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是否可以被视为20世纪军事战略发展的一位关键人物呢？1932年出生于巴黎的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一生致力于军事战略和军事空间组织的研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对大西洋壁垒（Atlantic Wall）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建筑学和摄影学的研究。大西洋壁垒位于法国西海岸，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西线建造的一系列军事掩体，用来防止盟军登陆欧洲大陆。1963年，维利里奥与建筑学家巴朗（Claude Parent）一起成立“建筑原则”（Architecture Principe）小组，并发行同名刊物，一直到1968年，维利里奥都是此刊军事建筑方面的主要作者。1969年，他被任命为巴黎建筑设计专科学校教授，并于1975年出版了《地堡考古学》（Bunker Archeology）1031921。1975～1989年间，他担任该校院长一职，1989年被任命为巴黎多米尼加神哲学院院长，1997年退休后居于法国西部海港拉罗谢尔。维利里奥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化研究理论家，还对战争和电影进行了详尽的研究。除了对“知觉的后勤学”这一概念别有兴趣之外，他的哲学研究也对批评、军事、电影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里所说的20世纪军事战略是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到科索沃战争（1998～1999）之间多种形式的军事战略，包括进攻思维（offensive thinking）、防御能力（defensive capabilities）、战略军事演习（strategic military exercises）和武装视野（armed vision）等。维利里奥认为从“一战”后，欧洲和美国的战争以一系列先进的战争武器（如机关枪、大炮、毒气、坦克、电话、无线电通信等军事领域的先进技术成果）为显著特点，并塑造了其文化和表征。机关枪和摄影相结合，在“一战”期间用于配合飞机作战，这是军事界和摄影界一项重要的先进技术，甚至对“一战”以后的军事和影视理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技术进步如空中勘测等已经树立了极高的军事权威，目前军方已把这些技术进一步发展为一项杀伤性（lethal）视觉技术，即军事间谍卫星和空间武器。因此，20世纪军事战略家和电影摄制者不得不承认，这些先进的战争技术与摄影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致命的相互依赖关系。维利里奥对20世纪军事战略的分析针对的正是战争中直接视觉（direct vision）的消失，以及以致命的声音和灯光秀来取代之前的肉搏战等现象。他试图在每个军事-电影话语领域都提倡直接视觉，并以此来对抗军工国家所全力研发的各种技术进步，这类技术把闭塞（obliteration）和知觉（perception）结合在一起。因此，维利里奥的20世纪军事战略是一种对直接视觉的辩护。

维利里奥关于战争与电影相结合的概念是他追求直接视觉的一种集中体现。战争与电影的结合是当代文化危机的一种症候：因为现代文化表露出一种人们对军事历史和武器、摄影及电影拍摄等问题的独特的技术性理解。当然，对维利里奥来说，对战争与电影结合的研究阐明了关于以前某项军事行动或某个电影的现存记载，并且让我们对当代军事战略家和电影导演的文化思想以及他们关于战争和武器的技术信仰进行批判分析，还让我们对从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塞缪尔·福勒（Samuel Fuller）到阿贝尔·冈斯（Abel Gance）和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等摄影师与电影制作人的电影历史进行批判分析。维利里奥著作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对战争与电影的结合史、建筑以及流行文化进行更深刻的思考，并对我们所说的“19世纪的军事战略和观看方式”加以批判，即维利里奥的著作是对克劳塞维茨式（Clausewitz-styled）的军事战略的一种批判性分析，认为后者已不能解释20世纪的军事观看方式，原因是其太过“物质性”1031922。同时，对维利里奥来说，这些因当代军事技术进步而受到指控的战略家们，身上很重要的一个缺点就是很难应用灵活的攻击路线，即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家孙武的《孙子兵法》中所记载的军事战略和进攻方法。1031923实际上，许多现代军事理论家依然认为他们不仅能够取得决定性的军事和政治胜利，还可以追随劳塞维茨的假设，相信“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Clausewitz，Clausewitz On War，p.69）。在该假设中，克劳塞维茨认为人类战争必然会呈现道德因素和物理因素的辩证关系。因此，对维利里奥来说，20世纪关于战争和电影结合的研究不仅强调19世纪军事战略和观看方式的不足，而且也强调了直接视觉的重要性。

