Z：“到另外的村子有的，比较多的，是公社党委副书记带头的。”

问：“有没有待遇的？”

Z：“待遇没的，就是挣工分。”

问：“主要是做什么工作？”

Z：“组织，我们一进去就开大会。特别是宣传队，主要任务是抓阶级斗争。一个是落实党中央的政策，重点就是‘三忠于’。每天早上就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晚上回来汇报。密切注意一些新动向，防止搞破坏啊。”

问：“白天跟大家一起劳动？问大家一点事情吗？”

Z：“对，一起劳动，家访走走，就这个意思。”

问：“那时候有没有搞什么批斗的事情？”

Z：“批斗搞的。”

问：“有没有什么有印象的事情？”

Z：“（19）69年我到红联大队‘贫协’呆了1年，（19）70年回到生产队。（19）72年在红联大队参加团组织，（当）团委副书记。原来的红卫大队分开了，（19）72年我到村里。不是脱产的，就是挣工分。到团组织开会，就是挣工分，12分一天。其余时间都回去劳动，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来一天算一天，来两天算两天，一年一共一个月到两个月，大队里都记工分的。不是绝对脱产的。我脱产是到（19）82年了。”

问：“脱了产之后你是干什么工作？”

Z：“脱产之后是副大队长，中村搞生产的副大队长。”

问：“当过团委书记以后就到村里了？”

Z：“当过团委书记之后到（19）82年之间我当过治保主任、调节主任，还有民兵连长。（19）82年就到了管委会这个班子里面。原来不是这个班子里面的。原来的团、治保、调节、民兵是管委会的各级组织，是大队管委会领导之下的各级组织。”

问：“民兵连长那时候还比较重要的吧？你参过军吗？”

Z：“比较重要的，我没参过军。”

问：“那怎么会叫你当民兵连长呢？一般都是从复员军人里选的。”

Z：“那时候我是团委副书记，场面跑得比较多，就叫我加入民兵连了。那时候区里的一些培训也都去的。回来以后民兵连长调到乡里去了，我是副连长，就当连长了。（做）大队里的基础工作时间比较长的。”

问：“那时候你初中不上了以后有没有想过参军呢？”

Z：“身体检查去的，初一下半年学校里去体检的，鼓楼那里党校里体检的。我睡了五个晚上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也检查过两次，身体不合格。那时候体检交通不方便，自己走的，打铺盖的，到笕桥，要过夜的，没有旅馆、宿舍，招待所要自己带席子、铺盖的。大队里几个人一起去的，过了两夜回来。”

问：“那时候你们村里参军的多不多？”

Z：“多的。”

问：“参军对农村里来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吧？”

Z：“参军呢，就是对家里照顾不到。参军呢，在分配方面呢有补助，那时候工分120分一年。但有限的，后来干脆120元。后来慢慢高起来，现在几千元呢，不好说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慢慢好起来的。原来当兵比较普遍的，当兵荣誉也比较高，当兵回来优先进工厂。那时候社办企业不错的。当兵回来就安排在社办企业。有些农民根本安排不进去，社办企业很少。一年一个工人拿个四五百块奖金不好说呢。平时工资么五六十块钱，很厉害的呢。我们一年做到头也没这么多奖金。”

问：“你有没有到社办企业去过？”

Z：“我没去过，村里去过，村办企业去过的。（19）84年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村里的专职干部了。”

问：“到厂里做管理工作吗？”

Z：“当厂长，红卫电器厂当厂长。当了三年，三年以后么，（19）87年元旦又回到村里。回到村里管土管。村民建房审批啊都归我管。（19）88年再兼保卫科科长。当时我们中村有个农业实包公司，和杭氧厂联营的，公司经理到福利公司当负责人。我么保卫科长不当了，就是土管兼农业负责，这两大块。因为当初我农业基础比较好，再管农业，一直到（19）96年，随着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发展，土地没有了。我们下面的生产队长啊，管理成员啊，转入到环境卫生。”

