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C，男，59岁。是一位文化水平较高年长村民，《乐村志》的作者。访谈人：张兆曙、徐艳；访谈时间：2002年5月17日；访谈地点：村民王某家。）

张：我们这个组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你们村发生的一些事情，围绕这些事情展开，来看一下当时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参与这些事情，你的感受，你的体会，你自己的看法，了解这方面的东西。

C：是属于镇方面的，还是村方面的？

张：不是，我就是指在这个村方面的，在这个村里面发生的事情，包括国家政策方面的变化，像集体化、大跃进啊等这些事情的看法、感受、体验这方面的东西。

C：建国以后，建国以后呢，我就是……

张：这样啊，在你的记忆里，在你的记忆当中，你觉得在这个村里面发生的最大的几件事情。

C：最大的事情就是土改之后，老百姓手中比较、比较……没有什么事干。

张：土改以后……

C：土改之后，那个时段是平安的，土地基本收获。

张：收获……

C：比较平安的，后来到互助组。

张：你们这儿土改是什么时候完成的？

C：1956年。

张：1956年。

C：1956年土地改革之后，大家都安定了。后来过些时段就是互助组，我们那个村子里都有的。

张：互助组，那个时候你多大？

C：我那时候十几岁了，知道了。因为也参加过劳动，大家你帮我，我帮你，互助，都这样的。

张：是自愿结合的，还是……

C：自愿的，今天我农忙，比方我今天收稻、收谷子了，你要到明天收，那你先帮我收，我明天帮你，那也很好了。后来呢，合作化，就是强制性的，合作化是强制的。

张：合作化是强制的。

C：最先宣传，叫你参加合作社，后来就强制，一定要参加的。因为有些人不愿意参加，不愿意参加他就同“文化大革命”一样，把他斗争，用武力强制手段。

张：那个时候，合作化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应该还没开始。

C：没有，没有。

张：那个时候也批斗？就是如果不愿意……

C：也斗争的，和“文化大革命”一样斗。

张：也一样批斗？

C：也批斗，有压制，我们这里斗过的，你不愿意参加话。有的家庭好一点的，若不愿意参加，那就强制，批斗。

张：你还记不记得哪几个人被批斗过？

C：记得的，一个叫……我们这里合作化批斗是两个人。一个叫王光星；一个姓屠的，叫屠金法。这两个人批斗过的。

张：他是不是家里条件比较好，不愿意……

C：他不愿意参加。

张：批斗的时候是生产队集中起来？

C：开批斗会，用100多斤的石板压在背上，压起来治他，跪在地上。

张：跪着？

C：跪在地上。

张：背着石板？

C：100多斤的。

徐：压在他背上，他趴在地上。

C：对，是这样批斗的。通过批斗之后，他没有办法了，参加合作化。合作化后来变成集体的，合作化原是小合作化，后来变成大合作，大合作变成人民公社，一步一步来的。人民公社那个……每家每户的灶都被坏掉了。

张：办食堂？

C：唉，办食堂。大办食堂的时候原来每家每户的粮食都拿出来，按照总数的粮食每人吃多少粮食都计划好的，原来就有的，总数收起来多少粮食，一年里每天每个人分多少，都计划好的，后来干部贪污了，干部私下里分掉。

张：就是说，办食堂之前……

C：办食堂的时候每家每户的灶都被坏掉了，粮食全部拿出来归公，归公按数量，每个人都计划过的，都有的，都够吃的，后来就是贪污了，没掉了，干部分掉了。

徐：平均分到每个人，是吧？

张：公社化办食堂之后每家每户的碗啊、锅啊都砸了，都把粮食交上来，交上来以后统一分配……

C：统一收，一个食堂小得很，但每个人的都计划好的。

张：摊派到每个头上，但是由于干部贪污了，不够吃了。

C：对，没有了，吃到后来就没有了，2年就没有了。

张：那个时候是……

C：那是1958年的时候，坏掉的。

张：然后马上就是三年自然灾害。

C：后来几个月没有粮食就不管了，没有饭吃，全部吃野菜了。我们这里草都吃光，我们学校里也不够吃，家里一两米都没有了，都交了，所以吃野菜。一种野草也有毒的，我们这里土话叫“鹅脚板”，这种草有毒，没有人吃（C书写“鹅脚板”）。就除了这种草，其他都没有草了。就麻烦了，我们村里有一户人家，有8个人，户主叫陈长根，一天要吃10斤草。草没有了，他们没办法，就拿这种草吃，结果吃了以后全家8个人都倒在地上，中毒了。以后再没人吃。（他们）都虚脱了。

