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7月15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强荧

强荧：各位同学早上好，我觉得和大家很有缘，来和大家交流一下。在交流之前，我先给大家放几分钟在南极拍的照片，这是因为我有一个伟大理想，我不能像老板一样赚很多钱，但我要花掉报社很多钱。所以基于这个伟大理想，我去过130多个国家，去过南极、北极，爬过珠峰，从北京开车去莫斯科，从罗布泊开车去巴基斯坦，从长江源头漂流到吴淞口，去九万大山找过野人，跟着一个英国人去塔克拉玛干探索了1500公里。

刚才是南极的冰川，南极的格罗夫雪山，它的海拔还是很高的，有3000多米。我们有雪地坦克，我曾经在南极靠喝酒和俄罗斯人换了7辆雪地坦克，4罐青岛啤酒就可以换一辆。我们去的时候是南极的夏天，南极有两个季节，极昼和极夜，夏天和冬天，以6月22日为界。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夏天，南极的企鹅宝宝，刚刚孵化，我们要横渡太平洋35天才到南极，还要经过西风带。南极的最高气温零下29℃，最低零下70多℃。现在旅行社也有到南极的，但是都没有越过南纬66°，到南极一定要越过66°南纬线，所以我们从上海坐船，要绕过大西洋经66天的船程。从南极开进去，还要开1800多公里。我们在冰上睡了两个多月，我一共在南极待了半年。

企鹅很讲义气，我们在海湾工作一天，它就在旁边陪一天。我们也规定不能给它喂食，所以它也不走。这是南极的极光。我在南极还找到一颗陨石，一般的陨石不稀奇，我那个陨石494克，大概一个拳头大小。后来带回来研究，说是很珍贵的火星陨石。日本科学家在陨石上刮了2克粉，交给中国政府40万美元，也就是每克20万美元，所以中国政府觉得我蛮有用的，用我的名字命名这个陨石，叫强荧GRV 021604，这个陨石现在放在中国极地博物馆。后来极地办公室觉得我有贡献，要把我派到北极去，代表中国政府建立中国第一个科考站。在北极斯皮斯菲尔群岛，北纬82°的墙壁上刻了11个中国人的名字，第七个是我。埃默里冰架我是第一个去的，离南极海岸还有1800多公里。最可恨的是，我去之前，到平安保险去投人身保险，他们不给保，研究了一下说那里是有去无回的地方，所以我在做《文汇报》经济部主任的时候，说平安保险的任何稿子都不能发。

上面的段子算是给大家解闷的。现在给大家讲讲当前舆论危机的现状和对策，就是说，用激情创造新闻的奇迹。各位都是交通大学的研究生，都是天之骄子，那么怎样面对我们当前舆论的一些情势，这是应该有个了解的。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三大特点。第一是信息时代。要么被信息所掌控，要么驾驭信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是被信息左右着。2012年我们中国有5.6亿网民，现在我们有6.2亿网民。网民数量激增之后，也改变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现在这个社会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就是说你能不能通过你的言行影响别人。这是成功的标识，而不是你的财富，所以信息时代最前沿、最激烈的斗争，就是对数据的掌控。换句话说，美国人现在追求的就是对数据的自由的搜索权。谷歌和中国政府发生冲突，谷歌要把服务器放在美国，中国要谷歌把服务器放在中国，当然这也是以各自的利益为主。谷歌为什么免费，让我们上它的搜索引擎？就是因为有一个协议，我们在搜索的时候，产生的任何信息都是归它所有。它把这些庞大数据整合之后，可以作商业用途卖给政府，卖给机构。所以现在对信息的掌控，成了一个谈判的焦点。我们现在很多报纸以前搞新闻研究都是一些质化的研究，都是有概念的，但量化数据就需要通过翔实的调查来做。所以我们对信息的掌控，就看媒体能不能够转型发展，有没有一个上升的空间。

