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7月17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冯建三

主持人：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请到冯建三教授。他是英国莱斯特大学传播学博士、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教授，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国与西欧传媒研究、市场社会主义与传播媒体、传播科技研究等领域颇有建树。同时，他也担任台湾的《新闻学研究》的主编。今天，让我们掌声有请他给我们演讲。

冯建三：谢谢主持人，各位同学早。今天先跟大家谈一下公共电视广播传媒。这几年大家都在讲Convergence，大陆这边的翻译叫“融合”，我们叫它“汇流”。也就是说你在看东西的时候，虽然它的信息来源有可能是原来的报纸，可能是《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可是你肯定是在手机上也能看到这些信息。

Convergence（融合），这个讲法当然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还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可是不管怎么样，因为在这样一个融合的年代，比如说广播电视，传统意义而言本来只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广播电视，它旨在让我们的耳朵听到、眼睛看到，可是现在你上网，完全可以看到里边的所有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不再只是传统的那种custom，而变成一个很广泛的、有文字也有图片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上是Public Service Broadcast，公共服务的广播电视，但现在可能变成一个公共服务的媒体。

十一五规划开始的时候是2008年前，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要逐步形成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我们做了一个调查，有多少人听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多少人听过文化产业？各位现在已经看到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几乎所有同学都听过文化产业，也应该听过创意产业，但是只有比较少的人听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那就面临一个问题：各位觉得看电视是不是一个文化活动？或者说，电视是不是一种文化上的展现呢？应该是。这就构成一个我们想要去继续问的问题：如果构成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个任务、是一个愿景，是一定要做的，那什么叫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它跟广播电视等媒体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日常接触的这些媒体，特别是电视，它当然应该是一种文化。可是文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构成了今天给大家的报告。

首先我们讲，什么是公共电视。2002年我们开始有公共频道，但是这个公共频道不能说跟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无关，但是它也不完全是那个意义下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它到底是什么？我分几个方面来跟大家介绍。

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最有名的还是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英国人看BBC吗？当然看。但是看多少呢？如果我们分看的量和看的质，我们会看收视率，但是如果完全依赖收视率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就有一些收视质的调查出现。收视质的调查会让你自己说，喜不喜欢看，信不信任媒体的报道，比较信任谁。有关收视质的调查，欣赏指数的调查，大多数都是由公共广播电视系统去处理。因为这些系统希望知道你看了以后有没有印象、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好节目、你想不想向人家去推荐，这是收视率无法观测到的。

关于收视质的调查，BBC大概四五十年代就开始做了。在华人世界里，香港电台属于政府，在历年的调查里，它在香港的所有媒体里民众的信任度是比较高的。在英国也是这样。同样是电视台，BBC得到的信任度是比较高的。报纸里面的精英报纸，《财经时报》（Financial Times），这是领导者在看的一个报纸，它的民众信任度也相对较高。从收视率来看，BBC也还不错，就是说英国现在还是以无线电视系统为主，以BBC电视频道、ITV电影频道这些为主，大概70%的民众会收看。其中，BBC所有的频道可以占到30%～31%。在英国收音机的影响力更大。事实上英国是少数已经进入数位广播时代的国家，就是说它们已经在卖数位收音机了，能够听到BBC提供的节目。这个收音机在广播率上占更大比例，占到四五成，收听率最高。那么享受英国BBC需要花多少钱呢？看它的绝对数字，大概是1450人民币，但对英国人来说较便宜。

接下来，我们讲BBC之外的其他情况。这里有简单的资料大家可以看一下。全世界加入这个公共广播服务体系的会员盟国有51个国家，有85家这样的机构，频道当然更多。从2005年到2010年，它的经费稍有增加。比较重要的是，通过公共广播电视我们将会看到，它不是只有这个公共预算，不是只有执照费。这里顺便讲一下执照费的概念，它是法律规定你一定要交的。如果这样来看，它们的商业收入的比例实际上是稍有下降。下降的背景刚好又是2008年金融风暴。