问：“现在你们这里卫生已经很重要了吧？”

Z：“对，很重要的。现在这里特别是撤村建居，环境卫生搞起来了。农村都是开放式的，不像社区，封闭式的。我们开放式的很难搞的。”

问：“就是你在你们村里当了8年的专职干部？当时你们村里有几个专职干部？”

Z：“到我转正的时候转正的人很多了。治保主任啊，跟民兵连长是一个人。团支部书记，大队长，支部副书记，5个人。几个支部里的人兼管委会里的。”

问：“你们那个叫什么管委会啊？”

Z：“红卫大队管理委员会。”

问：“是不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村委会？”

Z：“对对。管委会就是现在的村委会。当时是管委会一个组织，党支部一个组织，两个组织。现在是村委会和支部两个组织。”

问：“那时候算四个村吗？”

Z：“那时候已经并在一起了。”

问：“（19）82年的时候你们拿补贴吗？”

Z：“没有，拿工分。”

问：“你们这里哪年土地分到户？”

Z：“（19）81年，（19）82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么，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分田到户了。”

问：“那时候还是拿工分吗？”

Z：“还是拿工分。（19）84年拿工资了。分级别的，六级最高。”

问：“你是几级？”

Z：“我是六级。我是最高的。大概五十几元钱吧。还可以了，不错了。”

问：“你们村里当时靠什么收入？”

Z：“我们村当时是靠劳务收入，出去帮企业打工，国营企业人员不够，我们去帮忙。”

问：“他们每年给你们一些钱是吗？”

Z：“对。”

问：“我听说你们村五几年（20世纪50年代）就被征用土地了，是吗？”

Z：“五几年（20世纪50年代）征用土地没钱的。”

问：“是不是将你们村的人弄进厂啊。”

Z：“后来征用土地是进厂的。后来杭氧、杭锅这几个大厂征用土地后都进厂去了。”

问：“你们村里的企业是从哪年办起来的？是不是（19）78年以前就有了？”

Z：“（19）78年以前有的。最早是烧砖瓦，后来农具厂，就是现在这里的环保设备厂，还有红卫电器厂，慢慢办大起来。（19）84年5月份我到电器厂当厂长。”

问：“你们是生产什么电器？”

Z：“主要是配件。标准和非标准两种，电器房、配电房里那种。”

问：“你当厂长的时候工资到哪里拿？”

Z：“到厂里拿。”

问：“拿多少？”

Z：“我是厂长，最高的，六级。”

问：“那时候你们要比村里高一点吧？”

Z：“要高一点，不止五十几块钱，还有奖金。一年基本上收入七八千元，一万元没有的。很好了，不错的。”

问：“你们家里的收入水平在你们村里应该算是上等了吧？”

Z：“也不算。我家里有四口人。我母亲死得比较早。父亲是（19）86年没有的。”

问：“那时候你们厂有多大规模？”

Z：“很小的，五十几个工人，都是我们村里的。”

问：“工人一年能拿多少钱？”

Z：“比较高的。基本上是多劳多得，基本工资加奖金。”

问：“一年4000元有没有？”

Z：“不止的，五六千吧。”

问：“跟你这个厂长差距也不是很大。”

Z：“对，不是很大，我们比他们高1000多元，一年。”

问：“那时候收入还是比较平的？”

Z：“比较平的，不是现在。原来我胆子也蛮小的，抽烟也只抽‘西湖’牌，5角4的。我们副厂长就抽短支的‘南西湖’，3角3的。”

问：“你是哪年结婚啊？”

Z：“我26岁的时候。（19）74年。我大儿子（19）75年10月份出生的，属兔的，今年28岁了，我孙女两岁了。结婚的时候我是经人介绍的。她是旁边邻村三塘村的。”

问：“是亲戚介绍的吗？”

Z：“不是亲戚介绍的。”

问：“她在的村离这里多远？”

Z：“不远的，3里远。”

