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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本课题分5章进行了研讨，提出和回答了许多问题，各章也都做了相应的小结，表明了作者的基本观点。在结束本书之前，笔者拟将全书的论点进行简要的归纳，以便于读者了解本书的结论。
第一，历史进步的基础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生产力，这是本书从全部研究中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如前所述，进入20世纪国内外学者就历史变迁的动因问题展开过多次讨论或论战，学派叠出，学说纷呈。但不论是“贸易起源说”或“商业化模式”、“人口学模式”、“阶级根源说”，还是“资本主义萌芽论”，都经不起更大时空范围的历史证据的检验。这些证据表明，上述论点受到本国或他国历史经验的挑战，难以自圆其说，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答案。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物质生产力这个最重要的历史运动基础与解释机制，抽象出这种或那种历史因素作为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因。然而，这种或那种因素的变化又受制于特定物质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它们自身也同样是“被决定”的因素。
社会变迁是历史进程演进的阶段性结果，它们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都会有实实在在的体现，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亲身感觉和体察到。但解释变化的原因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原因往往是隐蔽的、复杂的。仅就其复杂一面而论，既有直接的和微观、中观层次的原因，又有根本的、终极的和宏观层次的原因；既有物质的、经济的原因，又有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上述论者的缺陷在于，将直接的和微观、中观层次的原因作为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因，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物质生产力在决定与解释长时段历史变迁中的决定作用。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与20世纪、特别是战后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历史动因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经验实证问题，因为说到底，理论必须接受历史经验的检验。本书5章中使用了大量的经济社会史资料反驳了前述各种假说，目的是想说明：归根到底，农村物质生产力的进步与否决定了清代华北和农业英格兰农村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不同结果。
本书从农村物质生产力的角度探讨清代华北农民经济没能实现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原因。笔者认为，清代华北农村生产力状况的落后性及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艰难进程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对物质生产力特质做出准确判断的问题，例如前文已经指出“过密化”、“高水平陷阱”不符合清代华北农村的实际。清代华北农村经济并非如某些国外学者所言的“过密化”，或落入“高技术水平”的“陷阱”之中难以自拔，而是尚属经营粗放，农田水利失修，耕畜不足，农业技术进步衰滞，粮食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迟缓；在工副业方面，清代华北的棉纺织业还处于小生产阶段，纺织工具落后，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化程度较低，商业资本在生产领域裹足不前，制约了棉纺织业向产业化的转移。清代华北农村的物质生产力仅有外延发展或领域的扩大与调整，而无实质性的突破。例如外延的扩大包括耕地和粮食总产量的增加，诚然粮食总产量的增加也有农业改制与扩大高产作物种植的贡献，它们表明了清代华北农村的土地利用向深度与广度拓展。领域的调整诸如麻纺织过渡为棉纺织，种植业为主过渡到种植业与工副业并重，在有些农业生产效益较差的地区工副业甚至成为“主业”。
但是，这些变化都是非实质性的，例如农业和手工业的工具没有任何突破，人力仍然是最主要的动力来源，生物能源和自然能源在生产领域利用较少，机械能源尚无发明；两者的生产规模狭小，生产组织没有创新，农村的生产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变化甚微，劳动生产率没有推进，生产方式没有经历从谋生型向牟利型，或者说从使用价值的生产向交换价值的生产的转变。物质生产力或整个经济基础在小生产或农民经济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小商品生产在华北农村尚不占有主导地位。这种状况怎么能够期待或苛求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和上层建筑出现根本变迁呢？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变迁，那岂不成了人为地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过渡”吗？因此，在传统社会或其向近代社会的过渡时期，城乡物质生产力的质与量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时，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建立起来的。