接下来要谈BBC是怎么来的。早年公共电视的存在是因为频道稀有，但是我们讲，在历史过程中，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它之所以要创立公共电视，或者说对当时的广播要有高度的管制、规范，跟频道稀有是没有关系的，它是一种政治的决定。那政治的决定是什么呢？如果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它有所谓的外部性。也就是说，广播电视这个媒体有相当浓厚的市场失灵的问题，这才是构成要制定公共服务制度的原因。

在美国，对它们的无线电视还是高度管制的。比如说，原则上，外国人可以去买电信的股份，但是你买它的无线电视股份不能超过25%。原因就是广播电视会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力，有影响社会价值观的能力。所以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即便没有创设公共电视这个公共产权的东西，但谁要来申请执照，不是你有钱我就给你，它要你提供营运计划书，根据这个计划书来看要不要给你执照。以后若你没有按计划书的内容执行，它就可以用这样的承诺，来决定对你的处理。

在欧洲，国有公营的第一个原因是“欧战”的教训。世界从1914年到1945年，这30年是相当动乱的年代。欧洲在第一次世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了上千万人，之后，大家就领悟到这种市场竞争的残酷性。大家第一次发现，如果这个新兴的广播——当时是广播——再成为商业手段，就变成了鼓励类似竞争的工具，这不是一个好事情。除了这一点，还与欧洲是从19世纪就成为民主地区有关系，他们认为很多商业的东西对他们的民族文化是一种损害。最后一个是经济逻辑，没有人会买一个收音机只放在家里，硬体和软体（指节目）要联合使用。这时候，英国工业上的政策也开始尝试另外一种方式，如果叫每个老百姓都来摊一点钱制作节目，而不是去跟报纸抢广告，报纸也会很高兴。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就产生了他们的电视。

亚洲最新兴的电视是在泰国。他们第一家公共电视台产生在军事政变之后。当时泰国发生了红衫军、黄衫军的对立，前总理他信遭到个人道德上的非议，就是说他个人利用职权去买了泰国最大的电视台。他在交易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反对他的人就找到了军方。2006年9月发生了军事政变，反对方要把他信的这个电视台没收。没收之后，还没有结束，当时已经有很多的社会力量在激荡，有一部分人谈到泰国电视要怎么变？有的人说，泰国的电视商业化太严重，应该走公共服务的道路，当时已经有这个力量了。所以这家电视台执照被吊销之后就变成了公共电视。泰国公共电视的财政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它来自烟酒税。

韩国的情况更奇特。韩国的电视在1992年之前是没有私人电视的，都是国有电视，但只是打着公共服务体系的名号。韩国公共电视是怎么来的呢？1979年，韩国总统朴正熙在开国安会议的时候，被他的情报局长当场杀掉。这是个大动荡，大动荡之后，军人开始掌权。韩国老百姓就抗议，对抗最激烈的是在韩国的南部，这时军队出兵镇压。这个事件之后，当时的领导人为了控制舆论，就起了一个很好的名称，叫作“大众传播事业组合”，在这个过程中，本来韩国的公营电视有KBS一频道，他就把另外一家收成二频道，变成公营的。

那公制品会不会死亡呢？在所有的欧洲国家，国有事业本来都是占相当比重的。但是在1980年，随着所谓的风潮，很多国有事业都被民营化、私有化，但是只有一个没有被私有化，就是公共广播电视。目前被私有化的公共电视只有法国的一家。现在，公共电视公共广播服务的频道，就没有所谓死亡的问题。

那什么是公共电视呢？我想用三个城市为例跟大家讲。理论上香港电台做的节目就很符合公共服务了，比如它的节目上有监督时政的要求，品质做得比较好，公信度比较高。香港的公营电台没有自己的频道，跟它的收音机不一样。香港电台的收音机有6个频道，香港的电视没有自己的频道，没有自己的频道那它怎么放呢？法律上规定，香港的无线电视TVV跟亚视ATV，以及有线电视台，在黄金时段要播映香港电台提供的节目。

台湾在早年也是这样，台湾从1985年开始有公共电视，可是那时候也跟香港一样，只有节目，它的节目是在当时的有线电视播放，法律上规定它必须这样播放。

接下来就是整个制度。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一个概念，叫作Commercial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就是播放广告的公共服务电视，在市场结构受到比较严格的规范下，即便播放广告，也会要求你要尽到公共服务的责任。你可以赚钱，可赚钱之外，还要服务公共利益。