我们现在时代的第二个特点是模糊时代。什么叫模糊时代？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边缘比较模糊。我曾经在去南极横渡太平洋的35天旅途中，和中国146个顶级科学家一起上了20多天的课。他们是中国顶级学科的领袖，他们在这个学科里是NO.1，但是跨出学科半步，他们就变得智商很低了。所以我就给他们讲“杂七杂八学”，和那个学科的边缘科学。我们现在的时代也是如此，边缘非常模糊。我们的教育问题、生态问题、环保问题，我们所有的问题，最后都演变成政治问题。就是所有的问题，最后都指向政治。模糊时代造成了老百姓的心比较乱。甚至我们现在有些专家，有些学者，用四个字来形容我们当下社会，说心乱指数。有些基层的百姓，很多问题都抱怨，所以我们现在基尼系数很高。达0.4以上，风险很高。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第三个时代的特点就是突发事件变成常态。以前突发事件是一个月一两起，现在的突发事件，按照中央领导的话来说，是一天一两起。所以我们报道突发事件，有些媒体都是以媒体为中心。说本台记者、本报记者在某某前方怎么说，我们认为怎么样。其实这都是不对的。报道突发事件，应该以事件为主，就像我们写新闻报道，写通讯，我们如果不能以事件为主，就会把人物淹没，一定要突出事件的本身。现在我们单位有一条报道突发事件的原则，速报事件，慎报原因。就是说事件要第一时间马上报，但是事件的原因，你可以慢慢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来做。前段时间，看到北京农夫山泉不达标。《京华时报》在21天时间里，连续刊登七十几个版对准农夫山泉，现在来看，这是错误的。我们现在的新闻媒体队伍还是良莠不齐，有的还是有很强的利益需求在里面。做媒体的人，应该把自己的舌头藏起来，以公正的第三方的姿态来描述事件。这次《京华时报》就把自己摆进去了，变成甲方乙方。你是农夫山泉，我是《京华时报》，我要和你对着干。新闻监督变成新闻暴力。我认为他们这样有失报格，记者有失人格。现在新闻敲诈也好，新闻误报也好，到最后都演变成新闻暴力，这是需要警惕的。

当前时代的这三个特点，决定了当今中国媒体的三大舆论场。以前在计划经济年代，基本上只有一个舆论场——传统媒体。其中大部分是行政主流媒体。我们现在号称的主流媒体有两大类，一个是行政性主流媒体，一个是市场性主流媒体。现在声名鹊起的媒体，大部分都属于市场性主流媒体。我们的党报、机关报大部分都是行政性主流媒体。现在各自都称自己有影响力、公信力，但怎么样来分析判断呢？

我们现在第一个舆论场是传统媒体，第二个舆论场是新媒体。我到了新闻研究所以后，把研究方向从新闻时论转向了新媒体传播。新媒体有很大优势，有资金的优势、技术的优势、人才的优势、灵活多变的策略优势。第三个舆论场非常重要，叫作街头巷议，或者叫社区口碑。我们现在的决策者往往都忽略了社区口碑，忽略了街头巷议。上个星期，欧盟在中国开了一个会议，是关于城镇可持续发展。他们讲了很多方面，也请了印度的、欧盟的来谈怎么样城镇化。后来我上台发言，说我们应该讲究人性的发展。现在上海，一城九镇的发展基本上是失败的。为什么失败？我们没有重视老百姓的意愿，我们只是某一个官员，某一个决策层的意愿。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规划都存在片面性，都有它的缺陷。而对它的反思都比较滞后。我们现在的一城九镇要么是意大利风格，要么是西班牙风格，要么是英国的泰晤士小镇，要么是九龙山上市风格。

现在媒体的现状也是在转型发展中。从传统媒体来说，前几年的困惑，已经变成现在的恐慌，特别是一些纸媒，广电媒体相对还可以，但是对纸媒来说，它的日子比较难过。《解放日报》每年亏5000多万元，《文汇报》每年亏9000多万元，《青年报》五六个月发不出工资，《劳动报》拖欠好几个月工资。我们2012年新闻纸的价格，每吨在6500元左右，到了年底每吨只有6100元左右。换句话说，它的需求量在往下滑。从广告层面来说，视频、手机报，都是新媒体，都在跃升。全国的纸媒，它的广告量每年平均下滑8.2%。2012年我们中国165家用纸大户，从年初的169万吨，下滑到年底的153万吨。当然现在的转型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都在说转型，但是怎么转，有人说要靠传统媒体去转型，但我认为该死的就应该让他死，转型不能做加法，应该做减法。《文汇报》亏这么多，我们搞一个文汇网，现在文汇网粉丝四五万人，充其量号称十几万粉丝；《解放日报》搞了一个牛网，电视台搞了一个看看新闻网，《新民晚报》搞了一个新民网，但是从效益上来看，新民网每年要砸4.5亿元，可以说大部分都是亏损的，所以现在靠传统媒体去转型新媒体，我认为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为什么？我之前在政协提了一提案，说应该设立上海党报、机关报专项扶持基金。最近我收到一个公函，说这个基金成立了，原来每年是暗补的，现在变成明贴，每年2000多万元。