徐：死掉了？

C：不，第二天才缓过来。苦到那种程度。

张：这个事情村里影响比较大，都记得。

C：都记得。人家不敢吃，他们这没办法，就拿来吃了。

张：他们这家人现在有没有人在？

C：有的。

张：年纪多大了？

C：年龄不大，他自己死了，夫妻俩死了，儿子还在，有5个兄弟。

张：骆宅的？

C：不是，我们村的。

张：是乐村的？

C：是乐村的。

张：不是，是乐村自然村的。

C：对，是乐村自然村的。

张：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这里有没有死过人？

C：直接饿死的没有，三年自然灾害时，我们造水库。

张：就这个市塘水库？

C：不是，市塘水库也做。还有，山上还有个水库，我们村里也做过。反正都没事，反正做水库的人1斤米一天，家里人就没的。做水库的人——整劳动力去做水库，一个人只吃半斤，还有半斤留着就给家里人吃。这样，就后来饿死了，我们讲是饿死了。

张：实际上是饿死的？

C：实际上是饿出来的病，不是其他病，好几个死掉了。

张：修水库以后，后来乐村还有没有人死掉？

C：每个村都有的。

张：乐村有几个人，记不记得清楚？

C：有三四个，就1958年一年。我们村原来每年都生孩子的，就是1958年那年我们全村一个都没生出。

张：一年都没生过？

C：每年都有的。

徐：三年自然灾害里面，是吧？

C：就1958年那年，没一个出生。就支部书记生了一个女儿，那个女儿后来也死掉了，其他人都没出生。

张：都没饭吃。

C：对，是1958、1959年时，国家统一给老百姓480斤谷一年，上面是这样规定的。

徐：480斤谷一个人？

C：整劳动力，18岁以上的（480斤谷一年）。结果去参加劳动的有480斤谷，不参加劳动也有480斤，就平均主义了，你劳动不劳动都一样了，田没有人要了。到1960年和1961年，开始多劳多得政策了，多做工分得多了。按比例三七开，三成按工分分配，七成按人口分配，这样分配的。

徐：七成按口粮分配的？

C：这样就提高一点起来。到1963年开荒，谁开谁种这个政策。结果我们这里荒山开出来了，大家拼命去开荒，因为种出来全部是自己的。1963年生活开始好转了，1963年到1965年开始社教运动，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我是社教组组长，因为那时候干部作风不行，贪污很多，我就处理了很多干部。

张：得罪了很多人吧？

C：对啊，得罪了很多人。我们的村支部书记他没文化，他很不满意我……我是在社教运动时入党的。

张：社教运动跟“四清”运动的关系是……

C：社教运动就是“四清”运动，总的名字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单地就是“四清”运动。1964年开始的，1964年“小四清”，1965年“大四清”。1965年我到外面去参加工作队，在尚经（义乌的一个乡）。“文化大革命”以后，“四清”运动被撤销了，就成立了造反派，我们这里最早成立造反派。

张：当时，“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你也参加造反……

C：我是我们村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主任，我们成立了捍东彪战斗队，结果这个战斗队造反了。后来成立保王派，后来变成了武斗。公社叫我去参加公社“文化大革命”，我觉得不好意思就不去了。我当时年纪轻，当了村里的团支书，我当了十来年的团支部书记，我对老青年的改造工作做得比较好。因为我画也会画，写也会写，那时很热闹，很神气。我们的村支书是个文盲，他讲话也没水平，办事能力差，就妒忌我。我后来（1970年）就不当团支书了，去鸡毛换糖。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对农村工作研究了一下。

张：那时，“文化大革命”时，这个村里老百姓参加过武斗没有？

C：我们村没有，有一个叫CZ的人，他老婆是教书的，他家里没事情，就成立一个“农造”，就是“农业造反派”。他是秘书，结果我们廿三里就有两大派：“农造”和“贫总”（贫下中农总支分部）。WHX是“贫总”的头头，这个人和我很要好，他是“保王”的。他后来吃了亏，被关起来。

张：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事情，刚开始你是什么态度？结束了又是什么态度？

C：“文化大革命”当初来讲，究竟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不清楚，毛主席的指示大家都是拥护的，究竟怎样做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搞来搞去，搞起武斗就不行。我开始去参加，后来也不去了，他们来叫我，我也不去了。

张：结束以后，你觉得合不合理？

C：我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通过“文化大革命”，社会上人的作风越来越差。他们吸取了“文化大革命”那种坏的经验，作风、道德都没有了，那个时间的人都吓坏了，素质变坏了，搞鬼计，讲一套做一套。

张：你就自己来说，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是什么时候？

C：1967年时，我就开始怀疑了。我不去参加“捍东彪”，它也就解散了。1970年以后，我就不愿意参加“文化大革命”，去鸡毛换糖了。

张：你当初去鸡毛换糖是偷偷出去，还是开证明出去的？

C：那个时候证明是不开的，我都是想办法的。我研究了好长久，比方把“卖猪”两个字改掉，改成“换糖”两个字。还有一种办法，用柠檬酸加CC粉可以把字退掉，然后再写。我反正什么办法都想过，人家也有他们的办法。他们没讲过，我也不知道。