问：“她们家是居民吗？”

Z：“现在撤村建居了。就是隔一条河。”

问：“哪年介绍的？”

Z：“（19）74年的春节。我们谈了不到一年，我元旦结婚的。我比较成熟了，对方也比较成熟了，大家看得好么，一年不到就结婚了。”

问：“你为什么结婚这么晚？”

Z：“主要是我们那里比较偏僻，征地也少，劳务收入少。我们阳乐村一直是最差的，和中村和黄麻家村比较。”

问：“是不是家里经济负担也比较重？”

Z：“家里有一间老房子，还比较宽敞的，祖宗留下来的。母亲很早就没了，就是父亲跟我。我们分家比较早，我读初中的时候17岁左右，跟我兄弟分家了。我们一共四兄弟，我最小，最大是姐姐，她是工人。当时分家老大、老二都分开了，老三和我还是在一起的，分是分了，但还是生活在一起。”

问：“那时分家也没什么东西吧？就是房子？”

Z：“就是房子啊，生活用品，卖了一些猪和羊。老三还没结婚，猪、羊都归老三，我读书。”

问：“那时候分家怎么分的？”

Z：“生产队的队长来的。他是中间人。当时我们分成三家，大哥家，二哥家，老三和我一起。老三结婚后一年我们还是在一起的。”

问：“家里东西是三户平分的吗？”

Z：“平分的。分东西是分四份的，老三和我还没结婚，就一起生活。那时我母亲还在。”

问：“那时候有没有想到父母也要给一份？”

Z：“没有，父母没有的，父母就跟我一起的。”

问：“是不是你们农村里都这样的？”

Z：“都这样子的。父母口粮由老大、老二负担，每年给一点钱。我父亲抽烟的，一人一条香烟，还有布票，老大老二负责。”

问：“都是口头协议？有没有写下来？”

Z：“都是口头讲讲的。我们兄弟分家很开心的，老大讲得算的。生产队来一个中间人。中间一张桌子，大家坐好，老大一讲怎么分怎么分，就好了。我们分家很简单的，因为没东西的啦，分掉算了。”

问：“那时候明确父母是跟老小住的吗？”

Z：“是的，父母还要帮老小做点事情。”

问：“那时候你还在读书是吧？关于你读书有没有什么协议的？”

Z：“我大姐住在米市巷，他们两个都是居民，我读书靠我大姐的。我大姐是工人，看我比较穷，又是老小，我们吃饭啊她都到我们食堂里把菜都买好。我父母的衣服啊，都是我大姐弄的。我大姐在我家里德高望重的，现在还在。我姐夫是很老的党员，他们一直是工人。我姐姐很小就做童工出去了，杭州第一联合纺织厂，一直做到退休。我姐姐在我四兄弟当中德高望重的，她说就算数的。”

问：“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主要是花在哪里？”

Z：“800元。我结婚要和老三分了。那时候我们挣的工分是一起的，到年终分红的时候他拿去了。我三嫂比较厉害的，我们有矛盾的。我对象介绍好了呢，他们提出来分了算了。我结婚的时候要办家具，女方彩礼呢我拿去120元。其实呢没有800元的。老三对外公布是800元，其实我没拿到800元的。办酒，7桌，主要一些亲戚。”

问：“当时有没有借外债？”

Z：“那没有。”

问：“你兄弟有没有给你钱？”

Z：“我姐姐是全力以赴支持的。她说你要的话过来拿。我读了两年初中，我姐姐花的精力不少，特别是资金上，提供我住宿、吃饭。村里我文化最高，我没文化，也不会在村里这么长时间，这要感谢我姐。我母亲去世的时候说，老小好像放不下。后来就是我大姐、大哥挑担子的。我大哥对我也是很支持的。我三哥的亲事我父母是反对的，他们两个是一个生产队里的，自己谈的，女方的父母跟我们父母关系不是很好。我母亲去世的时候说，老小怎么办。我哥哥姐姐说，你放心好了，我们会帮助他的。我结婚的家具我姐姐支持的，还给我200元钱。（19）74年的时候200元很好了啊。我结婚前分的家。这个在农村里是很讲究的。既然有矛盾的，就分。我三嫂在外面说起来很光彩的，老小事情都办好了我们才分家的。所以我们先分家的，我分了一间房子。分掉以后两三个月我结婚了。”

