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我们在战胜“非典”疫情和水旱灾害的情况下，国民经济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出现了速度比较快、物价比较低、效益比较好、活力比较强的良好局面。2004年，经济运行正处在上升阶段。历史经验和经济运行的各种参数都告诉我们，在经历了连续6年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之后，国民经济运行又到了一个新的关节点。如果各项调控措施得当，把需求的增长控制在合理水平，我们就能顺利渡过这个关节点，使平稳快速增长的势头长期保持下去；反之，如果宏观调控反应迟钝或反应过度，使需求的增长出现较大波动，都会影响目前来之不易的局面，甚至使经济形势出现逆转。在这个关键时刻，宏观调控政策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要进一步把握好经济总量的大体平衡。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是实现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前提。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出现大起大落，都是源于经济总量平衡出现问题。在经济上升阶段，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欲望增强，合理把握总需求的增长尤为必要。目前，居民消费行为已趋于成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比较稳定，除个别热点产品外，不会出现排浪式消费热潮。因此，合理控制投资增长速度、特别是支撑投资增长的银行贷款增长速度，就成为保持总量平衡的关键之举。2003年12月末银行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21.1%，比前四年的平均增速高10个百分点，显然偏快。令人欣慰的是，由于适时采取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贷款增幅从2003年9月份开始，已连续4个月下降，12月末月环比增幅为-0.4%，说明从年初开始出现的贷款增长偏快的趋势已得到有效控制。2004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又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适度调整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把握好信贷投放规模，也就大体上把握住了经济总量的平衡。为此，应进一步完善金融调控手段，提高调控的及时性、有效性。鉴于2003年四季度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已开始回升，12月份企业间商品批发价格同比上升6.3%，其中投资品价格上升6.8%，消费品价格上升5.3%，应密切关注价格走势，把握好货币发行总量，确保币值稳定。由于商品零售价格已连续六年下降，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仍比1997年低0.7%，2002年底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仍比1997年低5.1%，2004年把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控制在2%左右是比较理想的。要注意基础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食品、重要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波动，注意这些产品价格的波及效应。

二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着力调整投资结构。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其中社会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这是几年来运用国债投资所期盼达到的效果。投资增长主要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推动而非政府推动，是这一轮投资增长的突出特点。通过市场竞争，效率高的企业得以发展，效率低的企业则被淘汰，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但是，目前投资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符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求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投资比重偏低，而粗放型的一般原材料工业投资增长过猛，包括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资源密集型和高耗能产业，投资增长50%到一倍以上。这说明，新一轮投资增长，不符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跳出粗放型增长的窠臼，投资效益不能得到提高，就会回到过去高投资、高消耗、低效益的老路上。与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猛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3年1～11月对农业的投资仅增长4.7%，比上年同期下降30个百分点，农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下降0.6个百分点。这与重点解决“三农”问题的要求很不相称。要加快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目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滞后，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在投资结构中，要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发展，加快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总之，要抓住经济上升期的有利时机，引导资金投向，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三要集中力量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农民和纯种粮户农民收入连续六年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由1997年的2.5∶1扩大到去年的3.2∶1，人均实际购买力约为6∶1。这不仅影响大多数农民生活的改善，而且影响整个内需的扩大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这些政策措施，不仅需要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广大农民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各部门和城市的支持，要真正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相信2004年农民收入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希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能早日得到遏制。经济生活中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城市就业压力加大。2004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加快，下岗分流仍将继续，原有的下岗职工有600万人尚未实现再就业，新成长劳动力1200万人，其中包括280万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人数将会增加。三股就业人流汇合一起，将使城镇就业矛盾处于十分尖锐的状态。2003年7月，中央召开了再就业工作会议，制定了扩大就业的政策措施，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又强调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提出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采用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2004年国家财政用于支持就业的资金将达到83亿元，比去年增加36亿元。要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帮助下，通过待业人员自身的努力，使就业矛盾逐步缓解。

四要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提高消费率。在2003年经济增长中，投资的增长成为主要拉动力量。全年投资率高达47.2%，成为改革以来投资率最高的年份，比前7年的平均水平高9.3个百分点，比1980～2000年的平均水平高10.1个百分点。在加速工业化阶段，投资率高一些有其必然性。但是，像2003年这样高的比重，显然是不合理的。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必然导致生产能力的过剩，在内需不足的矛盾仍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过高的投资率必然会加剧供大于求的矛盾，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所以，要把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使用中的比重，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为此，要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必须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调整消费政策，发展消费信贷，取消一切限制消费的过时的规定。进一步培育和扩大住房、汽车、通讯、教育、服务等新的消费热点。2003年，中国外贸总额达8512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4%，远远超过美国、日本18%～20%的水平。像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主要依靠内需的基础之上。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应当作为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基本方针。