张：到什么时候不用证明了？

C：华国锋上台后就不用了，许可证可以做了。义乌市同意出去鸡毛换糖，要办许可证，但外省不行，于是我把“江山”改成“江西”，到江西去。

张：鸡毛换糖后，你就回来办厂了？

C：我最初是办手套厂的，那是1982年，就在自己家里办厂。那时全村就我造了5间房子，1981年造5间房。

张：那时请了几个工人？

C：请了十几个，都是本地人。家里都一起干，我主要修机器、进货、管理，我把手套拿到义乌小商品市场人家的摊位上卖。开始有4台机器，后来8台。机器产量不高，我是从江苏常熟买过来的。我的姨夫的一个朋友在萧山手套厂的，他原来是拿手套卖的，后来他自己想拿到家里做。这个手套厂的师傅自己做了4台机器，不精密，质量差，做不好。我听说常熟有，我就跑到常熟买。请不起师傅，就跑到萧山去学修机器。手套厂到1985年就不搞了。

张：这3年里，工人最多时有多少？

C：最多16人。因为销路不行，产量不高，机器没有换过。后来，1984年我开始办染色厂。1985年办执照。我表哥的亲戚在染色厂当工人，想到义乌去办个染色厂，他不是义乌人，不可以办，我就和他一起办染色厂。我染色不懂，他也染不好，要赔偿的时候他跑掉了。我也赔不起，我就说会重新染过的。后来我跑了很多地方买染料，后来在海宁买到了，叫染色厂的一个师傅帮忙。

张：你后来染料买回来后自己学？

C：我叫那染色厂的师傅过来帮忙，我花了500元钱买了色卡，买来了配方。染色厂我办了4年，都在家里办，但是污水排不出去，只好停掉了。

张：与手套厂相比，这两个厂你哪个厂办得成功些？

C：利润是染色厂高，但是污水排不出去，没有办法。1986年的时候，我在家增加了定型，高压定型。我是从宁波买来的一个卫生锅炉，那时候，染色还是放在家里。后来，因为整个义乌城都用卫生锅炉。我业务大了，就又买来了一只。但后来还是不够，我就找了一个义乌建材厂上班的电焊工，我叫他做一个定型锅炉，直径（一般锅炉）都是60公分，我要他做直径1米，高1米2的锅炉。这个锅炉要1000元钱，他一次做了2只，一只卖给我，还有1只1200元钱卖掉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这种锅炉。

张：你做这个锅炉是哪一年？

C：1990年做的。然后，到1993年我染色和定型都停掉了，不办了。我的一个女儿出嫁了，夫妻俩没事情做，我就把定型厂给了女儿。染色厂就不办了，他们叫我不要做了，可以享福了。我那时在家里玩玩，没有事情，就开始写《风火行商路》。我开始写也没想到要去出版，只是写给自己看看，写了一半，我就拿到文化局，看看能不能出版。他们说不是他们管的，我就拿到文联。他们看了以后说：“好！你是义乌第一。”他们说我写的比大学生还好，叫我继续写下去。后来全国许多作家到义乌参观，文联就把我的资料给他们看，他们叫我拿到出版社出版，后来义乌文联出版了。

张：你1993年就结束办厂，你觉得自己经商办厂哪些方面成功？哪些方面失败？

C：我做事情决心很大，一定要成功，即使失败了也要成功。但我家里，我老婆没文化，头脑不行，经常和我吵架，我失败就失败在我老婆身上。在其他方面，我每一件事情都成功的，村里的大老板都要向我讨教。

张：你1993年退休……

C：我那时养老已经够了。我女儿的袜子厂亏了。我老婆给人家干活，每月有七八百块钱。我不愿意去，就跑到廿三里开了个茶馆。那时廿三里还没有茶馆。镇里的象棋协会每年都要举办一次象棋比赛，又找不到地方，我就让他们到我的茶馆里比赛，还替他们要了1000块钱来搞这次比赛。结果这次比赛以后，他们都知道我的茶馆了。这样人越来越多了，我就又租了一间房子。再后来，我就搬到了现在这个地方。我跟镇里说搞一个麻将比赛，镇里同意了，把麻将比赛放在我的茶馆里搞。现在，生意还比较好，半天一桌（4个人）10块钱，现在有12张桌子，我老婆在那里烧烧水。

张：你那里老同志比较多。

C：基本上都是老同志，退休的、离休的，都是熟人。大家一块儿谈谈天，讲自己是怎么做生意。我就又写了《茶楼记事》。

张：你出去鸡毛换糖时，你家里多少人？

C：我1966年11月结婚的。出去鸡毛换糖的时候，家里有3个小孩，一个老人。我父亲已经比较老了。出去鸡毛换糖，一方面家庭条件不允许。我是主要劳动力，兄弟有，已分家了。现在的村长是我哥哥的儿子。我参加了“造反”，没收入。另一方面我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不感兴趣了。

张：乐村的人超前意识是怎么形成起来的？这种超前意识跟鸡毛换糖有没有关系？

C：超前意识和鸡毛换糖有关。如果不做生意，都待在家里，那都差不多。到外面跑的地方多了，见识就广了，脑子也灵起来了。就像经济上，人家发展了你不发展就倒退。这种超前意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经商也是一门很深奥的科学，经商的老板就像是一个将军……