相比之下，农业英格兰农村为近代社会的兴起创造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其城乡的生产力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性变革。在英格兰，虽然中世纪的农业生产水平还远不如中国，但黑死病前后以来，其农村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选择已经有别于中国。例如新轮作制以种植豆科与饲料作物取代休耕地，比较好地处理了增加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畜牧业比例加大，农牧业紧密结合，肥料得到较充分的供应，地力耗竭这一困扰中世纪粮食生产的难题彻底解决了；养羊业和毛纺织业在农村就地获得优质原料、廉价劳动力、丰裕的水利动力、实力雄厚的商业资本与广泛的市场需求等强有力支持，成为工厂制以前最重要的非农业生产部门。畜牧业的大发展加速了乡村毛纺织业成为民族工业的进程，乡村工业变为近代早期新的经济增长点。农业和纺织工具普遍而言都有阶段性创新，特别是生物能源（挽力）、自然能源（水车和风车）和机械能源（农业机械）在农业和纺织业生产中的应用日益扩大，其解放劳动力程度和劳动生产率之高，是清代华北农村无法比拟的；两个生产领域资本主义关系都在成长壮大，雇工租地农场和家内制使农村宏观经济效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生产组织、生产规模、生产方式、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农村的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进入近代型发展的轨道，上述新的演变趋势对小生产与农民经济的转变发挥了巨大推动、瓦解作用。研究英格兰资本主义的起源，首先要弄清楚其城乡的物质生产力发生了哪些本质变化，它们为英格兰近代社会的兴起奠定了怎样的基础，为其现代化的“起飞”创造了什么条件。只有将这些制约社会变迁的基础层次的问题弄明白，才好理解与解释其他领域的变化。只有进行国家之间扎实的比较研究，才能科学地认识英格兰发生变化的原因，以及清代华北缺乏变化的原因。
第二，物质生产力既是历史变迁的终极动因，又与其他历史因素具有互动作用，不承认这一点就是机械唯物论或经济决定论，这同样是本书从全部研究中得出的重要结论。物质生产力不能简化成为单纯的技术发展史，不能离开交换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与上层建筑孤立地研究物质生产力的变化，恰亚诺夫的农民学、不发达社会学和原始工业化理论等等概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局限性。传统社会城乡物质生产力的质变何以长期停滞不前？为什么一切物质生产的进步都是在人口压力下被迫取得的？为什么只有总产量的增加而无人均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近代社会物质生产进步的机制是什么？传统社会物质生产的旧机制（人口压力的推动）如何向近代社会的新机制（市场导向）转变？或者说，传统社会缺乏哪些刺激生产力持续增长的因素？怎样才能使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充满生气、活力和后劲，获得强大的动力源泉？为什么在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农民经济向近代生产组织的转变如此步履维艰？说明上述问题，单纯从物质生产力本身不能找到答案。因此单纯的经济史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经济史必须与社会史相结合。物质生产力的变化不能脱离运作机制与活动主体的变化，或者说，变化往往是双向互动的。在历史上，要么双向都取得实质性变革，从而顺利地完成向近代社会的转变；要么双向都缺少实质性改变，向近代社会过渡没有动力源泉。清代华北与农业英格兰分别是这两种类型社会的典型代表。因此，历史学必须研究社会对经济的影响或反作用问题。
资源观和阶级结构的转变是推动传统社会物质生产力进步的两个杠杆。前者要求平等地看待政治、经济资源，即富与贵都可以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殊途同归；同时，配置资源方式不再仅仅凭恃特权，而是通过生产经营在市场交换中积累财富。资源相对于需求总是稀缺的，因此上古社会靠血统门第，中古社会靠政治身份，即都是凭借着特权占有资源，经济资源是占有政治与社会资源的副产品，即走由贵而富、富贵合一的道路。社会尊重通过苦读获取政治资源的人，并给予优隆的社会地位与特权；排斥与歧视经商致富者，他们成为“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中最末等卑微的。相应地，社会只承认劳动在满足自身需求时的正当性，反对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与获取价值。