维利里奥对知觉的后勤学这一概念表现近于痴迷的兴趣，尤其是在他的《战争与电影》中，这个话题对于现代主义者的视觉文化（如赫胥黎在1943年《观看的艺术》中所定义的）是一个重要发展。1031924维利里奥不仅拓展了赫胥黎的研究，而且对20世纪其他研究冲突、电影及感知组织的理论家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等人的研究也有所拓展，维利里奥把知觉的后勤学看作“景象机”（sight machine）或者“20世纪冲突中对电影技术的系统性运用”的一种表达（Virilio，War and Cinema，p.1）。因此，他把战争与电影看作景象机的交叉点，也就是说，军队通过发展远距离瞄准的机械形式来发展感知技术，同时，电影则通过远距离移动摄影机发展它自己的感知技术。维利里奥的研究方法植根于“绘图学（cartography）中战略和战术的必要性”，这点可以“从美国内战中军事摄影的出现直到目前战场上的视频监控”中得以证实；但对维利里奥来说，这一点有违于“从‘一战’时期就开始出现的”“空战侦察中电影胶片的高度使用”这种说法（p.1）。他认为，对赫胥黎来说，知觉的后勤学包括能够使“身体消失变为瞬间聚集的知觉数据”的东西以及“发光体的产生与纯粹迷醉（pure fascination）状态”之间的交变磁场，“而后者是指能够摧毁清醒的感知意识，把人引入催眠状态或者类似的病理状态”（p.10）。因此，19世纪的视觉机器（vision machines）如艾蒂安-朱尔·马莱（Étienne-Jules Marey）的“验磁器”（magnetoscope）或者20世纪过度曝光（overexposure）这一设想，对维利里奥来说，都标志着新兴景象机的出现：它们是“影像”在技术层面的创造者，“充满思想及怀疑”，直到今天它们依然是“对抗黑暗的最好方法之一”（p.10）。但是，赫胥黎认为的那种经由电影技术人体可以消失为一种短暂、混乱的“感知数据”的说法同样可以作为一种可能的信息源，尤其是在军官们总是希望不断更新他们的“现实图片”的情况下，由此对周边地区的理解不但经常受到炮弹的更新，也经常会受到“对组织战役异常重要的地形资料”的影响（P.1）。

本雅明对当代批评、军事、电影、文化理论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激励了20世纪整个欧洲和美国的“后现代”理论家。后现代理论家如鲍德里亚吸收了本雅明的理论，鲍德里亚对知觉的后勤学做出的阐释（例如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对“触觉与数字”的解释）吸收了本雅明1936年《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的思想，该论文的内容是关于电影“技术机器”的“测试功能”的。鲍德里亚写道：“思考是不可能的，因为意象被分割成一系列连续的感知片段和刺激（物），人们对这些刺激的反应只能是一个瞬时的‘是’或者‘不是’，亦即人们的反应时间极度地缩短了。电影不再允许你思考它，它直接质问你。”1031925本雅明曾认为，当观众面对电影演员的创造性再现时，他们只能感觉到电影摄影机的冲击；当他们处于科波拉执导的反映“越战”的《现代启示录》的境况中时（就像鲍德里亚在《拟像与仿真》中所描述的），观众所感受到的仅仅是电影摄影机对他们的冲击。1031926“过度”“资料过剩”及“可怕的坦率”都使鲍德里亚的观众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胜利”及美国的“胜利”，意识到他们的战争在“应接不暇的特效”中，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防卫工事，一种技术与迷幻所制造的幻觉”。鲍德里亚认为，在“战争还未被拍摄之前”它们已成为电影，这是因为“战争在它自己的技术测试中逐渐消失，对美国人来说，战争主要是一个测试场，一个巨大的能够测试他们武器、方法和威力的领域”（Baudrillard，Simulacra and Simulation，p.59）。

对赫胥黎和本雅明来说，知觉的后勤学和现代感知技术（如电影摄影机和其他形式的眼镜）构成了间接的视觉设备，谈到这一点，赫胥黎比本雅明更活跃，他在1943年《观看的艺术》中写道，在讨论贝茨博士的“改善视力的技术时，他讲到自己在16岁时患上了严重的点状角膜炎，这影响了他的眼角膜，致使他在18个月里几乎完全看不清东西，此事对他的视力造成了永久性伤害”。依靠强大的眼镜，赫胥黎的视力才有所改善，不过读书时依然感觉吃力。然而，赫胥黎怀疑医学界关于视力障碍的哲学使命，即利用眼镜帮助人类看清东西。赫胥黎认为当时最新的关于视力缺陷的治疗方案的理念有问题。他认为“目前的某些治疗方法是非常错误的”，在这些方案中人们认为“视觉器官的缺陷是不可治愈的，只能通过机械手段来缓和症状”（Huxley，The Art of Seeing，pp.1-2）。