张：乐村后面有一个垃圾场，村里聘了一个专门的环卫工人，这个垃圾场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

C：1997年。

张：是集体出资的吗？

C：是村里集体出资办的。

张：在这之前是怎么样的？

C：之前，没有办法，大家自己顾自己的就好了。这个环卫工人是外地人，工资由村里出。

张：最早建议建垃圾场的是谁？

C：村委开会，党员、村小组长以上干部大家一起开会讨论的。

张：你们这边的地是由外地人种的吗？

C：都是由外地人种的，我们一亩地给他们100元钱，由他们自己交税，我们的农具也都给他们了，我们就不管了。究竟给多少钱也不一定的，看别人给多少我也就给多少，收的粮食也都给他们的，我们不要了。我1988年的时候就把地租给别了。

张：是租给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人？

C：租给不同的人。

张：你1980～1988年种田还用鸡毛做肥料吗？

C：不用，那时已经没有鸡毛了。1980年后没人去鸡毛换糖了，都去做小百货了。没有去换鸡毛，就没有鸡毛，那时候化肥已经比较多了。

张：化肥和鸡毛的成本相比怎么样？

C：成本差不多，鸡毛效果比较好，比较简单，种一季只需施一次，化肥要施2～3次。插秧前把鸡毛放进去就可以了。

张：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你比较信任的，谈得来的朋友有哪些？

C：分阶段的。做生意有做生意的朋友，大家同一条路，就互相帮助，很要好的朋友会提供信息，不要好的他们不会讲的。张：你信任的朋友，要具备什么条件？

C：没有什么条件，朋友是试出来，大家在一起时间长了就知道了。要紧的时候能帮忙的是真正的朋友，平时吃吃喝喝的不算是真正的朋友。鸡毛换糖的朋友是鸡毛换糖时认识的朋友，过年的时候大家会交往，一起交流一下哪里生意好。小百货的朋友跟鸡毛换糖的又不一样，要跑来跑去进货，跟朋友交往，知道了要去哪里进货。办厂时的朋友主要是有技术的朋友。写作以后就有写作的朋友，像文联、报社里的朋友。走的路不同了，朋友也就不同了。

张：你鸡毛换糖时的朋友，在你做小百货时还是你的朋友？现在还是吗？

C：朋友还是朋友，交往的次数少了，朋友关系还是保持的，碰到了还是很客气的，抽空的时候也会去看看。这个朋友现在可能用不到，以后可能还会用到。我给你讲一个例子，我在常熟的一个鸡毛换糖的朋友，后来路不同了，他走他的路，我走我的路，长久没联系了。后来我在廿三里碰到他，他年纪老了，我也老了，我们很客气。他也喜欢写作，我同他谈起我叫他写几篇文章，天天在家里太单调了。他讲可以，写文章后发表出来了。文联组织春游，我和他一起参加了。我交朋友只有增加，没有断掉，一直保持着。我开茶馆，他们会帮我拉人来。

张：你在你的各个阶段都需要信息，你得到信息的渠道是……

C：都是靠朋友的，到外面去一个人又不行，只能靠朋友。

张：一些不熟悉的人给你信息，你会采用吗？

C：不熟悉的人不可靠，我不去当真的。参考价值还是有的，但是不当真的。

张：你在搞鸡毛换糖、小百货、办厂的时候，有没有碰到经济纠纷？

C：经济纠纷是有的，主要是靠信用。不是自己信任的朋友就不会把钱借给他，我借进不会借太多，借出也不会借多的，我最多一次借给姓骆的1万元钱。

张：他有写借条吗？你有没有叫他打借条？

C：没有，他如果能还，他一定还。他如果没钱，我也不会去打官司。这大概是1995年的时候，如果他不还，我想就算了，反正就1万块钱。我1997年的时候，向一个姓王的借了1万元。我跟他说写借条吧，因为他是存在银行里的，我就付给他1分利，每个月都给他利息的，分期还给他的。我1996年的时候，向支部书记借过1万元钱，也没写借条，还过他5000元钱，还有5000元钱没还。他也没向我要，我会抽个时间还给他的，他也不缺这点钱。

张：你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读书读到什么时候？

C：他们读到初中，不愿意再读，我把学费都交到学校了。他们成绩很差，不肯去读，初中都没毕业，最后一个学期不去读了。我那时想读但家里没条件，不允许。大儿子1984年退学，女儿1987年，小儿子1989年退学，都是初三退学。

张：从1984年到1987年是你正在办厂，经济条件怎么样？

C：我那时经济已经好转，我很忙，没有时间去教育他们。

张：那你有没有觉得遗憾？

C：遗憾也没有办法的，他们成绩太差了。我也总结过这个教训，我现在很重视孙女、外孙女的教育，培养他们的兴趣，我现在有时间去教，以前没有时间。

张：如果现在你的孙女、外孙女需要你教育，你会不会放弃一点茶馆的生意？

C：我孙女、外孙女他们成绩很好，我外孙女特别好，人家都说她像外公。我写书想给下一代做好示范作用，对她们有帮助，有好处的。她们的作文我看过，哪些方面比较好，哪些方面还不够。