问：“中间人有没有的？”

Z：“没有的，就我们两兄弟。还是比较平稳的。老三还不错的。（19）76年我自己造了三间平房。花了1800多元。我向姐姐借的，借了1000多。我丈母娘那里借了500。”

问：“你姐姐支持比较多。是不是工人待遇要好一点？工人待遇一直没减下来。”

Z：“一直没减，比较好一点。我（19）86年造二楼，那时候我当厂长。”

问：“那时候花多少钱？”

Z：“花了3万多。”

问：“几间房子？”

Z：“3间。一层三间，一共六间。”

问：“那时候有没有借外债？”

Z：“借的，借了5000多。我是向丈母娘家里借的，我丈母娘那里比较好的。（19）86年我自己钱也有了，工资也比较高了，有一点了。我父亲是（19）85年没有的。”

问：“你们这里父母的葬礼隆重吗？花钱多吗？”

Z：“我们这里不多。我母亲去世还是土葬。父亲是火葬。”

问：“这个钱是兄弟四个出吗？”

Z：“对，四个出。我（19）87年回到村里的。”

问：“（19）87年你们村里有多少个企业了？”

Z：“四五家，也不多。”

问：“回到村里工资加了吗？”

Z：“那时候是按副村级的，比较高了。（19）81年、（19）82年是红卫大队，我是副大队长，副村级的。后来当厂长，回到村里是副村级。”

问：“那时候待遇有多少？”

Z：“一年8000多，差不多。”

问：“那时候要你回来你愿不愿意？还是厂里舒服吧？”

Z：“我是自己回来的。这个厂搞不下去了。为什么呢，有矛盾。因为厂里电器组是分开的，请了一个外面的人。我们是搞农业的，电器不是很懂。我们一没技术，二没管理经验。那时候村里权力很大的，我叫你当厂长就当厂长，任命的。不是现在，根据你有没有本事。那时候是计划经济，都是村长、书记说了算的。厂里有矛盾，（19）85年厂里效益比较好，我和那个老师傅配合得比较好。后来我走了，那个老师傅当厂长，后来他也走了。那时候村办企业请的师傅好的也有的，走了不管的也有的。（19）87年我造二楼，到（19）95年再造了新的四层楼，绍兴路上的。以前的房子拆了。”

问：“有没有拆迁费？”

Z：“没有，一点没有。”

问：“这时候要花多少钱？”

Z：“我借了21万5000元，总共是31万不到一点，包括装修在内。装修很简单的，花了一两万稍微装了一下，儿子还没有结婚呢，我自己住。那时候租房子了，我租房子七八万一年。”

问：“有多少间房子？”

Z：“一层三间，十二间房子。自己住一层，三楼。一楼租金最高。8万多一年。”

问：“一间有多大？多少钱？”

Z：“十七八个平方米。一个月350元到400元。现在不止了，现在要400元到450元，十七八个平方米，不包括卫生间在内，一个单间。在我们绍兴路那里比较好一点的地方租金要高一点，400元左右。里面交通不方便，同是单间房价要低一点。”

问：“你借的21万元什么时候还清的？”

Z：“还清了。到（19）98年上半年，绍兴路扩建，赔偿了76万多元。马路拓宽，拆迁，赔偿。我把老房子二楼的三间房子的材料拆过来，有一块空地，没用的，全部搭起来，搭了十几个平台，多了，所以总共76万多。”

问：“绍兴路主要是占了你们村里的多一点？”

Z：“占了我们村里多一点。拆迁一共拆掉20多户人家呢，国家赔偿了不少呢。”

