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大城市陆续出现了农民工返乡现象。2008年春节后，200万农民工回家过节后没有返回深圳，到2009年底，更有18%的农民工决定离开，为了挽留这些劳动力，深圳市政府把最低工资标准从450元提高到750元，再调高到900元，却没能产生作用。2010年，又有数十万人离开，导致深圳市面临超过20%的工人短缺，于是政府宣布再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至1100元，但仍然没有产生显著效果。数据显示，2011年深圳常住人口1046.74万人，非深户籍人口778.85万人，非深户籍人口减少近8万，这是特区3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非深户籍人口减少1009539。2012年深圳常住人口1054.74万人，非深户籍人口767.13万人，同比减少1.5%，又有11.7万人悄悄“撤离”了深圳。1009540而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显示，2011年全市暂住人口825.8万人，比2010年减少了60.3万人，这是北京市有分区、县数据以来，暂住人口首次出现下降。2012年，北京市暂住人口继续下降，减少41.6万人。

而更多的争论来自2014年春节的一个网帖。著名网络论坛“知乎”上用户“王远成”的一篇《背井离乡，为何仍要打拼北上广》，引起了这场大讨论。“王远成”曾是“沪漂”，在上海的一家网络公司做产品经理。他的家乡是“一座三线城市”，其个人注册资料显示为乌鲁木齐。2008年，他“从西安一所民办大专毕业，揣着2000块钱来到上海”，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了5年，因母亲患病返回家乡，在家人的帮助下来到机关工作，即将得到事业编制。不过“王远成”始终念念不忘上海。他把在上海的经历看作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发誓一定会重返上海。“王远成”的帖子引发了大量“点赞”，也引来了微博和各大新闻网站的转发转载。大多数“知乎”用户称赞他的态度，这家面向受过高等教育青年的知识性问答网站的用户，大多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工作。

“王远成”的经历也是千百万当代返乡青年的经历。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二、三线城市获得了较快发展，与此同时，近年来大城市房价的迅速飙升浇灭了很多外来青年定居的梦想，课题组的“蚁族”调查就显示，在购房地点的选择上，2010年16.4%的受访者会视情况而定，39.2%会选择在北京购房；而2013年则有35.8%会视情况而定，25.9%会选择在北京购房。可见，选择在北京购房的比例明显下降，更多的“蚁族”选择“视情况而定”，在购房的选择上趋于理性和务实，并不是非常执著于在北京发展。在二、三线城市的牵引和大城市的挤出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下，部分青年开始选择回流返乡。

我们把这样的返乡青年称为“洄游青年”。之所以这样定义，是因为他们像洄游鱼群1009541一样，在另外一个环境中经历成长的特定阶段后，选择“洄游”到家乡或二、三线城市继续生活工作。我们借用生物学上的“洄游”现象来描述城镇化背景下中小城镇返乡青年的迁移性成长经历。他们与城市新移民、海归群体等类似，都具有流动的特点，这与中国城镇化进程密不可分；但同时，他们自身又表现出许多独特之处，这也恰恰折射了城镇化进程对于特定类别青年人的差异化影响。当课题组提出的“蚁族”、“工蜂”等青年群体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时候，这群“洄游青年”背后的逻辑动因是什么？“洄游”对于他们的人生历程有怎样的影响？他们对于转型中的中国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为了探究“洄游青年”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态势，2013年11月至2014年6月，我们组织开展了“跨越国情线流动——‘瑷珲—腾冲带’青年群体大调研活动”。

“瑷珲—腾冲线”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提出的中国人口密度对比线（见附图）。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人口稠密，而西北地区人口稀疏。1935年，胡焕庸先生提出了“胡焕庸线”，即“瑷珲—腾冲线”。从黑龙江的黑河市瑷珲区到云南省的腾冲县，大致为45°的倾斜直线，将中国一分为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增长到13亿多，但胡焕庸先生发现的人口分布结构并没有大的变动。随着国家进步和社会变迁，这条线的原有内涵正在被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所更新。沿线一带，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赋予了这条线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这条线已不仅仅是人口、地理分界线，还成为重要的“国情线”，是认识国情、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感受中国巨大历史变迁的标志线。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有了显著进步。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取得巨大成就，而新一轮的工业化、城镇化浪潮正在向纵深推进。为了促进北中西部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快这些地区发展的重大部署，“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纵观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可以发现沿“瑷珲—腾冲”一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处于“第二波”工业化浪潮的前沿。