这怎么样兼容呢？就牵涉到市场结构。它创办宗旨就不是要赚钱的。创办这个电视台是非营利的。当然不是说非营利的电视台一定是公共电视，像台湾有宗教电视台，宗教电视台也不是要赚钱的。可是也很难讲，宗教电视是公共电视。如果是公共电视，在财产权上一定不是私人的。

在管理上，它通过不同的方式产生经营团队。财政来源也会不一样，从业人员的规模通常是庞大的。

刚才讲，收视率跟收视质不同，如果完全不讲收视率，就会曲高和寡，没人收看这也不是办法，可是如果跟商业电视台一样，只刺激大家看电视，你也不管看了之后有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有没有一些学习，那这个也不对。所以怎么平衡，这个很重要。对公共广播服务体系来说，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它必须要处理的课题。

公共广播服务体系需要资讯的透明。在所有国家，如果是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体系，通常它都会提供详细的材料（收入多少？怎么用的？多少钱上缴？台长拿多少钱？台聘拿多少钱？栏聘拿多少钱？做纪实节目一个小时多少钱？戏剧一个小时多少钱？多少节目是自己做的？多少节目是采购外面的？记者有多少人？）。英国的BBC、德国的ARZ、法国的TS、日本的NHK、韩国的KBS都会告诉你，它的收视率也是清清楚楚给你看。这是大家出的钱，也要为国民负责。你越是透明，别人也越因为了解你、知道你而产生亲近感。

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体系从业人员的规模都很庞大，在1990年以前，BBC还只有两个频道，它的员工就有将近3万人。但是在1990年以后，法律上规定，你们25%的节目必须要到外面去采购，使原来的人员减少。到现在BBC估计还有70%或低一点的节目是它自己做的。NHK比较少，大概也有1万多人。那么韩国的KBS大概有5000多人，NBC大概有4000多人。

公营社团是怎么产生的呢？是行政挂帅。在法国就是由总理直接委派。另外，我们把它叫作所谓的专业挂靠，不过这里的专业是指英语系国家在选任经营团队的过程中，会尊重朝野的意见。像韩国KBS因为派的人太亲近执政党，遭到工会反对。英国不会这样，他们会派一个人，这个人会自动执行一些合理的政策。第三个是国会比例，比如说意大利，意大利有一个RAI第三频道，历来都是当时的共产党去任命它的一个总经理团队，其他两个频道可能是另外两个党去处理。当然现在共产党的名称在意大利已经改变了，不过基本上还是维持这样一个制度。公营社团这种模式在荷兰是最明显的。比如说，要组织经营团队董事会，如果十二三个人，工会有代表，消费者有代表，产业界商业界有代表组合起来，社会上不同的团体、社团组成这样一个董事会。

它的财政来源变化很大。有的是完全禁止广告的，或者限制广告。BBC、NHK是完全禁止广告的，挪威的公共电视也是禁止广告的。禁止广告以后，财政来源主要是政府直接拨款。像中国台湾也是政府直接拨款给公共电视，澳洲也是全额拨款。好处就是政府直接拨款效率高，而且它相对符合这种所得重新分配的效果。除此之外还有执照费。其他像加拿大、西班牙、法国，他们有广告收入的一部分，政府也给一部分。

还有一种公共电视，它完全依靠广告。它有特定的基础。像韩国的NBC就靠广告收入，英国的第四频道也是完全靠广告，但是这个靠广告收入是在频道还没有那么发达、竞争还没有那么激烈的时候，你等于是独包广告，相对不会受广告牵制。等到了竞争激烈的时候，风险就大了。