同样，维利里奥也认为，知觉后勤学与现代感知技术能够控制可能引发问题的间接视觉设备，这些视觉设备是第一批被军事化的、具有强烈杀伤力的机器，这些机器预示了军队“在捕捉目标方面的巨变及军事行动的日益失真感（de-realization）”（Virilio，War and Cinema，p.1）。维利里奥关于20世纪军事战略的描述强调武装的、具有破坏性的、技术化的间接视觉设备的角色：“一战”后在战事的工业化中，对事件的表征超过了对事实的呈现；换言之，影像开始取代实体，以同样的方式，速度开始取代空间。事实上，维利里奥认为，这种形势最终将引发“战略性解读与政治性解读之间的冲突”，同时，“无线电和雷达成为画面中不可或缺的元素”（p.1）。在定义军事化的间接视觉设备时，维利里奥对20世纪军事战略的理解揭示了“一个真正的知觉的后勤学”，在其中，“影像供应”相当于“弹药供应”，“一战”中的战斗机器与摄像机形成了“一种新的武器系统”（p.1）。

维利里奥关于战争与电影的著作影响深远，而且志在挑战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沙漠屏幕：光速战争》（Desert Screen：War at the Speed of Light）是维利里奥关于海湾战争文章的总汇，海湾战争是最后一场工业战争，同时也是第一场后现代信息战，对维利里奥来说，这场战争证明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著作已经过时。1031927维利里奥写道：“因为核威慑的发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形式已经过时：大规模战争不再是政治通过其他方式的继续，它只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Virilio，Desert Screen，p.52）。在一次采访中，维利里奥说，“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另一种方式的政治”，但此后“（全面）事件将是（总体）战争通过其他方式的延续”（p.137），在当代大规模战争中，核威慑是“可能采用的极端形式”，因为“主要大国参与其中”。维利里奥认为海湾战争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它代表“大规模杀伤手段和大众传播方式”（p.52）。简言之，海湾战争的军事后果可以被看作景象机运作的结果。维利里奥批判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著作，他认为，这些著作服务于这样的世界——在其中，“物质（SUBSTANCE）是绝对和必要的，事件（ACCIDENT）是相对和偶然的”（p.137）。但是，人类要想在技术先进的“未来的无形战争”中发挥作用，维利里奥建议，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战略逆转”，这是因为“事件是绝对的（生态上的），物质（所有物质）是相对与偶然的”（pp.137-138）。维利里奥继续写道：“我们有可能会见证灾难性的、地方性的内战超越军事战争，逐渐扩散到全球范围，正如20世纪大国之间的军事战争‘二战’一样。”（p.138）

即使如此，维利里奥仍然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著作可以为思考未来的无形战争（the immaterial wars）提供灵感，他认为对“极端逻辑”的批判性分析已经触及了它“最糟糕的一面”。1031928如同他在《欺骗战略》（Strategy of Deception）中斥责美国及其同盟国在科索沃战争中的口是心非，维利里奥对战争（即电影）的严厉谴责远远高于他对轰炸与军事战略图谋的批判。1031929就如《战争与电影》一样，维利里奥把科索沃战争置于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关注人们由于军事和媒体技术的高度发展而形成的失真感，例如，“在北约对塞尔维亚的超现实战争中，阻止公众的观点倾向于北约”（科索沃战争是一系列“非理性”的表征和事件的混合体，是媒体与网络的错误报道，或者只是“政治宣传”）（Virilio，Strategy of Deception，p.49）。对维利里奥来说，克劳塞维茨理论的“物质性”阻碍了我们对后现代信息战的理解，阻止了我们对于“使用电子技术的导弹导航”以及“对战事的远程控制”之类现象的理解，因为这些都远远超出了19世纪的军事战略和观看方式。面对劳塞维茨的无能为力——因为很明显他不能理解“观点的混乱”及伴随的科索沃“地面上大规模的混乱与破坏”，维利里奥不禁提问，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事件的文化状态呢？他认为，鉴于民众的怀疑及他们在战争/电影主宰的世界里对真相的毫无意识，当代批评家们必须发出声音，反对先进军事技术的扩散，努力去理解或展示当今战争知识如何“极大地削弱了古典的战争心理学学说，甚至是克劳塞维茨式的旧战争理论”。维利里奥在对美国及其在科索沃战争中的同盟国的批判中，指出新式军事化间接瞄准设备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新的轨道地缘政治以及图像与信息的新时序强度的重要性：“这是一场‘空间轨道战（aero-orbital war）’，现在不仅要对事件的表征表示政治性关注，也要对地球是圆形这一点表示关注，还要对指导战事的影像数据的时间压缩表示关注。”（p.49）。