问：“赔偿得最多的有多少？”

Z：“基本上我是最多的。”

问：“最少的呢？”

Z：“最少的28万。”

问：“那你（19）98年再重新开始建？”

Z：“再建，老地方往东，现在我造了两栋。我的建房申请是分开批的，大儿子归大儿子批，小儿子归小儿子批。我们农村有两个儿子允许有两幢房子，女儿不管的，几个儿子几幢房子。我两个儿子么两幢房子，联体的。”

问：“造价多少？”

Z：“76万花完了还不够，还借的。我有地下室的，四层，一共五层呢。地下室七间房子连体的，300多平方米呢。”

问：“加上装修的话100万都有了吧？”

Z：“100万左右，差不多。”

问：“债还清了吗？”

Z：“还清了。”

问：“那时候借了多少？”

Z：“不多的，18万多。我自己也有一点的。20多万还掉，我刚好还清。我自己有工资的，我老伴厂里也有工资的。我两个儿子也在厂里的。我大儿子么在邮政，小儿子在电信。我这里工资也不少，也还可以，我老婆单位效益也很好。两年多时间，21万5000元还过以后呢，还有钱。”

问：“那你现在的新房子的租金比较厉害的吧？一年有多少？”

Z：“现在厉害的。现在一年二十几万吧。”

问：“大儿子跟你们分开没有？”

Z：“没有，还在一起。小儿子25岁，还没结婚，对象也没有。他结婚了，我们就分开了。两幢房子都给他们，我不要。我们只要两个单间，老大这里一个单间，老二这里一个单间，走道是通的，好照顾，都是通的，联体的。我造房子，原来老房子三间平房，后来造二楼，然后再造四楼的，现在再造两幢房子，四楼，我两个孩子都没有出力，都是我弄的。他们是不管的，这是我老头子的事情。以后都分给他们，我不要的。我住在三楼，这里三层我们住在一起的，那里的三层我现在租掉了。我们六口人住在一起，够了，一共一百六七十个平方米。我那一层房子里面的设施布局，是按照我小儿子结婚要自己住的标准设计的。我大儿子结婚后他们夫妻俩的工资不要交的，我小儿子的工资也不要交的。我小儿子工资最高了，一年四五万元，都他自己保管。吃用都是我的，房租都是我们抓的。小儿子要是对象找好了，那幢房子三楼的装潢就全部给他搞好。钱要是有得多，就分掉，有十万，就一人五万，有二十万就一人十万。地下一层，就归我们两个老的，出租，养老用的。一楼开始都分掉，这个房租蛮好了。”

问：“那你两个儿子幸福了！一点负担也没有。”

Z：“他们是幸福了。我兄弟家里现在我最幸福了，三代同堂。孙女也两岁了。我们年纪也不是很大，还能做，吃穿都不愁，钱也有的。四代同堂就麻烦了，我们也七八十岁了，他们也有负担了。现在他们没有负担，所以我们现在六口人一家感觉还挺好的，挺幸福的。他们还在依赖我们的，所以现在是最幸福的时间。”

问：“你从哪年开始生活就比较幸福了？”

Z：“基本上是（19）86年开始。那时候二楼造好了，联产承包责任田到户，我们一共是分了3亩多田，小的还很小，我在村里工作，老伴在村里企业做。”

问：“从哪年开始做的？”

Z：“老婆是从（19）92年征地到下城区锅炉设备公司工作。现在在家里退养，明年1月份退休。（19）87年到社办企业工作，包装材料厂，就是做瓶盖子的。”

问：“他们那时候的工资水平要比你低多了吧？”

Z：“低多了。40多元一个月，奖金40多元一个月，奖金超过工资的，（19）88年的时候，比我低多了，一年两三千元。后来的企业比较好，工资是50多，奖金已经100多了，不等的啦，60元、80元，不等的。”

问：“你（19）87年从企业出来以后就一直没有再到企业？”

