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以耕织或农副业结合的小生产或小商品生产为特点的个体农民经济（或称小农经济），在世界大多数地区起源、成长与演变。它们曾经是欧亚大陆的普遍现象，但演变过程却差别很大，并由此造成各国农村现代化命运迥然不同。大体说来，农民经济在西欧较早得到改造：农民演变为企业家，小生产走上专业化和产业化道路，农村现代化成为那里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东欧、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的现代化起步于20世纪，这与上述国家农村现代化的迟滞有密切关系。历史昭示，传统或前近代农民经济的转变，是各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已经或正在证明这一点。

但是，对于农民经济、传统乡村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的制约关系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和现实课题，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解释还不充分，不论把该问题作为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有着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重要历史现象加以反思，还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实践考察其发展的利弊得失，都还缺乏令人信服的结论。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却不能清楚解释其创造物的演变机制。已经和尚未完成农民经济改造的国家，都面临这样的窘境。尽管研究者的目标和心境不同，但求解的愿望却是一致的。

战后，伴随现代化在西欧、北美与日本的完成和在此以外地区的兴起与深入，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进入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带给它们福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问题甚至危机，上述国家的人们不免对现代化这一迅速改变和重塑世界历史的时代潮流重新反省，并着手检讨轻视和否定人类文明史的母亲——农业社会的思维定势和社会实践。因此，继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所掀起的研究中世纪和乡村社会的热潮后，传统社会再次激起历史学家的研究兴趣。

第三世界为了彻底摆脱经济上贫困与落后，早日告别不发达状态，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必须扭转殖民地和独立后错误发展模式造成的二元经济这一不平衡发展格局，加快农村转型与发展步伐，实现农业现代化；而认识历史上的农村为认识现实的农村，及制定正确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观察角度。在此情况下，农民经济变迁问题理所当然引起世界各国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时至今日，农村在孕育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已为学者的研究所证明。

战后，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古晚期至近代早期，农村变革始终处于整个社会变革的基础和中心地位，没有传统农村和农民经济率先历史性跨越，就不可能出现西方社会后来居上的划时代变迁。美国学者沃伦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基本前提，是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它们逐渐改变中国与西方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角色定位。欧美原始工业化理论认为，西方近代经济持续增长早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是起源于18世纪的西欧城市，而是15世纪以来广大的西北欧农村。工业革命起源的时空范围应予放大，近代早期西北欧农村工业是其近代经济结构调整、组织与制度创新的策源地。美国学者舒尔茨主张，西方现代化的前提是农业率先成功，即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从而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积累了资金；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滞后与其传统农业长期延续有必然联系。

上述研究证明，中古晚期至近代早期，西方农民经济的实质性改造是社会变迁的核心、后劲与活力所在，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却没能如此。前工业时期东西方农民经济的演变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在以后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变迁中具有不同的能力、方向与结果。这一阶段的历史虽已结束，但它留下的思考却历久不衰，影响绵延不尽。

历史和现实还不断提出新问题。

中国封建晚期农民经济一直保持继续发展的余地，甚至愈来愈有后劲。例如农耕地区的延伸自东向西、从内地到边疆。农业所供养的人口从汉、唐盛世的五六千万，增加到鸦片战争前的4亿。没有粮食生产总量数倍增加这一物质基础为前提，18、19世纪中国人口激增是不可能的。谁也不能否认，农业综合生产力的取得完全植根于农民经济的基础上。这种发展的动力来自人口压力，为的是满足使用价值。尽管农业经济总量取得较大进展，但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农业仍然远离企业化的经营轨道，因而看不到其中所蕴藏的活力与后劲，不论农户微观效益还是社会宏观效益都未因此得以改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恢复了历史上长期实行的家庭生产制度，极大解放和激发了农村生产力，中国以占世界约7%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约20%的人口。时至今日，中国农村主导生产组织仍是家庭农场，即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生产组织既不是英格兰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雇工租地农场的农业体制，也不是美国那样的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换言之，当代中国农村的生产组织保持了传统农业的原始形态。但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生产力令人难以置信地喷涌和释放出来，13亿中国人初步跨入小康水平，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存质量得到空前改善。不仅如此，这二十年间，农村宏观效益也愈益明显地凸现：农业劳动力在人口中的比例持续下降，农业人均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农村产业结构大幅度调整，乡村工业化、城镇化正在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农业生产力增长和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协调前进。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农村在短短二十余年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迁，绝大多数地方一举摘掉了贫困落后的帽子？为什么满足温饱这样历史上几千年不曾做到的事情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可以实现，并实现了农村宏观效益的历史性进步？对历史上农村不发展原因的探讨，可以在现实成功发展的农村的经验中得到间接验证，反之，中国农村就整体而论距离实现现代化还有艰难征程，历史上农村落后的幽灵还在现实农村徘徊游荡，农民向农业企业家的转变因地而异，农村进步也随之消长，制约历史上的农村进步的教训值得今天的农村在实现现代化的征程中反思借鉴。

关于农民经济，国外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从理论解释到实证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为了扩大本课题的研究视野，深化对农民经济及其变迁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下面对国外农民经济相关流派的基本观点做一述评。截至目前，前苏联和欧美对农民经济进行过深入、扎实研究的主要有4种学派。它们是：（1）恰亚诺夫学派；（2）过渡问题研究；（3）原始工业化理论；（4）新古典经济学。国外学者揭示的西欧与中国农民经济演变的机理不完全适合中国历史实际，我们不应该生搬硬套他们的研究结论。不能将西欧农民经济变迁的道路作为坐标系，刻意比附与要求中国的历史同轨迹演进；但作为参照系，其成功转变所揭示的走出农民经济的一般原则，对我们反思清代华北乃至近现代中国农民经济长期延续现象，仍不失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