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并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关注他者智慧的思想方法。他者的意义不在印证自我的那一面，而在自我无法理解的那一面。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西方现代性知识体系，既是摧毁性的，也是建设性的。摧毁性表现在普遍怀疑主义的解构性批判上，建设性则表现在西方文化自身包容对立面的辩证的开放性上。跨文化研究在西方文化传统内批判西方现代性，构成西方主流思想的对立面，恰好以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方式，加强了西方文化传统的活力。西方现代性文化包容对立面，在知识与制度的层面上，表现为批判精神和民主制度。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懂得后现代学术在西方思想语境中的积极意义，它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完成自我肯定的意义。同一种思想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意义是不同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进入中国，中国学者关注其摧毁性，忽略其建设性，以为后现代思想颠覆了西方现代性与启蒙传统，西方的没落已经没落在思想传统上，误解不是不明白理论，而是不明白不同文化语境中理论的意义。

跨文化研究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西方后现代思想进入中国语境，可能为前现代的中国立场与方法辩护。西方文化语境中，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意味着西方文化自身的开放与包容以及自我反思与批判的活力；而在中国，却可能转化为自我封闭、自我满足的前现代文化偏见，为褊狭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的民族主义所利用。我们惯于在中西方或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下思考问题，凡是西方对的，我们就错；凡是西方错的，我们就对。即使是否定西方的思想，思想方式也是西方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属于典型的后殖民主义文化遗产。西方后现代理论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在潜意识中成为中国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证明，这种观念愚昧而危险。一则西方后现代的思想解构不但不意味着西方的衰落，反而表现出西方文化特有的生机；二则即便是西方现代性存在问题，也不能说明中国传统就是完美的。

跨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与中国方法，在于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回应中国文化自觉与文明崛起的时代问题。我们在全球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思考现代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重要的不是高谈多元共处、多极均衡、和谐发展的理想，而是认清现实，积极面对文化多元主义背后的西方现代文化一元主义的强势冲击，焕发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力；不是一味到古代中国思想中寻找复兴的资源与灵感，从后殖民文化的西方中心主义滑到大国崛起梦幻的东方中心主义，而是冷静深入地思考，寻找一个跨文化的、超越的、普适的价值立场。

本栏目发表叶隽、李勇、许玉军的三篇文章。叶隽讨论侨易学的方法论，确定“观侨阐理”“取象说易”“察变寻异”三个基本概念，并进而提出侨易学的理论分析模型。侨易学理论可能为跨文化研究提供系统的方法论。如果说侨易学理论关注跨文化研究的一般方法论，李勇则结合个案分析，讨论跨文化形象学的内在肌理问题。该文从文学形象既是作品中的一个层次，又是一种通过集体想象展开的表意实践这一基本假设出发，以毛姆的《在中国屏风上》为例，深入分析了中国形象“从文学形象到文化想象的转换机制”的三个基本要素。许玉军则通过分析近年来围绕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的一系列论争，指出跨文化形象学的思想要义：它通过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话语—权力结构，调动人文和社会多学科资源，思考重建中国思想主体性问题。三篇文章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探讨跨文化研究的共同问题，它们的意义不是作出结论，而是引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