Z：“没有了。”

问：“一直在村里做管理工作？”

Z：“对。”

问：“你应该是党员吧？”

Z：“我（19）85年入党的，当厂长的时候。厂里是归村里领导的，村里的党支部。”

问：“你最早写入党申请是在什么时候？”

Z：“最早是（19）82年的时候，过了三年。当初我们发展党员是有计划的，每年两个。我们村比较大，尖子比较多，所以我推了两期。书记跟我讲了，你推一下，我推一下就推一下。当时是要先发展企业党员，厂长啊，副厂长啊，会计啊。企业是讲经济的啦，和现在一样的，比较重要的，农村党员不大考虑的。不是老毛时期，又不要管理的，只要你卖力干活，什么事都冲锋陷阵，只要表现好，就发展党员。”

问：“七几年（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入党？”

Z：“（19）72年我正式工作是搞团工作，那时候还挣工分的。后来工作多了，就慢慢和生产队脱钩了，不脱开不行了啦。七几年（20世纪70年代）还没有想入党，那时候还年轻，工作为主。（19）82年开始的。”

问：“那时候为什么想入党？”

Z：“农村里入党不是以你的意志转移的。有些表现好，人家都公认，可以发展党员。个别人呢自己申请。但是作为个人来讲，书记不考虑你，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有些人做死没用。现在农村里也知道了，就这个风气，你奉承他了，他就给你入党了。（不然）你做死也没用。”

问：“他是不是也要考虑到他的地位问题？书记是党员选吧？”

Z：“对，党员选。”

问：“跟自己好一点就比较好控制一点。”

Z：“对，是这个意思。一般对企业党员比较看重。企业是经济的龙头么，比较看重。管理、效益要上去。农村里反正就是这么点事，其他没有什么东西好变化的。不是现在，农业结构调整了，不单项种粮食了，各种渠道都有了，向高档次农业发展。原来农业没花样的，水稻，你怎么种都只有这么点钱，100斤水稻能有多少钱？”

问：“你们现在每年发展几个党员？还有名额吗？”

Z：“有的，现在是两个。现在分开了，企业归企业发展了，企业一个党支部。”

问：“这个名额是哪里规定的？”

Z：“是上面发下来的，按照党员的人数。”

问：“按说是不应该有名额限制的。”

Z：“对，是这样子的。”

问：“这么多年都是两个？”

Z：“现在三个也可以的。”

问：“有没有多发展的时候？”

Z：“多发展没有的，基本三个最多了。”

问：“有没有可能哪年没有？”

Z：“每年都有的。”

问：“现在发展的都是哪些人？什么年龄阶段啊？”

Z：“基本上都是年轻人，30岁左右的，40岁以上的发展的没有。这里管理人员，工作比较踏实的，文化有的，发展。”

问：“你们有没有年龄限制的？”

Z：“没有限制的。我们这里有个六十多岁的也打申请报告的，会计，他原来是生产队会计。”

问：“像他这种情况你们批不批的？”

Z：“一般是不会重点考虑的。”

问：“因为年龄？”

Z：“年龄，还有退休了。他的工作就是这块工作，发展不了其他的了，他一直就是会计，他现在已经退休了。现在一般是发展年轻党员，魄力比较强的。”

问：“你们这边现在一共有多少党员？”

Z：“我们社区党员比较多的。社区党员是七十八九个吧。”

问：“你们有没有多长时间开个会啊这种制度？”

Z：“我们一个季度开个会。我们基本上是每年组织活动搞一次，义务劳动搞一次。元旦啊、春节之前搞一次义务劳动。每年还有一次党员活动，‘七一’那次我没去。我们准备天气凉了再搞一次，有些人已经去过了。”

问：“你现在工作主要是什么？”

Z：“主要是城管。”

问：“这块工作是不是很重啊？”

Z：“很重的。”

问：“我上次听说城管和环卫是人数最多的了。”