……

张：你儿子退学以后，是自己找事做的吗？

C：我大儿子不去读书了，我就叫我的一个亲戚带他到云南去做生意。他年纪轻不懂事，我把货运到云南叫他卖，被人偷掉了，就亏本回家了。我就叫他修机器。后来镇政府办了个袜子厂，我到安徽去帮镇政府买8台机器，我安排我儿子当机修工。后来这个袜子厂不行了，我就安排儿子到我同学的袜子厂修机器。

张：当初你叫你儿子去云南，他愿意吗？

C：他也愿意的，亏了以后，我觉得他不是做生意的料，我不让他做，他也没说什么。后来他想当机修工，我也同意了。再后来，他办了袜子厂也亏本了。我反对他做生意，他头脑简单，不会做生意，现在还在修机器。

张：“文化大革命”以后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了，你当时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C：大多数人怀疑这个政策，因为共产党的政策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我不是这样想的，我想“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搞的，集体化也是毛主席搞的，而承包制是邓小平提出来的，这时毛主席已经死了。原先邓小平早就提出过，但被批了，现在再提出来肯定是对的。可我们村里的人不相信。

张：那你当时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的还是错的？

C：绝对是对的，老百姓都拥护的，但怕变。我认为是绝对不会变的。

张：你的这种判断跟你的做生意经历有关吗？

C：没有什么关系。大家都拥护的，只是怕不会长久。集体生产效率不高，分田到户后可以自己掌握。承包制前有自留地，收成都归自己。集体的东西不好说的，生产效率不高，干部又会贪污。承包制就像自留地一样，可以归自己所有。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没做过生意的人也这么认为。

张：粮票、布票、蛋票等取消时，你是怎样一个态度？

C：没有取消前，有议价，没有粮票和有粮票不一样。没有粮票也可以吃饭，但价钱很高。取消后，大家都非常欢迎，这样好。

张：你们这个村里，哪些人地位比较高，在不同的阶段？

C：农村里都是干部地位高。集体化之前，高级社社长的地位最高。集体化前土地都是私有的，单干，这个时候，农会主任的地位高。农会主任是由贫农担当的，由农村中比较有威望的人来担当。当时，地位最低的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

张：在高级社、合作化时期谁的地位最高？

C：支部书记、大队长地位最高。他权力最大，大家心里不一定服他，威望不高。他们收入最高，如果他在家里玩，他可以跟记分员说开会去了，一样可以加分。

张：当时分配按大队分，还是按小队分？

C：1958年大集体，以大队为单位，按照工分分配。到1961年以后小集体，以小队为单位分配。大队也有2分，大队工分往下拨，大队的钱由小队交来的办公费。那时地位最低的是“四类分子”，队里不让“四类分子”干活，干了也没有工分。

张：“四清”的时候，村里谁的地位最高？

C：地位最高的是贫下中农协会主席。贫协的人没有文化，具体做“四清”工作还是由我和其他几个。因为我们有文化，“四清”时，由贫协主持工作，大队干部都靠边站，大队干部的地位低了，他们没有权力，“四清”的对象就是队里的干部。这时地位最低的还是“四类分子”，他们的政治地位低，收入也低。

张：“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谁的地位最高，谁的地位最低？

C：“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员的地位最高，“四类分子”的地位最低。“保王派”其后来叫的，实际上就是造反派，他们很神气的，地位最高。

张：那时，出去换糖的人的地位怎么样？

C：鸡毛换糖的地位并不高。老百姓心里很羡慕他们，尊重他们，但是鸡毛换糖有投机倒把性质，他们的地位比普通社员要低，但比“四类分子”要高。

张：1976年到1980年期间，这段时间里地位最高的是谁，最低的又是谁呢？

C：地位最高的是支部书记、村里的干部，其他村民的地位都差不多。从经济上讲，做小百货的人收入最高，干部也做小百货。那个时候，生产抓不起来，干部都控制不住，没有人收稻子。村里就将以前的工分分红占30%，口粮分红占70%，改成按口粮分配30%，按劳力分配70%。没有出去搞小百货的社员，收入最低。

张：那80年代的情况怎么样呢？

C：80年代以搞小百货为主，当时支部书记的地位最高。干部收入不太高，出去做生意的人收入最高，收入最低的是在家务农的人。

张：90年代以后开始大规模办厂了……

C：办厂的人收入高，干部也办厂的，做生意的人和办厂的人收入都很高，就是赚钱的路子不同。

张：你们村妇女在家里的地位怎么样？妇女跟丈夫，家里的人的关系怎样？在不同时期有没有变化？

C：可以分三个阶段：解放前、解放后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解放前封建思想，公婆在家里有权势，女儿在出嫁的时候，父母就会叮嘱她，第一句就是孝敬公婆，第二位是要孝敬丈夫。说明一个家庭里公婆最大，如果不孝敬公婆，就不贤德。