建议两大纸媒——解放集团和文新集团——应该合并。另外可以成立一些新型媒体。现在解放集团搞了一个新媒体部，有个女孩子在那里主政，这个路子还是相对可以，手机报、视频，也在不断产生效益。我们现在还有个特点，就是舆论危机与经济危机是相融合的，并生并存。中国的经济有所下行，美国2013年经济增长率是2%，欧盟-0.3%，一些新兴国家增长5%～6%，但是它的风险很大。我们中国现在提出GDP增速是7.8%，最近调低到7.4%，实际增长量我认为应该在5%～6%。我们一直计算产品利润，美国人却在追求价值利润。什么叫价值利润？就是说实际产生的效益。有的人通过出口的套利套汇，实际的产值没有增加，国家的利汇被他拿去。我们现在出口也是如此，有的进口有的出口。1000万元的产品没有变成实际的生产元素，而是通过开信证，3个月以后付款。他们再把这笔货卖给美国，卖给西欧，由于人民币升值，人家要付美元，并在最短时间付出。他们再把这些钱拿去银行搞短期理财产品。所以实际上，产品利润、价值没有增加。但是我们现在经济的态势是在波浪式下跌，就是说有降有升，还在波浪起伏的过程当中，还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日本前八年的经济下跌，是一个阶梯性的下跌，就非常危险。所以我们现在的舆论危机和经济危机，是相融合的，也在痛苦增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要办媒体，第一，理念要吸引新的媒体。第二，体制要新。现在上海的一些媒体，也在纷纷倒逼自己改革。比如《解放日报》就在进行缩减版面，成立专刊组，每周一出一个16开的32版的周刊，把群众工作部改成互动联络部，专门对微博、微信、网易进行互动。《新民晚报》成立上海思想专版，上海思想专版不是由固定人员来编撰，这周你提出的观点比较好你可以来编，下次他的比较好，他可以来编，只要编委会通过。这叫柔性团队。这种做法在一些纸媒中也流行。我们现在的记者是按条线来运作的。有的是卫生条线，有的是信息条线，有的是教育条线，时间一长，就成为条线的代言人。柔性条线，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操作方式。第三，要树立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理念一定要深深地扎根于民众之中。我最近写了一个专门报告给中央，就是说新闻要树立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理念。“只要有心，就可创造”，很多事情和你没关系，但心是一个桥梁，可以把一些原来和你不相关的事情连在一起。我原来学工科的机械制造，为什么走上新闻工作者的道路？怎么突然会去做记者？说起来很偶然，我们家姐弟三人，我老爸对我们三个威严有加。但是我老爸喜欢写文章。他以前是一个街道的党委书记，也是一个报社的通讯员。有时候《解放日报》的编辑、记者到我家，他热情相迎，叫我们兄弟拿一个锅，到附近的市场去买二两锅贴。当时计划经济物质还是比较缺乏的，吃锅贴也不是经常的，一角两分钱，六分钱一两，还要二两粮票。锅贴端进去之后，我们就在外房守着，希望里面的记者大哥快点走，走后锅子里如果还有一两个锅贴，我们可以解解馋。但是往往等到他们走后，我们冲进去看，锅子里面只有一点醋，其他什么都没有。所以当时我就想，以后有可能的话，还是去当个记者，也可以吃二两锅贴，这是当时一个很原始的想法。一次，突然《劳动报》有个记者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们那里实习。我一去实习，就上瘾了。所以后来我又去学了中文，学了新闻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但是通过慢慢改造自己，真的有心就可以改变自己。