Z：“对，我们人数最多了。我这儿人最多了，现在外面有19个清扫工，道路保洁，都是本村的居民。”

问：“每月能有多少钱？”

Z：“350元一个月，分片包干，还有工具补贴，劳保福利还是有的，雨披、雨衣、手套。工具补贴是15元，还有车辆修理费100元。车子如果丢失要赔偿的。我们一年工资十多万呢。我们科连我在内28个。”

问：“你们一年大体上要支出多少？”

Z：“要20多万。”

问：“你们这个钱从哪里出啊？”

Z：“我们后面，我们经济老板，大老板在后面，是我们坚强的后盾啊，我们工资全部是他们发的。政府也给一部分的。”

问：“以后你们就要慢慢地由政府出了？”

Z：“对，政府出了，钱是不多的。”

问：“说一下你家里的基本情况吧。”

Z：“我大哥过去是公社里开车的，他比我大十多岁。我们兄弟7个，两个死了，那时我还没出生。我最小，大姐是最大，现在是76岁。大哥是66岁。三哥也在。”

问：“只有你上过学吗？”

Z：“大姐我知道是不跟我们在一起的，她已经去打工了，从什么时候起我记不起来了。”

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吗？”

Z：“（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我是（19）49年出生的。我出生以前她就出去打工了。现在住在这里，离我不远的。做童工出去的，很苦很苦的。”

问：“解放（1949年）以后转到国营工厂？”

Z：“对。”

问：“大姐是哪年结婚？”

Z：“我外甥是49岁了，差我5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出生的。”

问：“大姐做工，大哥开车？”

Z：“对。后来红光服装厂下面有个福利工厂要辆车，就把我大哥一起卖掉了。福利工厂里一直运蔬菜，一直到退休。老三一直在农村。老二做工人去了。分田到户的时候他已经打工去了，是（19）82年吧。老三跟我一样的。现在老大有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子。老二是两个都是儿子，老三是两个儿子，我老小也是两个儿子。我们一共7个子。现在房子都造好了。”

问：“你们家当时的情况在村里属于什么水平？你结婚以前。”

Z：“结婚以前属于差的，中下水平，中等也算不上。”

问：“你结婚的时候呢？”

Z：“中等还是排不上的。两夫妻、一个孩子还有我父亲。我父亲一直跟着我到死。他是跟老小的，吃老小的用老小的，全部老小的。他们就是每户48元一个月，口粮的钱。一年给我。七几年（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我结婚以后，香烟一条，什么香烟都可以，一个月一条，我父亲抽烟很厉害的，他抽完了，就向我拿，一直到（19）85年他死了。”

问：“你个人家庭情况好转是什么时候？”

Z：“最好是（19）95的时候。（19）95年是一个转折。房子建到这里来，靠租金了。我们这里的居民都是靠房屋出租。没有房屋出租，生活水平相当差的。”

问：“你们村里很多年轻人都不工作？”

Z：“对，不工作的。我大姐虽然退休工资有800元到1000元左右，但是她的媳妇脑子有毛病的，他们家里比较困难的。她借了我的钱要来还我，我说你先用好了，不要还了。”

问：“他们家里没有房子出租？”

Z：“现在房子造好了，他们全靠房租了，一年总有7万左右吧，生活是没问题的。老二的第二个儿子比较穷的，他造房子是造四楼造好了，是贷款的。现在还没有还清，要慢慢还。他房子租租也是不错的，七八万一年。这里你只要房子造得起来，借钱一点都不慌的，四年到五年全部还光了。”

问：“你们造房子借钱一般是向亲戚、邻居借呢？还是向银行里贷款？”

Z：“基本都是向邻居、亲戚借。贷款不多的。”

问：“向邻居、亲戚借要不要利息的？”

Z：“这个不要利息的。一般比如借了钱一年还了，那利息是多少，借的人估计一下，然后买点东西，送点礼，就这样，香烟啊，高档的礼品啊，甲鱼啊，基本上是几百元，利息是不要的，就是还还人情。”