但是，维利里奥对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孙武充满敬仰之情，因为孙武不仅批判性地分析了军事战略及观看方式，还批判性地分析了战争与电影的结合。孙武的古典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在没有现代先进军事技术的情况下，真正描述了军事战略和观看方式。20世纪的战争在表面看来无休无止，并且越来越趋于无形，在这样的“紧急状态”下，《孙子兵法》中著名的军事格言“兵贵神速”“夫兵者不祥之器”，支持了维利里奥的批判思想，而克劳塞维茨19世纪的军事战略及观看方式不能对20世纪战争作出完美阐释。1031930对维利里奥来说，孙武是一位军事战略家，他把孙武的名言“兵者，诡道也”作为《战争与电影》第一章的标题（Virilio，War and Cinema，p.5）。最后，在《科索沃战争确实发生过》一文中，维利里奥呈现给我们一个现代战争景观，在这样的景观中，各种先进的军事技术盛行且普遍，维利里奥指出，这表明的恰是“克劳塞维茨已经过时，而非孙武”。现在，事件（accident）而非战争（wars）是政治通过其他方式的继续！1031931因此，维利里奥认为，控制后现代先进军事技术的战略家们最严重的一个缺点是：他们不会应用孙武的军事战略和观看方式，无法采取灵活的战术。维利里奥评论道：

（他的概念）是一个后克劳塞维茨概念，因为孙武对战争问题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博大的深度思维方式。例如，中国人常常把权力比作水，因为水是不能被阻断的。因此中国人也不会把战争比作火，因为火是可以熄灭的。但是今天的战争如何呢？在古代，战争中会有对阵的双方。一方若败，一方则胜。古代的战争是有规则可言的。胜利或失败都是战争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只要你参加战争，就要么是胜利的一方，要么是失败的一方。但是，现在的战争中没有胜利者，每个人都是输家，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这就是孙武的著作至今仍然适用的原因（Armitage，Virilio Live，p.188）。

对维利里奥来说，孙武的军事战略和观看方式所体现的后克劳维尼茨思想突破了2000多年的军事技术进步的局限性。因此，孙武的古典军事战略不带有技术决定论、终极军事征服或政治征服的色彩，而是向我们传递出未来战争的流动性及灵活性。人类战争的未来与克劳塞维茨的关于道德与物理元素之间冲突发展的辩证理论无关，也与他认为的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延续的演绎无关，相反，它与一种古老的方法论息息相关，这种方法论说明战争与电影的结合是一种一贯的军事化信息流。对维利里奥来说，未来战争与电影的结合已经很少关乎19世纪军事战略及观看方式的不足，而更多地关注战争中直接视觉的意义以及军事溃败或胜利的意义，后者并不是作为受到法律制约或确定无疑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无休止和灾难性的事件。

维利里奥作为20世纪军事战略发展领域中一位重量级人物是显而易见的，同样重要的结论还有对他来说，批评、军事和电影价值的关键标志就是他对景象机的发现。维利里奥并不认为对机关枪与摄影机结合的研究（主要研究“一战”以后的飞行机）优于对20世纪军事战略本身的研究，相反，他在《战争与电影》中对机关枪与摄影机结合的研究最终表明：“二战”后，军队拓展了“全球视野战略”和各种“间谍卫星、无人机以及视航导弹”，同时也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总司令部”（Virilio，War and Cinema，p.1）。当然，在19世纪的战争中，在摄影技术或电影发明以前，这种景象机是不存在的，然而，在20世纪的战争中，我们开始明白：间谍卫星、无人机、视航导弹以及一种新型的司令部都是在对“电子化战争的中央直接管理处”幻想的基础上建立的。而“电子化战争的中央直接管理处”，例如所谓的“3Ci”——控制，指挥，通信，情报（control，command，communi-cation，intelligence）——将被每一个大国拥有。通过“3Ci”，视觉机器可以将实况时间下的战区情况反映给我们，我们将离不开视觉机器（pp.1-2）。“二战”后全球视野的军事战略的存在有助于我们区分19世纪与20世纪军事战略及观看方式的不同。然而，对维利里奥来说，同样重要的是：

除了军队的“摄影部”负责对平民进行宣传，还有“影像军事部”负责把对一场战争中战术的再现和战略的再现整体地提供给战士，提供给坦克驾驶员以及战斗机飞行员，特别是提供给负责兵力部署的高级指挥官（Virilio，War and Cinema，p.2）。

因此，如果不考虑在现代战争中越来越多的图像应用于后勤学及拟像的再现，机关枪与摄影机的结合以及20世纪军事战略均不可完全被人们理解。然而，对机关枪与摄影机的结合及20世纪军事战略的研究，最终把我们导向的不是武装任务，而是1945年以后核威慑这一激进的转变。尽管20世纪末有裁军计划，但核威慑这一激进的转变即使现在对我们所有人也意味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尽管如此，维利里奥在他的《战争与电影》《沙漠屏幕》及《欺骗战略》中，批判性地指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至少在他看来，所有先进军事技术的理念都是存在问题的。到科索沃战争爆发时，随着配备高像素摄像机的巡航导弹在伊拉克战争中投入使用，维利里奥的军事知觉后勤学在哲学上、军事上以及电影方面都比以前更具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