我说过三句话，第一句话，做记者生命只要好不要长。以前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抱负，哪怕人活100岁，在历史长河中也是很短的一瞬间。所以我老爸过世的时候，他留下八个字，“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往后看，人生很短暂，你怎样在短暂的人生道路上，尽量多做一点想做的事情，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多做能够报答父母的事情。第二句话，做第一会很痛苦。美国前总统卡特，用数字在操场上划NO.1，他也是要做第一的。当然做第一很痛苦。现在我们说，做第一还要面对周围险恶的环境，还要牺牲自己的个性，所谓的成熟就是磨掉自己的棱角来适应周围的眼光，当然这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每个人都要把握一个度。日本老和尚考小和尚，老和尚手里摊开了一个黄豆，小和尚抓住就毕业，抓不住就不毕业。但是往往抓不住，为什么？他的眼光咄咄逼人，人在大脑皮层意识到一件事物以后，产生的肢体动作会有零点几秒的误差。老和尚说你出去闯荡，经过几十年时间，你的眼光会变得比较平和。我写过一本书，叫《男人四十，女人四十》，就是说40岁以前的人，是用头脑思考的，40岁以后的人，是用身体思考的。你要抓某样东西，应该是心手合一。男女恋爱，说天造地设，这个是自己骗自己。但是我们更喜欢某一类人，在某天某个场合，碰到这一类人的杰出代表，我们就会觉得很愉悦。这是一个条件反射理论。第三句话很重要，做记者也好、做人也好、做研究也好，都会遇到风险。所以，在任何环境下，你们都要有自信心，不能否定自我。即使人和人相处，也是“五道”。什么叫五道？第一道就是放低身段，低处有道。记者的身份是活动的。你看到国家主席，不要唯唯诺诺，因为都是平等的；你看到下层老百姓，也不要以为是高高在上；第二道是你要赞美对方，不是虚假的，而要真心实意了解对方。我们去采访巴金前，做了很多案头工作，找了很多的资料，我找到一篇巴金的文章，可能年代久远，巴金也不大记得。拿着这篇译文，去找巴老。巴老一看这文章，就说你们很够意思啊。就是说态度很要紧。还有我们去采访周辅成——当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我们当时敲了好几天门，他都不开。过了几天，我们再去敲门的时候，我们隔着窗问他，周老您当年到延安骑的毛驴，是不是找某某人借的？我们说出那人的名字，他一听就知道我们是有备而来。后来就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第三道要调整自己的欲望。中国的问题很重要的是土地问题。每个人都有欲望，农民要土地。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改革开放中的土地承包责任制，都是把土地还给农民，这非常得人心。曾经有一篇文章写道，《人民日报》总编带一个记者到农村去采访，第二天，他问记者你知道这个报道怎么写吗？他就让小记者写昨天晚上公社值班室静悄悄，他们两个住在公社值班室，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没有的就是有，逆向思维。这是一个大背景，以前公社值班室闹哄哄，老百姓经常来吵闹，张家长李家短的。他们去采访的时候，正好是土地承包责任制落实到各家各户，每户家庭都在忙着耕种自己田地，无暇顾及其他事情。所以，公社值班室静悄悄。这篇文章后来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所以，核心是你要学会挑起欲望。第四要“火上浇油”。要把人家的欲望煽得火热一点。有时候欲望是潜在的，一旦被点燃后就有了欲望，但是还要给他煽风点火。每个人都有被煽风点火的潜质。最后一点很重要，叫作峰回路转，就是要把人家的欲望和你联系起来。

新媒体有个转型发展与治理的过程。我们现在在做一些调查，包括对上海的16家主流媒体，对其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进行研究；我们开了8次座谈会，做了一些专项调查。这些量化数据对我们很重要。现在我们知道，读纸质媒体的上海人占到56.67%，而年轻人基本不看报。现在的时代，充斥着碎片化阅读，每个报纸、每个媒体都在不断改版，适应碎片化阅读。现在也有很多人呼吁建立新闻法，但我认为在有生之年很难看到。因为它有两大关口无法逾越。第一，要建立新闻法，第一章第一节就要写谁来办报，谁来办媒体。我们现在是团体办报。要建立新闻法，就是要容许私人办报。第二，要写明管理单位。管理单位一定是政府部门，而不是党。我们现在是党管媒体，而不是政府管媒体。所以我们现在要改成政府管媒体，这一关成本很高，现在逾越不了。这两个关口不解决，新闻法难以实现。