问：“现在你在你们村里是属于上等水平了吧？”

Z：“上等了。”

问；“你们村里现在最高收入的一般是哪些人？”

Z：“主要是靠房租，房租是最高的一块。不做生意的，都靠房租。”

问：“你们每年股金分红多不多？”

Z：“有的，不多的。去年是一个人2000元。有股数的，我最高了。25元一股。”

问：“每个人都有股吗？”

Z：“都有的，多少都有的，有层次的。比如我们这里出去打工的，4股。1岁到18岁给你几股。”

问：“村里做生意的多不多？”

Z：“做生意的有的。”

问：“村里家庭经济最好的是做生意的吗？”

Z：“也不是很多，都是小老板。刚才那个人就是做生意的，做装潢的。”

问：“你们是（19）99年建居的吗？”

Z：“（19）99年6月份。”

问：“那时候你们跟村里的经济合作社是一起的吗？”

Z：“一起的。”

问：“那时候村长啊是不是兼合作社的经理啊什么的？”

Z：“不兼的。村长、书记都不兼企业经理的。”

问：“那时候你们的工资水平是不是要比现在要高一点？”

Z：“没得高的。一样的。”

问：“改居以后你觉得变化大不大？”

Z：“主要是管理上的变化。当初也有一个过程。从村到社区，包括变成居民，开始还有点不适应。就业问题，还有企业，现在村长、书记也都没有办法安排劳动力的。撤村建居以后就业问题都推向社会的。没有就业的就办好失业证，推向社会。我们根本没有安排能力。”

问：“你们社区里的小青年想就业的话，你们是不是会优先考虑？”

Z：“有的。规定是没有的，但还有这一块。我们村里村民、年纪轻的就业问题我们还是考虑的。社区没办法考虑，就跟管企业的协商考虑。我们社区没有企业的。”

问：“我看你们村里工作的不是特别多么。”

Z：“不多的。”

问：“为什么不愿意去的？”

Z：“可能是感到辛苦。现在都培养读书，家里收入也比较有，需要也不太需要。农贸市场里我们这里几个年轻的都安排进去了。其他的都没办法的，都只有靠自己了。安排的现在不多了。有些企业转制以后它不需要年纪轻的。它的管理、技术，原来都有根深蒂固的一帮人，原来30多岁，现在40多岁。”

问：“你个人家庭来说有没有比较大的事情？”

Z：“有的。（19）82年我当厂长的时候，体制改革，我们的老书记下到二线，我是副大队长。他的支部委员没有了，大队长没有了，就去搞卫生去了，他想不通。厂长到我们这里当书记了，所以我去当厂长了。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这样子不行的，我三十多岁年纪还轻，到企业里去学点技术吧。我去了一个月以后，镇党委书记到我们村子里说，ZXF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搞农业不是很好的吗？我到企业里当厂长去了。这是一个转折。待遇方面我下降了很多。回来以后副村级待遇不少我的。到了（19）88年就没有了，就是个委员。”

问：“那时候如果不去当厂长的话，可能很好了？”

Z：“对，很好了。那个公司经理还是我当了，这个是个转折。还有个转折还要早，（19）71年。（19）69年从‘贫协’回来以后，到（19）71年是个转折。我们这里杭氧征地，是我们生产队的那块地。‘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我当时年纪比较轻，又有点文化，杭氧有个工宣队，来找我，叫我去，指标给我。我们队长到我家里来两次，他说指定ZXF这个人，我要的，叫我教书去，当时我说教书我没这个本领，我不想教书。我20岁，我父亲还没去世，我坚决不去。如果我当时去了，在杭氧厂当职工，户口也迁走了，我不会在这里村里造房子，建房子也不可能的。”

问：“家庭里还有没有什么转折？”

Z：“家里再没有什么转折。我转折么家里也转折，其他也没什么。”

问：“那谢谢你啊。”

（周威锋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