财政来源不一样，表现也就有差别。这里大家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照。我们说BBC的收视率，相对它所收的执照费，它的表现是比较好的。各位可以看一下，如果按1994年来计算，英国的执照费按100镑计，德国、法国、意大利，也按这样算。我们当时算的时候，是按它的国民所得、执照费的绝对数额这样去算它的比值，英国是100镑的话，意大利就是当时最高的。可是看它当时的收视率份额，英国的BBC大概拿到43%的收视份额；意大利是34%。就是如果比较起来，可以说，没有拿广告的电视台，它的收视率和接受度可能最高。节目表现所得到的信任度也比较高。同一个调查机构，它是在英国、法国、德国，同一个时间同样做这样的调查。简单问就是，你觉得看到的报纸、看到的电视，是不是事件真相，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却得到不同的数值。法国超过40%的被调查者对报纸和电视的信任度都较低。德国相当多的人相信报纸、也有相当多的人相信电视。48%的英国人相信报纸，相信电视的人高达85%。从这个简单的对比看，财政来源的差异会造成节目的表现不一样，给观众听众的感受也常常会有差距。

我们讲过，有一个名称叫作Commercial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指播放广告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说它收了很多广告，可是它的传媒性质不会完全演变为买方的市场，就是广告主的市场，卖方市场还是存在的。这个情况在很多社会存在。就是说，它有广告，可是媒体的表现依然还是在可取的范围。我们主要指国家所创设的公司或者是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或者说重新分配广告以及产生的所谓Public Commercial Broadcasting或者Commercial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我们只谈一个频道，这个频道就是英国的第四频道。1982年11月第四频道创办的时候，英国人眼睛一亮，因为BBC的这个第四频道做了一些比较前沿的话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对性别取向的开放度比较大了，可是在30年前，即便在欧洲那样的社会，还是比较保守的。英国关于它的探讨是从第四频道开始的。再如它的谈话节目，邀请几位知识界、政党界的人，在电视上谈论社会主义的未来。

第四频道当时的特色，除了节目的取向、内涵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这个电视台所有的节目就像出版社一样。当时的所有公共电视节目几乎100%是内制的、台制的，完完全全没有外面做的。第四频道从1982年11月创立开始，所有的节目都是外面的人投递方案，频道里面的编审通过，频道里没有完全做节目的人。这是第四频道在制度上的一个特色。

接下来讨论100%的节目台制，那钱从哪儿来。保守党当时当然不愿意让第四频道跟BBC一样，让你收执照费。而且，政府也没有想要拨款。那就播广告吧。如果播广告的话，谁会最紧张？是当时唯一可以播放广告的iTV，英国的独立电视公司。后来二者协商，iTV给第四频道一年的节目花销。但是有个条件，第四频道一个小时6分钟的广告时间给iTV，它帮着卖广告。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这个妥协的做法在90年代发生了变化。1993年，英国因为政治的压力让第四频道和iTV竞争，1993年之后，第四频道需要自己卖广告。在1993～1999年大概6年的时间里，不是完全竞争。如果卖广告所得到广告的收入超过iTV跟第四频道加起来的广告收入的14%的话，假设加起来是100元，第四频道卖了14元，那就刚刚好。如果第四频道卖了20元，超过6元，其中3元要给iTV。同样，如果第四频道只卖了10元，比14元相差4元，就由iTV补给第四频道2元钱。这还是一个协调的、有限度的竞争。到了1999年之后，形势完全转变成为彻底的竞争。

BBC的财政到目前大概不会变化，2010年以前BBC的财政规定是10年改一次，上一次修改是1996，所以到2016年再修改，这10年里，它的钱主要从执照费来。有关公共电视的未来，BBC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标杆，看它会怎样变化。另外一个，在全世界范围里，新兴的公共电视台都在出现，也有一些值得大家注意的新动向。