其结果是，既然不提倡从生产活动中获得财富，那么就没有改进与扩大生产的动力，生产也无活力；既然社会歧视富者而尊重贵者，那么人们追求的是与传统社会有向心力的政治特权，轻视与传统社会有离心力的旨在获利的经济活动，没有政治身份的富商大贾是没有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的。因此，贵必然富；富而求贵，然后再以特权积累财富，经营致富者配置资源的方式具有高度后退倾向。整个社会中没有人与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组织建立起稳定的关系，市场结构与阶级结构自然不能改变。它们的僵化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我们说英格兰是资本主义关系成功转变成现实的典型，中国清代是资本主义萌芽没有成功地转变的典型，除了两国既有的物质生产力的基础差异较大之外，资源观与阶级结构的不同变化趋向成为影响两者物质生产力发展迥异的社会反作用力。
清代华北资源观与阶级结构转变迟滞。不能平等地对待经济与政治资源，配置资源的方式没有从特权转向市场，社会不能按照人们的经济地位给予相应的社会地位，商业型、企业型、应用型人才的成功之路没有打通，整个社会没有经历从“官本位”向“重商”的时代性跨越。这种局限在制度组织和阶级结构上表现为：清代华北商品生产的市场体系没有发育，农民、商贩的交易活动都依赖经常性市集，市集承担着服务于农家和社会简单再生产功能，市镇作为二级市场发育迟缓。商品生产市场缺乏与商品生产主体缺乏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制约了农村阶级关系与阶级结构的转变。清代华北农民生产者的阶级分化以及地主、商人的资产阶级化基本没有出现。它们使农民世代固守家庭农场的谋生模式，恰亚诺夫的逻辑统治着华北农村，农民微观经济难以取得突破；少量的雇工经营农场虽然存在，由于资源观的局限也难以进一步发展；商业资本同样由于资源观限制了向生产领域和产业资本的转移，佃富农和富商大贾梦寐以求的是跻身于官场，改换门庭，光宗耀祖。因而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多用于封建性消费，回流于生产领域的资本与人员减少萎缩，资本主义发展缺乏资金和阶级基础的支持；贵族官僚地主完全仰仗皇权赐予的政治资源，二者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使前者的阶级属性异常稳定。以上4种人员传统生存模式的维持，使清代华北农村的阶级结构维持着超稳定结构。在此状况下，任何对历史活动主体与国家行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期待都是一种奢望。
在资源观与阶级结构转变方面，英格兰不仅走在清代华北的前面，在西欧也首屈一指。英格兰贵族很早就具有商业意识。在中世纪，贵族自营地或集中经营，或小块出租，价格成为变化的杠杆。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农产品和畜产品价格上涨时，圈占公地和农民份地谋取利益。伴随维兰劳役折算为货币地租，贵族、乡绅的自营地已经严重依赖雇工生产，代表地主利益的劳工法案的出台就是明证。英格兰地主有经营自营地的传统，熟悉农产品市场，较早具有商业化生产的实践，从商品化中饱尝扩大收入的甜头。因此，从中世纪至近代早期，他们的生产规模总是与农产品与畜产品价格波动相一致，价格不断推动与刺激生产的改进与扩大。因此，他们不排斥工商业，国家也没有像法国那样出台限制贵族经商的政策。
正如布瑞内尔的研究所揭示的，英格兰1000～1500年经济和社会变革得益于国内广泛而深入的商业化。领主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而建立市场、市集和城镇，将领主权派生的各种实物和劳务收益货币化，封建领地粮食生产较高的商品率，上层农民家庭较高的剩余率，农村羊毛和矿产品，城市的纺织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属性，城镇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上严重依赖于农村等因素，都推动了英格兰城乡商品货币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建立。在14世纪危机的特定形势下，商业化反过来逐渐摧毁了领主权及其人身依附关系，使一切资源都自由流动起来。地主的剥削不再是经济资源的低回报率和超经济强制的奇异组合，而是顺势地进行制度更新，如将习惯租佃变为副本和契约租佃，将世袭或终生租期改为或长或短的固定年限租期，将小块租地变成大块租地，将习惯地租和领主权剥削的双重构架转变成单一的竞争地租，将模糊不清的封建土地产权关系转变为绝对的私人财产权利体系，并最大限度地集中于土地所有者手中，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开来等。总之，通过经济的原则即市场竞争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建立起来。也正因为如此，农民的财产积累才得以更快更大地发展，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农场主阶层逐步转化为农业资本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和农业资本家联手，完成了农民经济的改造。