面对新媒体的现状，我们应该重新考虑自身定位。新闻非常简单，两大要素，是新近发生的和重要事情的报道。这是非常严谨的两条。当然还有地理的远近、人物的显赫、规模的大小都是我们要考量的要素。我们现在写新闻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媒体有很多标题。我们当时报道是采用倒金字塔结构，把最重要的事实放在最前面，因为在战争年代，发新闻都是用电报，电报线路经常会有意外的情况，所以要把最重要的事情尽快发送出去。现在报道内容包括何时、何地、何因、何果，报道得比较深入，但是很多时候，并没有给人留下很深印象。比如，现在秦始皇兵马俑要到法国巴黎展出，展出日期是几月几日到几月几日，展出时间是多少天。这条新闻五个要素非常齐全，但是你读了之后有印象吗？法新社记者拿过来一改，说有一支无声的军队正在向巴黎进军，它的大本营扎在巴黎博物馆。展出日期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非常简单地把一个枯燥的消息改成一个很形象的消息。当然现在新媒体的标题党也在模仿这样的报道，标题党有时候很出格，绑架了一些新闻主流媒体。我们的国家和媒体，都是非常严格地在管理。西方的管理有时候比我们更严格。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西方媒体集体失语，只是简短地报道一些事态的进展，根本没有连篇累牍，或者是炒作，他们在重大国家利益面前会保持沉默。2012年，美国、英国也有一些主流媒体接连倒闭。美联社最近也给下属媒体出台了一条法令，称互联网是公共出版物。上海的很多年轻记者都在扒网，就是先有一个观点，再从网上东扒西扒，打一两个电话，核实一下，一篇文章就出来了。美联社不允许，即使是公共出版物，也有知识产权，不可以随便引用，除非能注明，某某社是这么说。由此可见，每个国家都在严格地管理媒体，而不管他的体制如何。现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世界媒体格局也在迅速改变。包括各位熟悉的乔布斯发明的苹果手机，按照我们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概念看来，它还是很初级的。现在最高级的是马斯克发明的特斯拉电动车。在世界各地人民看来，这是一个真正伟大的、颠覆性的发明。他的汽车生产不是在美国的底特律，而是在美国的硅谷；它的发动机是台湾发动机；它的电池是日本松下电池；特斯拉只发明一个汽车软件，三个月更新一次，更新以后，这个汽车又是全新的。换句话说，今天你可以是“奔驰”，下个月可以换成更新的“宝马”，这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发明。现在很多时候按照我们的价值理论创造一些产值，但是没有构造一个固定的标准。

我们以前收到的举报信是一个月两封，现在一天几十封。为什么？因为体制改革之后，有些报纸没有了经济来源，他要自己找经济来源，怎么办？它就搞新闻敲诈、新闻勒索。一些报纸驻各地记者站的问题最严重，有的时候敲诈非常多。现在要提出媒体的担当。一是，你听到某个事件后，怎么告知民众。我们以前叫大众媒体，现在叫分众，以后是个性化。互联网现在也在积极建设和管理，中国马上要开始实现网络实名制。我们现在活跃的网民有6.2亿人，但是经常发言的不到20%。两万人当中涉及时政话题的只有2000多人。真正有话语权的也就400多人。所以最近国家网络信息办公室领导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网上的事情，都是由网下的人操控的。现在网络上有九大乱象。第一大乱象，是虚假信息的乱象。第二大乱象是网络的侵权乱象。侵犯隐私，伤害他人利益，包括一些人肉搜索。第三大乱象是办网站如同办餐馆。现在中国梦也成为各地炒作的热点，很多人在借这个主题做文章。各地官员，把中国梦当作一个篮子，什么都往里面放。比如，汽车要飞速发展，就说做中国汽车梦。社会科学领域要发展，叫中国社科梦。这就使这个词变得庸俗化。第四大乱象是虚假广告屡禁不止。一是低俗广告，二是虚假医药的广告。第五是淫秽的色情乱象。第六是标题党乱象。第七是负面新闻扎堆。第八是客户端乱象。第九是新闻刊播源头乱象。这个乱象非常严重，我们领导人说过：互联网不是恶魔，不是天使，它只是一个工具，要正确认识它，要学会管理它。正确认识，对网络信息的传播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挑战来自很多方面，网络媒体舆论危机虽然比较严重，但并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做媒体的人、新时代的人，应该怎样来正确面对媒体。以前胡锦涛说过，要善于管理，善于对待，善于利用。这是辩证的统一。