一直有人认为BBC应该私有化，公共电视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声音一直存在。我刚才也给大家报告，全世界虽然有很多国营事业被私有化，包括现在的英国皇家邮政（Royal Mail），英国把铁路也私有化了，很多东西都私有化了，可是电视这个部分没有被私有化，这一定有它特殊的原因。另外，英国内部有一种民族主义的观点，它不一定着重私有化，重点在于，BBC的品牌是不错的，应该做海外扩张，特别是在英国、在制造业很弱的情况下，英国的文化影响力、教育影响力应该想办法扩张。所以民族主义主张说，BBC应该在海外有更多商业的投资行为、商业的扩张。这是英国主流的看法。因为BBC确实有比较多的经费是来自海外。BBC的营运，除了在英国有收音机频道、电视频道，还有海外的BBC世界服务（BBC World Service）。这个经费在2010年以前是英国的外交部提供的，一年提供大概四五十亿人民币，做海外的广播之用。除此之外，BBC还有一个商业部门，一个是对内的出版，BBC是英国第六大出版事业单位，对海外有很多的电视频道。不过到目前BBC的执照费还是占它主要收入的七成，大概两成来自商业。而国际主义者的观点是，BBC对内公共服务不播广告，对外有那么多的商业行为，会不会造成政治上越来越大的压力，比如一直不增加执照费，这样收入就会相对减少，逼迫BBC做更多的海外扩张的商业行为，这一套做法在政治压力、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可能会变成越来越被强调的一个方面；而这个反过来会吞噬掉内部的公共服务。这可能会变成一个问题。所以国际主义的观点是海外商业行为也许可以存在，但是不要把它变成BBC到海外赚钱来贴补英国国内不足的取向。这样的取向走得太过头，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可能会改变整个BBC的内部。

目前BBC遇到一个境况，因为效率太高而“功高盖主”，这个“主”就是社会的主流，资本、商业的力量。我们不管是产业、还是电视，存在的价值是要服务人民、服务听众、观众、读者，现在BBC反而因为服务观众、读者，而且因为服务非常好而遭到批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BBC需要去面对。

我们研究这个题目对中国的意义，不只是知道别人如何竞争，我们希望了解自己，不管是中国台湾或大陆，未来的媒体方向不会是静止不变的，是不是公共电视可以成为改变方向的一个选择？虽然在座的各位很少听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可是，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研究这方面的论文开始增加了，一年大概有17篇。虽然研究的数量还很少，虽然在整个传播研究的范围不太被关注，但是相较于2004年以前，公共文化服务、公共电视已开始被讨论了。我们希望大家来注意这个问题。谢谢大家。

嘉宾：冯博士你好，我是湖北大学的学生，我的问题是，台湾的电视娱乐节目发展瓶颈在什么地方？您如何看待大陆的典型节目直接复制外国的一些成功的电视娱乐节目这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电视文化创意产业该如何发展？

冯建三：文化创意产业，Culture Industry它本来在法兰克福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概念，到现在反而变成以为它是经济发展的重心，其实它对经济发展的帮助不大。娱乐节目当然可以做，现在形式的贸易在很多地方变成一个重要的贸易项目了。一个地方，要自己去研发还是拷贝，我倒没有特别的意见，你可以去拷贝，事实上不是拷贝，因为他要花钱去买人家的这种形式，智慧财产权。这个其实是挺有趣的，这就涉及智慧财产权，它已经变成一个过度膨胀的概念。我并不反对你去复制或者学习，买版权。

台湾的娱乐节目，跟其他的节目有共同的地方，它们目前都不太愿意投资，而且就个别艺人来讲，他在大陆有发展机会，他就宁愿到大陆发展，他不一定要在台湾去做投资。不管是个人，还是这些公司，台湾的电视公司都会想要进来，可是他们忘了，你们能进来，别人也可以进来，如果哪一天大陆开放了，都能够进来，互相的优势就抵消了。他们不会去管这个事情。王伟忠先生讲的那个问题，它大概不是只指娱乐节目，而是所有的节目类型。台湾的公共电视规模现在太小。虽然它的频道，包括数字化频道已经有10个，也不算太少。但是一般民众大概也只能看到六七个、或8个，也就是说政策上有个拟定，但漫不经心。台湾的政治人物跟这里很大的差别是，台湾的政治人物不太管媒体，不关心媒体。不管的意思是说，不会去叫你播这个播那个；另外不管就是说，不会去管这个政策问题。所以具体地讲，就是说娱乐节目当然可以做。

