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冲突爆发在这样一个经常压抑敌意情感表达的团体里，它就显得特别强烈。因为第一，这种冲突的目标不仅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它引起冲突爆发）；而且先前所积累的所有愤怒和被压抑的情感易于在此时一同发泄出来。第二，团体成员完全的人格参与有利于在斗争行动中调动人们的全部情绪。

——〔美〕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

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张载：《太和篇》

如上章所述，在气的初始释放中，无论是道德震撼事件的遭遇，还是外部资源的导入，或是草根领袖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偶然性、随机性。尤其草根领袖的角色似乎既是关键的，又是模糊的。他们的出现，无论是基于道德的勇气，还是利益的考量，或是人生的怨气，都有一定的随机性。但在我们所研究的所有案例中，在短则四五年，长则十数年的漫长时间里，抗争行动既是艰难曲折的，却又是持续推进的；既是波诡云谲的，又是组织有序的。草根行动者虽备受折磨，甚至身陷囹圄，却又坚毅如初。显然，那些偶然性、随机性或激愤性的因素是不足以支撑起这些持久的抗争行动的。

因此，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草根行动者会在资源不足、环境险恶的情况下将抗争行动持续下去？这个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激励机制和结构条件？这些机制和条件在1990年代与1980年代有何不同？这是本章首先要分析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制度背景下，建立制度外的政治组织特别是政治抗争组织是一大禁忌。然而，持续多年的抗争行动又必赖高效的组织。那么，1990年代以来草根行动者共同体的组织网络和动员机制到底是如何建立和运作的呢？这种组织化机制与1980年代相较又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