张：当时，媳妇嫁过来，一般都在家里劳动的吧？

C：对，在家里做蒲鞋、衣服，绣花，绣花绣得好不好可以看出这个女的灵光（方言，意指聪明）不灵光。如果绣得不好，人家会对你有看法，公婆也会看不起你。

张：解放前，这里的妇女都要缠足的吧？

C：有的，我没看见过。我听别人说的，解放前都缠足，大脚婆被人看不起。

张：这里有没有人解放前娶两个老婆的？

C：有的，我们这里有两个娶过两个老婆，其中的一个不住在一块儿的。CPC的父亲娶了两个老婆。大老婆不会生育，买来了一个儿子。又去东阳娶了一个，但没有回义乌，呆在东阳，生了4个儿子。大老婆死了以后，小老婆来到义乌。另一个解放前住一块的，解放后不允许就不住一块。

张：解放前，这里妇女的地位是比较低的，要讨好公婆。

C：不敢反抗公婆，他们不下地干活，在家里劳动。

张：解放以后怎样？

C：解放以后宣传男女平等，如果公婆欺负媳妇，村里要出来管的。我们村里有一个女儿嫁到石塔园村，和婆婆吵架了之后就吊死了，我们村里的人去石塔园村，把那个婆婆吊起来。不是村干部组织的，政府也没管。解放后，媳妇的地位提高了一点，要下地种田。那个时候宣传男女平等，男的能做的女的也能做。

张：夫妻之间的决策权，家里的主要开支这方面的权力怎么分配的？

C：一般都是男的当家，碰到事情商量还是会商量的。比方说，我们村里丝达袜厂的LYC。LYC造别墅，丈夫说要造厂房，他老婆要造别墅，他们两个思路不同。当时是1995年，LYC做香烟生意，赚了些钱。LYC是想既可以办厂，又可以住，他老婆不会办厂，两个人意见不同。后来，LYC就造了别墅。结果后来香烟生意不准做了，LYC又想办厂，但别墅又没办法办厂的。

张：改革开放以后，家里经济条件好起来了，家庭中夫妻关系有什么变化？

C：夫妻关系比较和睦才能办好厂，做好生意。如果夫妻关系不好，事情就做不好。

张：就是说，这个时候妻子已经起了很大作用，是吧？妻子的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C：办厂，一般丈夫负责大事情，像买原料、销售、联系业务、与信用社打交道、请技术员都是由丈夫来管，妻子一般就是内当家，内部管理一下。像FHQ的儿子方葵田他就跑外面，厂里的事情就由媳妇管，儿子一般不太管厂。现在厂里的工人一般都是女的，丈夫要是对工人太好，老婆不高兴，对工人太差，那也不行，所以很麻烦，家里的一般就由老婆来管。这种矛盾经常发生的，义乌有很多的男的看上了厂里的小姑娘，就和自己老婆离婚，义乌这种事情很多，我们这里没有。

张：在教育孩子方面，丈夫和妻子怎么样分配？

C：办厂的人都没时间教育孩子，他们文化不够，文化程度较低。他们宁可把孩子放在老师家里，付给老师几千块钱，老师也高兴的。

张：村民对上面的领导如果有意见，会怎么样呢？

C：“大跃进”的时候一般都是上面说了算。像插秧一般6寸6寸，但毛主席说要“密植”，一级一级传下来，传到我们这里就成了越密越好。其实村民心里都觉得这样不行，要是说出来，就成了反对毛主席指示，要挨批的，所以只能照办。插秧改成2寸2寸，但上面说这样不行，就重新拔出来，改成1寸1寸，结果一粒谷子都没收到。公社来检查插秧时，如果发现不是1寸1寸（他们用尺子量的），就要罚站。所以没有村民敢出来反抗。

张：鸡毛换糖的时候，人一批一批出去，公社知道这个情况吗？

C：公社知道的。当时的公社书记孙庆丁说：“叫鸡毛换糖的人吃鸡毛，不要给他口粮。”后来他自己也去鸡毛换糖了，他取笑自己说：“吃什么饭，讲什么话”。队里放出人去鸡毛换糖，生产队长是支持出去的，书记也不反对。但农忙的时候要回来劳动，把鸡毛换回来当肥料，队长、书记没有公开说，暗地里都支持的。

张：村民出去鸡毛换糖，都用了什么办法？

C：都采用变通的办法，像把“买猪”改成“换糖”，政府是允许出去买猪的，买回来养。

张：生产队长知不知道这个情况？

C：可能知道，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去要开证明，会写字的人自己写好交给会计盖章，不会写字的人让会计写、盖章。如果上面写的是“换糖”，会计是不会盖章的，因为要负责任的。当时的支部书记是赵卫炎，会计是王世朝，已经死了。