1993年我跟着英国人去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带了很多设备，包括卫星电话，不是作为一个探险家，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去的。我天天要用卫星电话往回发新闻。在新闻晚报开了一个专栏，叫死亡之海探险手记。我在任何地方，都会每天发一篇文章。在北极，在南极，在沙漠，在九万大山，天天写一篇文章。每天写文章，写出新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我们带着美国国防部的作战地图，天上有三个卫星为我们导航，我们还有六个驮工，安全还是比较有保障的，但是意外也会发生。“塔克拉玛干”是维吾尔语，翻译成汉语叫“进去出不来”。在这之前，没有一个队伍从里面活着走出来过。现在有很多人号称穿越塔克拉马干沙漠，因为它南北向很短，东西段是无人区。原来英国有个皇家少校，叫查尔斯。他在翻阅英国版地图的时候，看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是这么一个形状，他就想要做一件事情，从这一头穿到那一头。很多伟大的事情都是从冲动开始的，冲动产生激情，激情造就伟大。所以后来我们就穿越塔克拉玛干，1500公里。我们喝的水是骆驼运过去，骆驼喝的水是就地挖的，骆驼的极限是18天不喝水，但是我们快到30天的时候，还没找到骆驼喝的水。美国的军用地图误导了我们，我们还带了新疆军区的地图，也没有标注低洼地。因为遥感观测地图会局部失真。所以我们走了30天，找到一个低洼地，挖一个井，渗出一点水，让骆驼喝。又走了30天，面对一望无际的沙海，我们傻眼了，再往前走，绝对死路一条。到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的心思都表现出来了。中方队长说，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愿，我们继续往南走。英国人说，谁出的钱多听谁的，我买了骆驼，买了装备，应该听我们的。这个时候记者起到什么作用？每天写的东西很无聊，虽然当时有生命危险，但是经队长一吵闹，我拿出一个本子，写了5个字，“好戏开演了”。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记者是忠实的见证者，是站在前排看历史的人。媒体工作者要走高端路线、上层路线，这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场。也要走中层路线，这个是媒介场所。但是你更要记住，走下层路线，扎根民众之中，这是你真正的源泉。基于这个理念，我去卖过报纸，开过出租车，当过巡警，做过保险公司推销员，做过殡葬工。开出租车，我穿上大众的制服，拿上他们的发票，每天开16～18小时。第一天我赚了360元，份子钱是420元，由于不熟练，连份子钱都交不上。我开了一个星期之后，知道的哥的姐的甘苦，就写了一篇报道，得到了上海新闻奖一等奖。写完以后，我认为的哥的姐份子钱太高，同时还应该给他们一个固定的吃饭场所。后来上海交通局客管处每辆车降低60～80元不等的份子钱，出租行业工会很感动。约定两条，今后强记者搭出租车，享受终身免费坐车待遇。还有一条，他们要成立出租车行业公会，让我去当公会会长。所以当你做了好事，人家会记你一辈子。我后来还去做了很多行当，比如许多人不敢做的殡葬工。我去体验不同行业的工作都是为了报道，后来发表一篇文章，叫《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引起巨大反响。殡仪馆馆长打电话给我，按照社会的行规，记者到了一个地方，单位要拿些土特产给你。火葬厂也有一个“特产”，就是上海市执行死刑犯，都是殡仪馆去接的尸，他们问我：重大死刑犯被执行死刑的时候，你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好啊。有一天，我们在开会。那边来通知，说今天高院执行死刑命令下来了，你可以去。当时，上海的一个桥头案，就是杨浦区的一个复员特种兵把下班回家的纺织女工杀害了，他被执行死刑的时候我去采访了。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故事。我觉得，记者是一个良性循环。你有一个好的报道，一个好的影响，你怎么把社会效益转成经济效益，经济效益转变成社会效益，如何为所热爱的事业服务，是我们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

穿越了沙漠之后，我用傻瓜相机拍的照片在报纸上进行连续12天的连载，引起巨大反响。回来之后，把拍的1000多张照片，在上海美术馆办了一个“强荧死亡之海探险手记”的摄影展览，8天中有10万人去参观。然后我就想怎么把这个能量聚起来，就和上海拍卖行的老总商量举办一个拍卖活动，把不值钱的探险东西拿出来拍卖。1994年8月9日，在上海的蓝星大戏院，进行了一场拍卖活动。我的一件汗衫，脏兮兮的没洗过，本来不要了，后来签了个名，卖了8888元；一张照片，卖了4万元；骆驼的驼铃，委托人用50元，从英国皇家博物馆拿回，卖了7800元；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卖了几十万元。然后就把这些钱全部捐给上海市记者协会。1994年，成立了强荧新闻风险奖，每年用这个奖表彰一些敢于冒险的记者。现在颁了十六七批奖了。我说：以死去的记者名字命名的奖，有“邹韬奋奖”，活着的记者命名的奖，中国还只有这一个。我到了新闻研究所之后，还想把它做大，让它来为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服务。