“瑷珲—腾冲线”为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伟大“活剧”的剧中人的我们提供了了解中国国情、把握中国发展脉搏、理解中国道路的丰厚土壤。在这一带，我们能够感受到时代脉搏的最强音；在这一带，我们能够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大热潮；在这一带，我们能够感受到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在这一带，我们能够感受到上层建筑的体制机制创新；在这一带，我们能够感受到民族大团结的欣欣向荣。因此，“瑷珲—腾冲线”是我们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线”、探讨政治建设的“政治线”、实现文化繁荣的“文化线”、加快社会建设的“社会线”、推动生态建设的“生态线”，是青年成长发展的大时代背景。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此次调研以“瑷珲—腾冲线”为基准，调研“线”两侧各延伸100公里的带状区域（瑷珲—腾冲带）。主要包括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贵州、青海、四川、云南11个省份，并选择这些省份中的某一县级区域或乡镇地区为调研单元。调研群体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不分户籍、不分职业、不分学历，具有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外出至少半年经历1009542，目前回到本地生活发展的返乡群体——“洄游青年”。就内容而言，此次调研从工作状况、生活环境、思想观念等方面对该群体进行描述，分析他们的职业转换经历、居留返乡意愿、城乡差异认知、社会关系网络等，研究他们视角中的时代变迁和流动逻辑，探求大跨度迁移经历对青年生命历程的影响。

调研要求必须设计高质量的调查问卷，进行实地考察走访，并尝试性提出近期措施、中长期措施以及重点关注群体和重点关注议题。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调研，各调研团队在发放调查问卷、分析调研数据、提炼深度访谈、撰写调研报告的基础上，提交了数据分析报告、深度访谈报告和总体调研报告。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中国青年评论（第1辑）——中间地带的青春中国》汇聚了此次调研的部分优秀成果。这些成果展现了廉思课题组对国情动态的关注与认识，反映了“瑷珲—腾冲线”的带状区域内广大基层青年的生活发展动态，也呈现了广袤华夏大地上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

青年，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中坚力量，是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的接棒者。在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对广大青年人的生存现状、思想动态、利益诉求、社会参与、网络行为、流动状况、发展障碍等方面的调查分析必然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针对中国广大基层青年的专门研究尚不丰富，更缺少大跨度、广地域、全视角的调研，这一主题为当代青年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对象和难得的实践机会，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有益参考，为当代中国国情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实证基础。

通过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瑷珲—腾冲带的“洄游青年”不仅改变了自身的社会阶层和生活状况，而且对家乡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中国小城镇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二、三线城市将是中国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新突破口，会带动中国经济重心下移，使中国广大基础地区进入高速发展快车道。如“丝绸之路”经济带，一方面可以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弥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乏力所造成的缺口，保障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二、三线城市的“洄游青年”正是国家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支撑力量，他们能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助推二、三线城市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大城市像一个巨大的抽水机，不仅将小城市和乡村的劳动力“吸”到大城市，也把关系到基层未来的年轻一代精英们“抽”到了大城市。但是，随着一批知识精英的“倒流”，中国乡村和小城市的未来有了更多的可能。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像“王远成”一样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扎根基层。一个人回来是郁闷纠结的，两个人回来是扶持鼓励的，三个人回来是发展改变的，这就是“鲇鱼效应”1009543，当返乡的“王远成”多到一定量时，质就会发生变化。可以预见，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必将崛起一批新的有生力量，可谓“中间地带的青春中国”。衷心希望本辑《中国青年评论》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社会各界对“洄游青年”的思考与研究。

附图 2亿用户同时在线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