嘉宾：您怎么看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希望给我们有一个引导。谢谢。

冯建三：文化创意产业，众所周知，有很多来源。英国新工党上台之后的一个说法，文化创意产业大概里面有几个部分，一个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广播、电视、电影、出版。应该说，文艺表演类的东西。现在文化创意产业只不过是把本来就已经很商业化的这些广播、电视、出版，用不同的名词来讲，但是要把这些艺文产业商业化是不可能的。各国的交响乐团，各国的民俗戏曲，都有比较大量的政府补助，或者说慈善机构的捐款2008年、2009年以来，因为经济的不景气，慈善机构的捐款减少，像芝加哥交响乐团都要解散，因为它的财政来自这里，所以怎么可能把传统的民俗技艺变成所谓文化信息表演产业化呢？如果产业化是指有足够的消费者要花钱进去，来让他赚钱，这不可能的。广播电视这个东西，它本来就已经是商业化很严重了、程度很高的，你现在没有必要再用另外一个名词来包装它。讲文化、讲创意，这都是很好的名称，特别是创意。文化，也许你还会讲它说是“糟蹋文化”，你还会讲它说是一个“伤风败俗文化”，但创意这个词本身就是正面的。

嘉宾：老师您好，我来自山东农业大学，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在这个公共广播电视的发展过程当中，有没有有关公共物品的问题？台湾现在的公共广播电视的发展，面临着一些怎样的问题？对我们大陆这边公共广播电视，以及公共新媒体的发展，它有什么样的借鉴作用？谢谢老师。

冯建三：谢谢。在中国台湾比较可取的就是说相关部门基本上不会去限制它的表意的内容。它的言论尺度跟所有的商业电视台基本上是一样的，不会受到特别的约束。如果能够不播广告，长期来讲应该往这个方向发展，这对台湾当然是正面的。

不管我们是叫它公共物品还是叫它公共财力，都是一样的，公共财力意思就是说它的生产最初的成本。我们这个广播电视，生产最初成本很高，可能生产成本要1亿人民币，可是这1亿人民币，卫星上放上去，所有中国人都看到也好，还是一个人看到也好，都一样。都是1亿元。所以它的最初成本很高，但它的边际成本几乎是零。这在经济学上就出现困难。经济学上本来是要以边际成本定价的，那你这个定价是零怎么办？零成本广告商怎么来支付？谁来做节目？那就产生了一个解决办法。广告商说，“我来做给你看，你要付钱”；一个是大家一起出钱，公共的制度跟商业的制度，这两个制度如果统统都由广告去支付，它会出现很多的副作用。社会上需要的东西它会生产得不够、不需要的东西它可能生产一大堆。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广告完全作为支付的来源的时候，比例越高那么它越会造成我刚刚讲的现象，社会需要很多的节目，这个会生产不足；而社会不需要的，或者是负面作用的，会生产得非常多。

嘉宾：老师您好，我的问题是，关于公共电视，我想问一下以BBC为例，公共电视有高层领导认定的问题；第二个问题，重庆电视台出现时有很多举措，比如说它不播商业广告，不放电视剧。我想问一下重庆电视台的状况，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电视吗？在大陆，有没有条件发展公共电视台？谢谢。

冯建三：这正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你只看到一个国有财产被私有化；现在很少看到私有财产被国有化，没有看到私有化变公共化。我刚才讲，这个公共电视有六个层次，说财产权是最基本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改革一步到位，一些基本的方面还是要稳住，财产权如果被颠覆掉了、变私人了，你大概很难再把它变成公共产权。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你要做公共电视其他的设计就不可能。所以从这个角度，大陆在法律上严格地讲，电视都是不能私有的，虽然里面很多部门都已经私有化了。可是理论上，这个电波的使用跟这个特许，它理论上和法律上应该都还不能够承认私有。所以这是等于跟时间赛跑。重庆卫视这样做，它在财政上和产权上是符合公共电视要求的，财政上因为不做广告，而且是重庆政府拨款——从这个角度它可以算是；但是，节目表现算不算？它的透明度算不算？这部分当然就有待于大家去好好厘清了。

电视台负责人的任命在以前有四种模式，一种是谁上台就任命谁，那上台之后可能要国会同意。台湾做得比较严格，但这个严格不见得好，台湾要3/4的国会议员同意。执政的国民党本身不能够完全决定。国民党要提名的人，在台湾要民进党同意才可以。可是这样产生的人是不是最优秀的人呢？不能够保证。只能说是都能够接受的人，任命的方式也会随着政治文化上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