嘉宾：传统媒体转型新媒体很艰难，那么未来民营媒体能够打败国营媒体吗？当下新闻乱象很严重，那么未来小媒体的乱象会没有吗？

强荧：你的问题很好。两个问题命中要害。如果我能够回答得好的话，基本上中宣部部长我也可以做了。第一个问题，其实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我们是说三个舆论场，他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共荣共存的。比如我们现在做调查时发现，新媒体传播力很强，但相对而言，公信力不如传统媒体。换句话说，新媒体要搞商业活动，也需要叫一些传统主流媒体，哪怕是发行量不大的主流媒体来压阵，保证权威性和公信力。最近几年，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是有一个共存共荣的关系。但是你要说谁打败谁，我认为暂时没有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这个乱象，我认为还是会在相对长时间存在。所以我们现在第一步，要搞教育。中央说不留死角，要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有十几个培训内容都是紧贴目前形势的。我们现在虽然没有新闻法，但是新闻的法规还是有的。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这些乱象、问题的存在。我们也相信全国政协、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看到了这些问题，会找出一些具体解决的办法。最近我碰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他就说，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要当好“中国梦”的书写者，集中精力把视线转移到为党和中央服务的主体当中去。所以，这些乱象，我觉得还是可以治理的。

嘉宾：关于特稿的写作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希望强记者提些建议。

强荧：其实你又打开了另一个话题。就是说写作。以后如果有时间，我会和你们说，怎样写作新闻，怎么捕捉新闻。写作主要有几条：新鲜感，求实态度，从身边找新闻，把握时机，逆向思维。其实你刚才说的是对一群人怎么来写。我曾经写过一个患白血病的儿童，医生判他死刑只能活两三个月，但是他离他生日还有半年多，他说强叔叔你能不能让我活到那一天。我就花了全力去报道，去拯救这个孩子。为什么呢？上海每年有120个左右患白血病的儿童，我们写一篇有关白血病女孩的报道，是为了拯救更多的白血病女孩。

我写过几个志愿军老战士，反映这一群老战士得到妥善的安置。上海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有14个烈士，14个人都写哪个都不突出。那么14个人里写谁？我注意到他们的两句话，有一个烈士说，如果我不在了，天上最亮的星就是我。还有一个，他临上战场，给家留下一个磁带，里面有流行歌、沪剧、越剧，他说我不在了，请你们听听我的歌声。这两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有渗透力的事件。我就集中写了这两个人。后来作曲家也根据我的报道去编曲。所以一定要浓墨重彩，集中通过几个人反映一群人，通过一个现象反映一堆现象。

写作新闻要选取最佳角度。比如我们去北京参加“两会”。地方记者不能报道中央领导。但是中央领导天天在你门口晃，不写很难受。所以我最后打擦边球，写了一篇李瑞环印象记，标题叫《我是一个新兵》。为了采访，李瑞环的军车在前面走，我的破车在后面跟；他坐电梯，我走消防楼梯。最后这篇报道获得了全国新闻一等奖。这是第一，如何选取角度。第二是以小见大。上海有个新闻一等奖作品，叫《牛肉干为何送不掉》。反映一些机关干部的良好作风。第三是树后有林。就是说写一个人时要看到后面一群人。第四是要有人情味。没有人情味，这篇稿子读不下去。第五要挖掘细节。第六要学会寻找道具。《焦裕禄》电影里面有个藤椅，藤椅旁边有个破洞。焦裕禄肝区有病，要用手撑着，胳膊肘顶着藤椅，时间一久顶出个窟窿。有窟窿的藤椅就是道具。我们现在上海有很多空巢老人，家里有个绳子，绳子另外一端有个铃铛。老人有事情，拉一拉铃铛。这个就是道具，要学会找道具。所以新闻写作，还是要有一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