张：那有没有人不打证明就跑出去的？

C：也有的，他们自己跑出去鸡毛换糖，或者到别的村去盖章。

张：乐村的村民对村子以外的事情关不关心？他们关注的范围有什么变化？

C：关注的东西都是和经商有关的，比如要到江西去就要先了解那里的政策紧不紧，情况怎么样。一般关心和自己生活有关的事情，对其他的事情关心不多。我对国家政策比较关注，像1979年邓小平到美国访问，我想这对我国政策会有很大变化，政策会更加开放。那个时候我的一个姓王的朋友在青岛做生意，赚了许多钱，那时候报纸上都写着“解放！解放！再解放！”他怕国家政策变了，生意做大了会被定为反革命，他不相信政策会这么好，就回家不干了。当时，我们村里很多人担心、怀疑，有两个人生意停下来。

张：那大家都拥护政策吗？觉得对不对？

C：拥护是拥护的，但是怀疑这种政策时间不长。

张：你平时看看报纸啊，电视什么的？

C：我很喜欢看报纸，我订《金华报》、《义乌报》已经10年了。我开了茶楼以后开始买《参考消息》，去年开始每天都买《参考消息》。

张：那在你没订报纸之前，你怎么去获得消息呢？

C：我从小百货市场别人那里看看，了解外面的世界。我想国外的政策和中国的政策之间是有联系的，我很关心国家的政策，世界形势发展，还有巴以关系、国际关系等，通过看报纸了解外面的情况。

张：你什么时候买电视机的，都喜欢看些什么样的节目？

C：我1990年买了第一台电视机，主要看看新闻、电视剧，看看讲话下面的字幕，一些好的句子我就把它记下来，在写文章的时候可以用用。我前几年电视看得比较多，这几年开茶楼，就不多看了，看些报纸。

张：乐村里大家的作息时间怎样的？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

C：早上起床比较早，农忙的时候有时要通宵，没有时间限制，平时比较清闲的时候，我们老年人一般早上5点钟起床，年轻人就不一定，他们会睡懒觉。生产队的时候，晚上睡觉夏天要在11点以后。有时在田埂上乘凉、乘凉就睡着了；有的时候做得比较辛苦就早点睡。冬天睡得比较早。现在嘛，冬天不出去的话8点就睡觉了。我每天12点以后才睡觉。我们村里没有办厂做生意的人晚上喜欢玩，睡得比较迟。

张：你们村的柿塘水库是什么时候建的？

C：柿塘水库是公社指示建的。先是我们村自己组织劳动力建，后来劳动力不够，公社就派其他大队的人来建。一开始建水库的想法是由公社书记提出来的，社员不太清楚。水库建了好几年。这个水库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村没有干旱。

张：请您专门给我们讲一下小百货市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哪些人发起的？

C：1970年开始有，鸡毛换糖的时候就有人卖小百货，市场还没有形成。当时一个老太太在廿三里摆摊，老太太叫宝球，姓什么忘了。她不是乐村人，她不是农民，没有地，解放前就经商，本身是商业户口，原来在供销社做的。解放以后，公社没有安排她工作，允许她在廿三里摆摊，让她自谋出路。

我1974年和我的小舅子一起开始搞小百货，是村里最早搞小百货的。我春节前大概农历十二月初到正月十五，我还是出去鸡毛换糖，其他时间不出去，就单搞小百货。廿三里有一个货市，就是现在东海明珠的那个地方，小百货和其他杂货都有，混在一起。后来，很多人都去搞小百货了，最多的时候（1982年）乐村去廿三里的有十几个人。当时，廿三里有五六十人，深塘村有30来个人，这两个村最多，其他村去搞小百货的人很少。

1975年的时候，那时候义乌还没有小百货市场，一部分人到义乌去卖，哪里好卖就到哪里卖，一般在逢六、八的时候，其他时间在廿三里卖。义乌城里搞小百货市场前，我们村到廿三里搞的有十几个人（那是1982年）。义乌城里搞小百货市场以后，去的人就更多。义乌第二代小百货市场的时候，廿三里市场还有，到第三代的时候（1985年）廿三里已经没有了。

我在义乌小百货市场建起来以后就没有去卖过小百货，开始办厂了。我在1975年的时候第一次到义乌去卖小百货。那时，我把货背在身上，手里拿着样品给别人看。后来人很多，就换了地方，到外地人下义乌火车站后到义乌城里的新马路上卖，这些小百货主要卖给外地人。那时还是背在背上，后来太累了，就拿一张塑料纸摊在地上，把小百货放在塑料纸上，早上拿来，晚上再拿回去。再后来，1976年的时候，就向别人借来门板、凳子，把小百货放在门板上，人坐在凳子上，晚上把门板、凳子还给人家，要付5角钱，再把小百货背回家。其他人看见我这样做了，也跟着做起来。廿三里卖小百货的也租来门板和凳子，廿三里要收1元钱，因为那个时候廿三里鸡毛换糖的人很多，生意比义乌还兴。从1974年开始，义乌税务所请来一个税务员（是临时税务员）收5角钱的税，只要税务员看见有人卖东西，不管是不是小百货都要收税。廿三里管得比较紧，不让卖，看见有人卖就把人赶走。义乌管得相对松些，很多人就到义乌去卖。小百货市场后来在廿三里消失了，在义乌兴起，是因为义乌外地人多，他们到廿三里来进货不方便。义乌搞起市场后，廿三里也搞了个市场，只维持了一年，规模还有点大，专门搞批发的。后来这个小百货市场改成了菜市场，现在又改成了小百货市场，主要卖一些小百货、衣服这些东西，是零售的。