在资源观方面，贵族与乡绅首先是地主，拥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出任中央与地方官职完全是其社会地位的结果，而不是相反。贵族、乡绅不是仰仗于王权，而是作为大地产者与王权平等地合作，参与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在那里，富就有社会地位。国家实行的不是“官本位”，而是“重商主义”。一切靠诚实劳动取得财富的人都受人尊敬，有无政治身份并不重要。因此，至少从都铎王朝开始，成功的道路是多元化的，企业界、商业界和知识界的成功人才可以取得贵族、乡绅这些标志社会地位的称号。英格兰贵族、乡绅既担任与王权有向心力的国家官职，又从事与封建制度有离心力的牟利性经营活动。一旦两者利益发生抵触和对立时，他们就运用手中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权力对抗王权，推行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当王权成为他们利益的绊脚石时，他们就以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王权，建立资产阶级的政府。
应该说，英格兰农村资产阶级化的土地所有者，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确保了英格兰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顺利地成长，决定了英格兰农村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中得以发挥带头和基础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农村中涌现出的一大批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没有他们在中央、地方政府和议会两院中的统治优势，就不会有古典资本主义农业改造的道路。英格兰的贵族、乡绅热衷于农业实践，推动农业耕作方式从三圃制向新轮作制的转变；他们追逐商业利益，从15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开展圈地运动，使农村封建土地所有权转变成为资本主义的私有权；在圈地中他们剥夺小生产，建立起规模经营的资本主义雇工租地农场，使生产方式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他们不再只充当土地兼并者的角色，而是将相当一大部分收入投资于农场的固定资本建设，为约曼为代表的租地农场主创造了资本主义经营的条件，成为物质生产力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英格兰近代早期内河航运系统的建立，离不开贵族的倡导与扶助。在铁路时代到来前，他们建立国内市场和发展工商业，需要内河水路四通八达，使工业原料、农产品和其他商品货畅其流。
在英格兰，市场体系的发育与阶级结构的转变，既是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以强大的反作用加速了生产力的进步，迫使农民经济转化。良好的政治空间和政策导向是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边际效益和利润率是农村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后劲和活力所在。在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时作用下，约曼加大农业生产的资金、技术、设备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投入，农业的利润率不断得到提升，农业如工业一样成为在平均利润率之上的经营性企业，两者都与传统农业和传统工业所代表的小生产方式分道扬镳。
唯物史观承认“现实的人”是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而社会财富特别是物质财富生产的承担者主要是劳动群众，因而从宏观意义上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但唯物史观所说的“现实的人”，是指生活在每个特定时代和生产关系之中的人，他们不仅包含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统治者、被压迫者，也包括统治者和从事精神文化生产活动的精英，后者也一起参与了创造历史的活动，他们同样是物质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的创造与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最后会形成一个“合力”，共同作用于历史总进程。但是，历史上构成这个“合力”的力量并不是在各阶级、阶层间均衡分配的，每个阶级、阶层对“合力”贡献的大小往往取决于各阶级、阶层力量的对比。那些具有较强经济、政治力量的阶级、阶层，势必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而“合力”中他们那份力量就会占有更多的比重，历史进程也自然会相应朝向符合他们的利益、要求的方向演进。
由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内容包括从中世纪中期以至当代千余年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主要任务是说明近代工业世界的兴起。他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主要是由于该国在16和17世纪时，社会和政治结构、人民精神面貌以及价值标准已经发展到适合于工业化的程度……工业革命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可怕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大变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