张：你们村里有没有残疾人？村里有没有对他帮助？

C：我们村里有一个，被车子撞了变残疾的。他现在廿三里开残疾车拉客做生意，村里没有对他帮助照顾。

张：你们村很多人都办厂、做生意，赚了不少钱。那么，赚了钱以后他们都想干些什么？

C：有些人本身很有钱，几代人都用不完，自己年纪还很轻，就拿出点钱来做点事情。像方葵田心肠好，他很会救济别人，外面村有一个人，他的孩子要读大学没有钱，就到信用社贷款，信用社里的人说给他1000块钱，让他别贷款了。FKT知道了就送给他5000块钱，这个人后来送来了几十个苹果给F家。当时，FKT不在家，他老婆给了他200块钱，FKT知道后不大高兴，说至少得给他500块钱。村里需要办事情，像修马路啊，都是由这些有钱人出钱的。1997年春节开了个茶话会，村委把经商办厂的人召集起来，讨论老年协会的事情，请他们帮忙。他们就集资了9000块钱，送到老年协会，说不够的话他们可以再出。

张：乐村里妇女起关键作用的事情有没有？

C：没有，都是男的干的。

张：妇女作用在哪些方面要重要些？包括日常生活、家庭、办厂、经商、做生意。

C：摆摊的话妇女重要些。

张：如果遇到大买卖，妇女能不能做主？

C：不用跟丈夫商量，自己可以做主，只要不亏就行。如果亏本卖的，要跟丈夫商量决定。我们村里妇女摆摊的比管理工厂的人要少，正好和廿三里相反，廿三里摆摊的比管理工厂的人多。

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C：我们村以办厂为主的，有些不需要摆摊的。

张：你们村里会讲普通话的人很多，比较普及的原因是什么呢？

C：像我老婆没有文化，集体化的时候一句普通话也听不懂。我办厂的时候，最多的时候有80多个工人，我老婆她要管理，接触的外地人多了，就自然而然会讲普通话了。

张：你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讲不讲普通话？

C：我小学在廿三里读，那时候老师用普通话上课，但是不标准的。也有些老师上课的时候讲土话，相比起来，上课讲普通话的多些，但下课讲土话。我们村里很多人出去鸡毛换糖，到诸暨就学诸暨话，到江西就学江西话。

张：我看到你们村里的人在一起，如果外地人也在场，就一会儿讲普通话，一会儿讲土话，这个过渡好像非常自然，这是什么原因呢？

C：我们村里会讲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开始不太适应，一会儿讲土话，一会儿讲普通话。比如，到东阳讲普通话会被人骂，现在不会了，现在也比较习惯讲普通话，别人讲普通话也觉得没什么，除了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不太会讲普通话，其他一般都会讲。

张：你们村里还有没有人种地、干农活？

C：没有人种地，但仍然是农民户口。前几年，我们村里买城镇户口的也有几个人，现在没有了。当初买居民户口是为了读书，一两万元一个户口，以后全部都要转成居民户口，因为已经没有田地了。

张：办厂、办执照会不会受到户口的限制？

C：不会的，户口和办厂没有关系。我办手套厂时，办执照、手续都跟户口没有关系。

张：你有没有想过把家搬到义乌去？

C：没有。

张：你们村里有没有人在义乌市区买房子？有没有搬出去的？

C：有的，一部分是在义乌做生意，便于工作就买了房子住，还有部分是买了房子以后再出租。经商办厂的人和其他人都认为，老了以后和子女分开住，一起住容易产生矛盾，如果没有条件那也没有办法。我们村有人搬到廿三里，把房子卖掉，但户口还在这里，搬到其他地方的没有。

张：村里朋友之间一般聊天聊些什么内容（按阶段）？

C：最困难的时候，就聊吃的东西，哪些好吃、哪些不好吃，过去吃什么、现在吃什么。条件好了，就不再谈吃的，而谈玩、谈旅游。鸡毛换糖的时候，谈哪里生意好做、哪里不好做，那个地方的人好不好。做小百货时，谈商品的事情，哪个好卖、到哪里拿货，只是聊一些大致的情况。办厂时，谈职工问题，是不是好管理，工人的素质好不好，谈销售、外贸。

张：村里人出不出去旅游？

C：村里老年协会组织老人出去旅游，钱自己出，有些还到国外去旅游。

张：办厂的人出去旅游吗？

C：有时候也出去的，做得太辛苦了就出去轻松一下。这样，既放松又长了见识，看了能不能和自己的生意联系起来。一般不会带家里人出去，办厂的人一般就去近的地方旅游，一两天就回来，很少到很远的地方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